「她現在怎麼想呢？」
「她想離開這裡，只是沒有錢。她想回到自己出生的國家，她覺得可能是荷蘭，但是她不知道。她說那裡有結著果實的樹，有時候會很冷。就知道這些了。我覺得她為了記起更多，都想得有些傻了。這對所有人來說都是很悲慘的事情：就像早上起來不記得自己是在哪裡過的夜，甚至更糟糕。想象一下，不記得自己是從哪裡來的！」
「她的母語是什麼？」
「那也是個謎。」布里克斯說，「她從一個荷蘭水手那裡學了荷蘭語，然後又在不同的妓院裡學了阿拉伯語、義大利語和其他各種語言。她把它們都混到了一起。」
「唉，這真叫人難受，但你什麼也幫不了她。」
「我能盡綿薄之力。我打算給她一些錢。」
當我們還在開羅的時候，布里克斯在一家理髮店被搶了兩百英鎊。這幾乎是他從上一次遊獵中賺到的所有收入。我猜他還剩下五十英鎊，但我知道他是個無可救藥的博愛主義者。我想，任何想要從布里克斯身上訛到一英鎊的人都必須冒生命的危險，或者就是缺胳膊斷腿。但如果有人問他討一先令，那他一定能拿到二十。
「是你的錢，你的高尚情操。」我說，「但你怎麼知道她說的是真的？」
布里克斯起身聳了聳肩：「任何下場像她這樣悽慘的人，都不會願意說真相的吧。但我覺得她說了一部分真話。不管怎麼講，你都別指望拿幾英鎊就買到真理。」
我們上樓，想要睡一會兒。我將床墊從床上扯下來，直接睡在彈簧上，一件衣服都沒脫。大約十分鐘以後，就聽見布里克斯在他那間房間的地板上發出如雷的鼾聲，我知道，他一定覺得地板就和這些年來他當床睡的林地一樣舒服。
我不知道他會在何時以什麼方式將錢捐給那個女人，用以反抗這世界的壓迫。我猜當他告訴我這個打算的時候，就已經給了。總之，當我們凌晨四點三十分準備離開她這間悲傷破爛的道德敗壞之所，我們的女主人已經起床在廚房忙碌。
我看不出她的臉被新的希望之光點亮，或者相比昨夜，她的雙眼中閃現著更為振奮的光芒。她沉默寡言、不修邊幅，正像一個典型的被遺棄的女人。但她煮了一壺茶，又以憤怒的姿態揮開桌上千年不散的蟑螂。當我們喝完茶，走出院子，走向依舊漆黑的街道，這個妓院老闆在門口站了很久，燭淚不停滴到她手上。這是我們在眾神的花園裡見到的唯一的光亮。
我們越過錫德拉灣，先在的黎波里，然後在突尼西亞降落。最後，我們終於再次看見青色山脈，抵達沙漠的盡頭，也抵達了非洲的盡頭。
或許，當我從突尼西亞機場起飛的時候，我該盤旋一兩週，並搖擺機翼以示敬意。因為我知道，儘管非洲會萬古長存，卻不會再是我記憶中或者布里克斯記憶中的樣子。
對於離去又復返的人們來說，非洲永遠不會保持原樣。它不是一片充滿變遷的土地，卻有萬千情緒。它並不無常，但它不僅照顧人類，也照顧著各類物種，它不僅僅哺育生活，還哺育著文明。非洲目睹過消亡，也目睹過新生，所以它可能意興闌珊，可能不為所動，可能溫情脈脈，也可能憤世嫉俗，一切都瀰漫著因太多智慧而生的倦怠。
今天，非洲可能像是塊只在一步之遙的「應許之地」，但明天，它可能再次成為黑暗大陸，變得封閉、孤傲，突然對自伊甸園時代開始就依附於它的勞苦大眾失去耐心。在各大洲組成的大家庭中，非洲是靜默而沉思的姐妹。幾個世紀以來，帝國主義就像流浪騎士一樣不斷前來獻殷勤。但她都一一謝絕了，因為她太過睿智，對他們的鍥而不捨也略覺厭倦。
盛氣凌人的迦太基人曾將非洲視作他們的一個省，他們的明日帝國。這個希望被今日早已不再是羅馬人的羅馬子民毀滅，而他們撤退時的腳步，又比愷撒在騎兵陣前的撤軍更不堅定。
所有的國家都聲稱擁有非洲，但沒有人能夠完整地擁有它。將來它會被征服，不是屈服於納粹或法西斯，而是臣服於能和它比肩的堅貞，臣服於懂得它並能分辨財富與成就的睿智。非洲與其說是原始大陸，不如說是儲藏基礎和根本價值觀的寶庫；與其說是蠻荒之地，不如說是我們不熟悉的召喚。不管它用多麼醒目的野蠻裝點自己，那都不是它的本質。
「我們會回來的。」布里克斯說。我們當然會，但當我們飛向地中海的撒丁島，突尼西亞的海岸線還在我們機翼下方，非洲似乎根本沒有留意到我們的離去，或者它根本就不在乎。所有的一切終將重歸它的懷抱，甚至是我們這樣無關緊要的存在。
我們找到了撒丁島，然後抵達卡利亞里，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最後一個法西斯要塞，卻足足扣留了我們兩天。首先，我被懷疑不是女人，而是偽裝的男人。其次，由於我們的護照上都有過衣索比亞的簽證，所以他們推斷我們兩個一定都是間諜（顯然也都不夠聰明）。最後，審問者終於決定放行。
他們釋放我們時的不情願幾乎催人淚下。這裡又是一群榮膺「全球最佳著裝軍隊」獎的軍官與士兵，閒得骨頭髮慌，數星期來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等待著外國飛機的降落，這樣他們不僅能獲得敲擊扁平橡皮圖章的機會，還能將上面的乘客團團圍住，並將他們當作俘虜關起來。我們在離開卡利亞里的時候計算了一下，原本不出一週就能完成的六千英里航程，義大利軍方讓我們多耽擱了足足十天。
在卡利亞里和戛納之間，我們遭遇了整段旅程中真正危險的天氣。蔚藍的天空變成了不斷膨脹的雲團堵在風口，雨幕遮住了我們的視線。
「豹蛾」自信地承受著這場挑戰，但當風速達到每小時六十英里的時候，我們還在撒丁島上空。我採取超低空飛行，知道海就在前方某處，尤其清楚這島上只有一個機場——它就在我們身後某處。法國的海岸線彷彿比我們在內羅畢起飛那一刻離得更加遙遠。
我轉身朝布里克斯微笑，他也回以同樣歡快的微笑：也就是說，毫無笑意。我意識到，在這樣的氣候條件下，乘客要保持鎮定可比飛行員難得多。尤其是對布里克斯這樣的人來說，他向來習慣於自力更生，不管是什麼情況下都喜歡親力親為。但眼下他只能坐在那裡，和行李一樣無用，也和行李一樣無助，知道我們沒有可以用來導航的無線電或者特殊裝置。
迫降是不可能的，勉強嘗試的結果只會讓保險公司委婉地表示，保險合同已「一筆勾銷」。身後的暴風雨也已經像陷阱般合攏，我們只有橫向飛往海面。我將機頭保持在航線上，機身傾斜二十度。飛機就像被困在颶風中的紙屑，控制著地球的自然力量再次向覬覦它冠冕的人類宣示其所有權（同時也表達了它的蔑視），我也感受到了所有飛行員都感受過的無力感。
保持在一百碼的飛行高度，我們看見陸地碎裂為海洋，看見海洋用蒼白絕望的手臂拽著狂風。藍色的地中海不再是旅遊手冊裡的地中海，而是尤利西斯的海洋，狂風掙脫風神的控制流竄其上。所有的風都掙脫了枷鎖。
「現在不可能降落。」布里克斯說。
我搖了搖頭：「從碰上暴風雨那一刻起就沒可能了。我們不能一直飛這麼低，所以必須上升。」
我儘可能仔細地測量了偏離的角度，重新將航向設為戛納，然後開始爬升。我們向上飛，一英尺一英尺地上升，但感覺絲毫不像飛行，而像和看不見的敵人賽跑，他們不斷朝我們揮拳，即便在黑暗中也招招命中，每擊中一次，飛機就發出一陣呻吟。
在五千英尺的高度，仍是一片昏暗，七千英尺、八千英尺，依然如此。我開始覺得天色本該這樣，但「豹蛾」這個名字貨真價實，它伸出利爪順風暴的脊樑往上爬，到一萬英尺的時候，終於找到了頂點。它找到的這片天空如此湛藍寧靜，好像撲閃翅膀就能將它擊成碎片。我們在白色的雲堆上滑行，就像賓士在雪地裡的雪橇。光線亮得讓人目眩，就像夏天照射在北極的光芒，事實上那也是北極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轉身來看布里克斯，但他已經帶著孩童般的信念沉沉睡去，堅信這樣明亮的世界中不可能有任何災難。
至於我，我無法確定偏離角度是否計算正確。「零高雲幕」（ceilingzero）這個詞顧名思義，人人都懂，但對於飛行術語來說，還缺少一個同樣簡單的詞彙來描述對雲下狀況的一無所知。「零高地板」（floorzero）似乎不是什麼好詞，但我拿它來拋磚引玉，以同樣的慷慨，我決定用「跳雲」（cloud-hopping）來形容飛行員在雲朵間尋找空隙下降，避免因盲目而墜機的努力。
我們滑行的這一片白色平原上無邊無際，也沒有空隙。它由水汽凝成的冰組成，耀目的光線，以及空氣中的舒暢與寂靜，讓人們不相信也不希望下面還存在著另一個世界。要相信下面的世界不存在很容易，幾乎都要祈禱這是真的。但此刻沉迷於這種微妙的虛無主義是不明智的，如果我們偏離航道，即便只是幾度，也很可能導致我們降落在西班牙或者義大利的海岸上——甚至，可能是無所不在的海洋。
我正準備再次檢查儀表——只是出於習慣，因為此刻沒有參照物來重校指南針，它們根本派不上任何用場——「豹蛾」開始劇烈震動，把布里克斯從睡夢中驚醒。他在強光中閉上眼睛，低聲咒罵著。
「我們到哪兒了？」
一分鐘以前我還無法回答這個問題，但剛才的顛簸只能說明下面是山脈，而且是科西嘉島的山脈。雖然我從沒根據無法觸控（更別說無法看見）的東西判斷過我的方位，但這次我做到了。
我在座位上鬆了口氣，宣佈一個小時後將抵達法國海岸，並讓布里克斯注意看海岸邊的阿爾卑斯山。但我們根本就沒能看見。一小時後，我們從潔白的冰雪世界下降，從一千英尺的高度看見戛納就在十英里開外。我們在巴黎過夜。第二天中午，湯姆·布萊克、布里克斯和我坐在倫敦梅費爾區，身邊圍繞著便利舒適的現代文明，同為非洲舉杯。因為我們知道，非洲已離我們而去。
有一天，布里克斯會與它重逢，我也一樣，但它依然離我們而去了。再看見它不代表能再活一次。你總是可以重新找到過去的那條小路並漫步其上，但你所能做的不過是說：「啊，是啊，我記得這個轉彎！」或者是提醒你自己，雖然你還記得這令人無法忘懷的山谷，但這山谷早已不再記得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