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幾乎很少做那些值得做的夢，起碼沒有任何一個值得記錄。我的夢並不神秘，裡面都是些明理的人，他們做合理的事，而其中最講道理的人就是我。夢中所有人都有一副平靜的嗓音，就像那位在一九三六年九月的某個清晨，打電話到埃爾斯特里找我的人，他說英格蘭西部與愛爾蘭海上空有雨和迅猛的頂風，而且風向變幻不定，大西洋中部天空晴朗，紐芬蘭海岸則霧氣瀰漫。
「如果你還是決心要在這麼晚的季節穿越大西洋，」那個聲音說，「根據航空部的預測，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這段時間，大概是能預計到的最佳時機。」
那個聲音還說了些別的事情，但並沒說什麼長篇大論，接著它就消失了。我躺在床上，有些懷疑這個電話以及打電話的男人是否只是我平淡無奇的夢境的一部分。我以為，如果我閉上眼睛，這條虛幻的訊息將會變化重組，於是，當我再次睜開眼睛時，那將會是平淡無奇的一天，平淡開始，平淡收場。
但我當然無法閉上眼睛，也無法停止思維、阻擋記憶。我可能躺了一小會兒，依舊記得事情是怎樣開始的，我漫無目的地不斷告訴自己：到明天早上，你要麼已經飛躍大西洋到了美國，要麼沒飛成。無論如何，你都該在今天試一下。
我凝視著阿爾登翰住所臥室的天花板，它和所有的天花板一樣平淡無奇。感覺焦慮多過堅定，莽撞遠勝於勇氣。我對自己說：「當然啦，你沒必要這麼做。」這麼說的同時，也深知沒有什麼能夠動搖我對自尊許下的承諾。
如同一開始那樣，我可以追問：「為什麼要冒這個險？」我也可以回答：「為著順應天賦。」一個水手生性就該遠航，一個飛行員生性要去飛翔。我想這就是我飛越兩萬五千英里的原因。我能預料到的是，只要我有架飛機，只要天空還在，我就會繼續飛下去。
這一切並沒有什麼非凡之處。我掌握了一項技能，曾費盡艱辛才得以掌握它。我的雙手學會了駕馭飛機的技能，這技能憑藉的是熟能生巧。現在它們已遊刃有餘，就像鞋匠的手指操縱錐子。只有「操控」才能為人類的勞動帶來尊嚴。當你的身體體驗到你賴以謀生的工具帶來的孤獨感，你就會明白其他的事物：試驗、無關緊要的職位、你曾緊抓不放的虛榮，對你來說都是虛妄。
事實上我自己對創造飛行紀錄從來不是很感興趣。有些人以為這類飛行是為了招來仰慕和公眾關注，或者更不堪的目的。但所有的飛行紀錄——從路易·布萊里奧一九〇九年第一次飛越英吉利海峽的飛行，到金斯福德·史密斯由舊金山飛抵澳大利亞悉尼的飛行，都不是由業餘飛行員創造的，也不是由飛行新手創造的，他們都經過失敗的千錘百煉，都是行業中的行家裡手。這其中不存在弄虛作假。帶著純粹的敬畏與純粹的抱負，他們這群人值得你不僅僅是嘗試著去跟隨。
卡貝里家族當時在倫敦，而我記得有關他們家晚宴的所有細節——甚至選單。我記得裘·卡貝里和她的每一位客人，以及那個名叫麥卡錫的男人，他來自桑給巴爾，俯身越過餐桌說道：「j.c.，你為什麼不讚助柏瑞爾的創紀錄飛行呢？」
我可以躺在那兒，懶洋洋地盯牢天花板，回憶起j.c.就事論事的回答：「許多飛行員已經飛越過北大西洋了，從西到東。但只有吉姆·莫利森從不同的方向飛過：從愛爾蘭起飛。還沒有人從英格蘭起飛過——無論男女。我只對這個感興趣，別無其他。如果你想試試，柏兒，我會支援你的。我想埃德加·佩斯瓦會造一架可以擔當此任的飛機：如果你要飛的話。想試一下嗎？」
「想。」
我清楚地記得自己這麼說，記得比其他事情更清楚——除了j.c.咧嘴露出幾近殘忍的微笑。他的這一席話讓此項協議蓋棺定論：「就這麼說定了，柏兒，我來造飛機，你來飛躍大西洋——但是，天吶，就算給我一百萬我也不幹啊。想想那些漆黑的海水！想想它們該有多冷！」
我兩者都想過了。
我將兩者都考慮了一番，接著考慮別的事情。我已經搬到了埃爾斯特里，距離位於格瑞夫桑德的佩斯瓦飛機制造公司只有一小時航程，有三個月的時間，我幾乎每天都開著租來的飛機飛到工廠去看他們正為我造的那架「織女銀鷗」。我看著它誕生，看著它成長。我看著它的機翼漸漸成形，我看著木頭和纖維覆蓋到模型上，組成它修長光滑的機身，我也看到它的引擎被裝進它體內，被穩穩地裝了進去。
「銀鷗」擁有藍綠色機身、銀色雙翼。埃德加·佩斯瓦精心打造了它，憑著技藝，也懷著擔心：作為老飛行員的精心，作為設計大師的技藝，作為朋友的擔心。事實上這架飛機只是航程六百六十英里的競技性機型，但它經過特殊設計的起落架可以搭載額外的燃料和汽油箱。油箱被裝進機翼內，裝進機身中間，也裝進座艙內。在座艙內，他們在我的駕駛座四周圍了一道保護層，每個油箱都有獨立活栓。活栓很重要。
「如果你開啟了一個，」佩斯瓦說，「卻沒有事先關閉另一個，你就可能遭遇氣塞。你知道座艙內的油箱沒有測量儀，所以最好先讓一個完全用完，再開啟下一個。你的飛機引擎可能中途熄火——但它會再次啟動。它是哈維蘭德吉卜賽型發動機，吉卜賽人永不停止。」
我和湯姆談過了。我們花數小時的時間研究大西洋的航線圖，我發現這位莫洛燃油公司的智囊、如今英格蘭最優秀的飛行員之一，已經用他的夢想交換到了一件更好的東西。湯姆也老了，已擺脫那些不切實際的期盼和疑惑帶來的重負，惟留下一條準則：沒時間迎合他人或者感傷。
「我很高興你這麼做，柏瑞爾。這並不簡單。帶著這麼重的燃料，開始時你能順利起飛就不容易，然後你要獨自在飛機裡待一個晚上和一個白天——主要是晚上。自東向西飛，是逆風。九月的時候，天氣就是這樣。你不會有無線電，要是你的航線偏離了幾度，你就會飛到海上的拉布拉多島——所以不要有任何偏差。」
就算這樣，湯姆照樣笑得出來。他笑了，說：「無論如何，你一定會覺得好笑，你的贊助人住在一個叫‘死亡之地’的農場，而你的飛機是在一個叫‘格瑞夫桑德’的地方造的。要是你想貫徹始終，就該將你的‘銀鷗’命名為‘飛行墓碑’」。
我並沒有貫徹始終。儘管我目睹了飛機的建造過程，並像運動員一樣為飛行做鍛鍊。現在，我躺在床上，睡意全無，依舊能聽見航空部那位工作人員用平靜的聲線吟誦著：「……今晚以及明天的天氣情況是……大概是能預計到的最佳時機。」我想在起飛前再和湯姆商議一下這次飛行，但他到北部去執行特殊任務了。我起床洗漱，穿上飛行服，帶著幾塊裝在紙盒子裡的雞塊飛到位於阿賓登的軍事基地，「銀鷗」就在那裡接受皇家空軍的照料，並等待著我。我記得那天晴朗無風。
吉姆·莫利森將他的手錶借給了我，他說：「這不是件禮物。我無論如何都不會棄它於不顧。它陪我飛越了北大西洋和南大西洋。別弄丟了，還有——看在上帝的份上，別把它弄溼了。海水會毀了零部件。」
布萊恩·劉易斯送了我一件救生夾克。我來回埃爾斯特里和格瑞夫桑德時駕駛的飛機就是他的。他為這份臨別禮物想了很久。還有什麼能比一件可以用橡膠管充氣的充氣夾克更實用呢？
「你可以在它附近漂上幾天。」布萊恩說。但我必須在救命服和保暖衣物之間做出選擇，因為它們的體積，我不能兩樣兼得。我討厭寒冷，所以我沒帶那件夾克。
還有丘克·卡梅隆，布萊恩的機械師，給了我一捧石楠。那是一整叢石楠，根脈齊全，種在一個陶土罐裡。我覺得我真該帶著它，不管它是否過於龐大。這是蘇格蘭式的保佑，來自一個蘇格蘭人的贈予，不該被拋之腦後。來自地面機械師的任何良好祝願都不該受到輕慢對待，因為這些人是維繫飛行員與現實世界的紐帶。
我們在數十年間就學會了飛行，此前那麼多個世紀的行走歷史使之成為一件非常了不得的事。這會讓人飄飄然，讓人忘乎所以。惟有機械師手上的汙漬、扭曲的老虎鉗、飛機庫地板上踩到的細小金屬螺栓——惟有這些東西，以及飛行前丘克·卡梅隆臉上流露出的對飛行員和飛機的擔憂，才能提醒我們：就如同那些石楠一樣，我們是來自地面的。我們飛翔，但並未「征服」天空。我們該瞭解，大自然保有它的尊嚴，允許我們學習和掌握它的某些力量。一旦我們擅自做出逾越之舉，想當然地接受它的寬容，嚴厲的懲罰就會降臨在我們放肆的手腳上。到時我們會揉著痛處，仰頭凝望，被自己的無知震撼。
「這是一枝石楠。」丘克說。我接過來，將它放在飛行服口袋裡。
阿賓登機場外停著幾輛媒體的車，還有幾架媒體和攝影師的飛機，但皇家空軍只讓機械師和我的幾位朋友靠近跑道。
卡貝里家族一個月以前就啟程去紐約了，他們會在那裡等我。湯姆還是沒回來，並不知道我已經決定啟程，但這沒什麼要緊，我想。這沒什麼要緊，因為湯姆不會改變，他既是能共患難的飛行員，也是能共患難的朋友。要是我們有一個月、一年或是兩年不見，依舊沒什麼要緊，這次也一樣。湯姆從不會說：「你本該告訴我的。」他認定我已經學會了他想教給我的一切，而對於我來說，即便在那時，每當想起他，都依舊像是學生想起她的導師。是我坐在圍滿油箱的駕駛艙裡飛向北美洲，但我掌握操縱桿的技藝是湯姆的技藝。他那些警示的話，那些引導的話，許久之前就已說過，且說過無數次：在陽光明媚的早晨飛越草原或是森林時說過，在遙遠的山脈越過我們的機翼時說過。假如我要求，會再次在我耳畔響起。
所以這沒什麼要緊，我想。為這事掛懷很愚蠢。
可能等你過完自己的一生，到最後卻發現瞭解別人勝過瞭解你自己。你學會觀察他人，但從不觀察自己，因為你在與孤獨苦苦抗爭。假如你閱讀，或玩紙牌，或照料一條狗，你就是在逃避自己。對孤獨的厭惡就如同想要生存的本能一樣理所當然，如果不是這樣，人類就不會費神創造什麼字母表，或是從動物的叫喊中總結出語言，也不會穿梭在各大洲之間——每個人都想知道別人是什麼樣子。
即便在飛機中獨處一天一夜這麼短的時間，不可避免地孤身一人，除了微弱光線中的儀器和雙手，沒有別的能看；除了自己的勇氣，沒有別的好盤算；除了紮根在你腦海的那些信仰、面孔和希望，沒有別的好思索——這種體驗就像你在夜晚發現有陌生人與你並肩而行那般叫人驚訝。你就是那個陌生人。
天已經黑了，我正飛行在南部愛爾蘭上空。有來自科克郡的燈光溼漉漉的，它們都被愛爾蘭的雨水浸透了。我凌駕於這一切，保持乾爽。我凌駕於這一切，飛機轟鳴在一個潮溼的世界，但這一切並沒有讓我傷懷。我感到獨處的圓滿，逃離的愉悅。每當我看見燈光，想象著人們在燈下行走，就感到自私的成就感，彷彿我逃避了責任，將雨水帶來的小愁緒留在了他人的手裡。
距離我離開阿賓登已經超過一小時了。經過這麼些時間，英格蘭、威爾士還有愛爾蘭海已經被拋在身後。長途飛行和時間流逝是一回事。但有那麼一個時刻，時間停止了——距離也一樣。就是那個時刻：當我駕駛藍銀相間的飛機從機場起飛，當攝影師舉起相機對焦，當我感覺到飛機抵抗自身重量並戰勝地面引力。最後，只需聽從操縱桿升降艙的指示。計劃書上那些一成不變的引數說：飛機必須飛，因為資料已經驗證過。
所以飛機起飛了，一旦升空，一旦它屈從於遊戲規則，它會說：「好了，我飛起來了。現在，我們去哪兒？」——答案讓我畏懼。
「我們要去距離這裡三千六百英里的地方——其中兩千英里是連綿不絕的海洋。一路上大部分時間是夜晚。我們將趁著夜色西飛。」
於是科克郡被拋在我身後，前方是柏哈芬的燈塔。它是最後一座燈塔，站在最後一片陸地上。我看著它，計算著它閃爍的頻率——每分鐘閃好多下啊。然後我經過它，飛向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