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度出國留學的楊蔭杭，先是進入曾待過的日本早稻田大學研究科，因該校本科不授學位，所以後來他又通過論文獲得法學學士學位。畢業後，他便去了美國。
在美國，楊蔭杭就讀的是賓夕法尼亞大學。
關於這些，無論是學位還是論文，楊蔭杭都未曾向楊絳提及過。只是在一次偶然中，楊絳在家中發現了一張父親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於1909—1910年的註冊證。後來，還是錢鍾書告訴她有這回事，這件事情才得以驗證：「爸爸的碩士論文收入賓夕法尼亞大學法學叢書第一輯，書名是《日本商法》（commercialcodeofjapan）。」
曾經，楊絳為此還專門寫信給美國的友人——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李又安教授，託她幫忙找下《日本商法》這本書。果不其然，李又安教授在法學圖書館很快就找見了那本書，還專門影印了封面及幾頁內文寄給楊絳。
再次出國四年多的父親，在西方的文化思想薰陶下，漸漸地削弱了之前對革命的「激烈」而冷靜下來。他已不再為了革命付諸言語和參與，偶爾會跟母親挖苦一下當年自稱「廉潔政府」的政府。他也跟楊絳提及過「革命派」和「立憲派」的得失。只是，他已徹底失望，也放棄了個人的革命，他說一切皆是「改朝換代，換湯不換藥」。
這樣的父親，給予了楊絳一顆清朗之心，使得她明白，塵世得失在所難免，個人畢竟渺小，付諸力量即可。
貳
那個年代，婚約都有媒妁之言。楊絳的父親楊蔭杭和母親唐須嫈便是經由媒妁之言而結為夫妻。他們訂婚極早，兩人當時都不過十二歲。
關於唐須嫈的資料很少。能獲知的是，唐須嫈也是無錫人，生於1878年，與楊蔭杭同齡，於1898年嫁給楊蔭杭。唐須嫈是一個賢良淑德的女子，身上凝聚著的都是中國女性的傳統美德。
她曾就讀於上海著名的女子中學務本女中，於當時是少有的知識女性，長得美，做事也穩妥，性情還好。
大凡優秀的女性，最為難得的品質就是內斂，唐須嫈將這一特點體現得淋漓盡致。她與楊蔭杭結婚後，就此洗手做羹湯，從不願拋頭露面，甘願做賢良的妻子、睿智的母親，安靜地相夫教子、料理家務。
在楊絳的記憶裡，母親很喜歡看書。母親看《綴白裘》，看到高興處還會開心地笑。
在文學上，唐須嫈很有造詣。某天，她看了蘇梅的《棘心》，忍不住跟楊絳討論：「這個人也學著蘇雪林《綠天》的調兒？」當時，《綠天》作者用的是筆名，其實蘇梅就是蘇雪林，唐須嫈卻可以在文中讀出一股獨特的韻調。還有，她在讀了冰心的作品後如此評價道：「她是名牌女作家，但不如誰誰誰……」
如此品位獨特、見解不凡的母親，很是令楊絳欽佩。
在楊絳的記憶裡，母親很有情趣，也多才多藝。這樣的母親，也使日後的楊絳溫潤如雨絲。
那時，母親有個每晚記賬的習慣，可是總也記不清有些錢是如何花掉的。這時候，父親就會奪過筆來自己寫「糊塗賬」而不許她多費心思。賬目雖然母親從來都搞不明白，但是每月寄回無錫大家庭的家用她一輩子都沒錯過。這對於母親而言是不容易的。
這樣賢惠的母親和有修養的父親，成了楊絳記憶中最溫暖的部分。
父親和母親的感情也很好。他們是舉案齊眉、相敬如賓的夫妻典範。楊絳在《回憶我的父親》一文中，曾如此描述過父母之間令人豔羨的融洽關係：
我父母好像老朋友，我們子女從小到大，沒聽到他們吵過一次架。舊式夫婦不吵架的也常有，不過女方會有委屈悶在心裡，夫婦間的共同語言也不多。我父母卻無話不談。他們倆同年，一八九八年結婚。當時我父親還是學生。從他們的談話裡可以聽到父親學生時代的舊事。他們往往不提名道姓而用諢名，還經常引用典故——典故大多是當時的趣事。不過我們孩子聽了不準發問。「大人說話呢，老小（無錫土話，指小孩子），別插嘴。」他們談的話真多：過去的，當前的，有關自己的，有關親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氣的……他們有時嘲笑，有時感慨，有時自我檢討，有時總結經驗。兩人一生中長河一般的對話，聽來好像閱讀拉布呂耶爾的《人性與世態》。他們的話時斷時續，我當時聽了也不甚經心。我的領會，是由多年不經心的一知半解積累而得。我父親辭官後做了律師。他把每一件受理的案子都詳細向我母親敘述：為什麼事，牽涉什麼人，等等。他們倆一起分析，一起議論。那些案件，都可補充《人性與世態》作為生動的例證。
如此和睦、自由、民主、開明的家庭氛圍，在那個年代真的難能可貴。
他們從不限制孩子本身的個性，所以他們的兒女都養成了很好的性情，個個出類拔萃。他們的相處方式也成了兒女將來婚姻的榜樣。
楊絳自己也說，我們姐妹雖個個都對自己的丈夫很好，但未曾有一個似母親對父親那樣細緻耐心。
有父如此，有母如此，是楊絳的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