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她確實做得特別好。
1945年的某一天，日本人突然上門，卻在她的泰然周旋下敗興而歸，因為她早已第一時間將錢鍾書的手稿藏好了。解放後，她還帶著錢鍾書主動拜訪沈從文和張兆和，來打消曾經因錢鍾書寫文諷刺沈從文收集假古董的隔閡。另外，她家的貓咪和林徽因家的貓咪打架，錢鍾書欲拿起棍子為自家貓咪助威，她連忙勸止說：「林的貓是她們家‘愛的焦點’，打貓得看主人面。」
正因如此，她的賢良淑德、沉穩周到，成了痴氣十足的錢鍾書在社交上的潤滑劑。
在錢鍾書寫《圍城》的那些日子裡，她更成了錢鍾書最好的讀者。
每天晚上，他都把寫好的稿子第一時間給她看，並且急切地看她會有怎樣的反應。見她笑，他也笑；見她大笑，他也大笑。他們不必說明為什麼笑，因為彼此早就心照不宣。對他來說，這樣體己知己的愛人是世上最好的愛人。
對於陪伴在側的愛人，他心生了無數的浪漫，並用文字送給她。比如，他在1959年就曾寫過這樣一段纏綿悱惻的詩：「弄翰然脂詠玉臺，青編粉指更勤開。偏生怪我耽書癖，忘卻身為女秀才。」言下之意，自己的笨拙讓楊絳受累了，自己不會幹家務瑣事，只是個會讀書的書呆子，由此耽誤了楊絳許多讀書寫作時間，導致楊絳的創作大為減少，幾乎「忘卻身為女秀才」。
對楊絳為他、為這個家的付出，他的心裡是一直明瞭的，因此心懷感恩和感動。他在出版短篇小說集《人·獸·鬼》時，在自留的樣書上為她寫下了那句無與匹敵的情話：「贈予楊季康，絕無僅有地結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在他的心中，她始終是「最賢的妻，最才的女」。在這一生一世裡，最懂他的，始終是她。
在他的小說《圍城》被搬上熒屏時，有她寫在每集片頭上的那段著名旁白——「圍在城裡的想逃出來，城外的人想衝出去。對婚姻也罷，職業也罷。人生的願望大都如此。」表露的是她對他的作品的深刻理解。
對於楊絳做出的這一概括和解析，錢鍾書深以為然，甚覺「實獲我心」。
對他的作品最瞭解的人，永遠是他的夫人楊絳。後來，這兩句話作為旁白，成了《圍城》這部劇的靈魂。
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當時很多愛國知識分子都收到過國民黨拋過來的邀約。錢鍾書和楊絳在文化界赫赫有名，自然也在其中。然而，他們對此都斷然拒絕，不僅僅因為他們擁護共產黨，而且也因為他們不願意離開自己從小生活的故土，這裡於他們而言是根，即使枝蔓叢生，根也無法割捨。
後來，他們還收到過很多次邀請，尤其是錢鍾書，臺灣大學聘他做教授，香港大學請他做文學院院長，英國也發來邀請，想聘他做高階講師，他都一一婉拒了。
許多人都不理解，為什麼他們如此堅持要留在一個滿目瘡痍、戰爭陰霾還未全然散去的地方？
答案或許只能從楊絳與人討論人生選擇的意義中尋找。她說，在抗戰勝利之後，國民黨政府曾許諾錢鍾書一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職位，這是一個很多人都夢寐以求的職位。但是，錢鍾書一口拒絕，他解釋說：「那是胡蘿蔔。」他不願受「胡蘿蔔」的引誘，也不願受「大棒」的驅使。
對於自己腳下的土地，他們愛得太深沉，錢鍾書借用柳永的詩句來詮釋，就是「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
是的，祖國便是他們捨不得的「伊」。
後來，曾有人問他們，經歷了那麼多苦難，有沒有後悔當初沒有選擇離開？楊絳是如此回答的：「沒有什麼後悔的，人活著不一定全是為了享福。」
他們不愧為一對志同道合的夫妻，從文學、愛好，到夫妻之道，到事業共識，都是如此相同。
楊絳也曾寫文闡述他們之間的志同道合：「我們當初正是因為兩人都酷愛文學，痴迷讀書而互相吸引走到一起的。鍾書說他‘沒有大的志氣，只想貢獻一生，做做學問’。這點和我志趣相同。我成名比錢鍾書早，我寫的幾個劇本被搬上舞臺後，他在文化圈裡被人介紹為‘楊絳的丈夫’。但我把錢鍾書看得比自己重要，比自己有價值。我賴以成名的幾齣喜劇，能夠和《圍城》比嗎？所以，他說想寫一部長篇小說，我不僅贊成，還很高興。我要他減少教課鐘點，致力寫作。為節省開銷，我辭掉女傭，做‘灶下婢’是心甘情願的。握筆的手初幹粗活免不了傷痕累累，一會兒劈柴木刺扎進了皮肉，一會兒又燙起了泡。不過吃苦中倒也學會了不少本領，使我很自豪。」
詩人辛笛曾說錢鍾書有「譽妻癖」，確實如此，錢鍾書始終欣賞她，而她也始終視他為唯一。
他們一生都是彼此內外兼修的知心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