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惠年當然沒離開廣州。這時候，他在街頭一家很小的打字文印社裡正忙活著哩。多年的中央黨報記者生涯，多年的高層政治生活磨鍊，他當然很清楚，自己此次去香港做的這個調查研究所得出的一系列結論和有感而發的建議，帶有多大的爆炸性和顛覆性。他想直接通過新華社的內參，把這些所見所聞和思考結果，「直達天庭」。這樣做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希望能早一點讓中央得知他這個「小記者」的調查所得；另一方面，也是不想連累走正常程式的過程中必然要牽扯的其他同志。正因為有這樣的考慮，在宋梓南家，一旦感覺到這位平時充滿激情、又敢想敢做的省委副書記多次對他的那些思考顯露出要謹慎從事的跡象，他立刻改變了原先那個要請他幫忙的想法。他真的不想連累任何人，更不想勉強別人。而經驗告訴他，這份報告是有可能連累別人的。丟官、「雙開」（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坐牢，都不是不可能的。所以，在離開宋家的時候，他悄悄地取走了報告，然後又做出了個大膽的安排：他要找個地方，秘密地把這份調查報告一式三份地列印出來。一份留在家裡存底，萬一出事了，也可據此向歷史有個交代；一份按組織手續，呈報記者站領導；最後一份，他要帶到北京去，直接找新華社內參組，還是要爭取讓它「直達天庭」，以求一逞……
這一家街頭文印社實在是小得可憐，總共只有兩臺老式的檢字式的打字機，兩個年紀不大的女孩兒埋頭在昏暗的燈光下，「啪嗒啪嗒」地打著字。另外兩個人在使用一架同樣老舊的推筒式油印機，在油印。為了保密，應唐惠年的要求，窗戶上蒙上了一層很厚的窗簾。在場所有的人都顯得很疲倦，應該是連續工作了一個晚上了。
那兩個打字的女孩兒終於打完了最後一頁，幾乎要癱在椅子上了。一個文印社負責人模樣的男人忙接過這一頁蠟紙，把它夾到油印機上。唐惠年則開始去收集那些印過了的蠟紙和印廢了的紙頁，把它們一一放進一箇舊鐵桶裡，點燃後燒了。他不能留下任何痕跡，讓人知道，他在這兒列印過這樣一份東西。
回到記者站，已經是第二天下午的三點多鐘了。最後裝訂還花了一個來小時。唐惠年是細心的人。他寫的稿子上，沒有一個墨坨坨。他裝訂的文本，總是非常整齊漂亮。他挾著那個鼓鼓囊囊的公文包，一走進記者站，記者站站長就趕緊迎了上去，急問：「你沒上月亮上去？老天爺，省委辦公廳的人一個勁兒地在找你哩！出啥事了？」
唐惠年疲倦地拿起桌上一杯剩茶，咕嘟咕嘟一口喝了，然後拉著站長進了裡邊那個辦公室。然後他就從包裡取出一份列印稿放到站長面前。
「我要親自去一趟北京。」唐惠年一邊說，一邊從站長倒扣著的飯碗裡取出一塊吃剩下的饅頭，狠狠地啃了一口。
「老唐，你考慮過後果嗎？」站長一邊說，一邊從身後的書櫃下邊取出一小包四川榨菜遞給唐惠年。唐惠年挑出兩片，夾在剩下的饅頭裡，接著大口大口地嚼了起來。
「我誰也不連累，自己去找新華社內參組的同志。」他答道。
「你還是先去找一下宋書記的秘書，看看那邊有什麼新的動態。宋書記到北京以後，一直派人來找你。他這麼急於找你，肯定是到北京後得到了什麼新的訊息，想對你說些什麼。」站長有經驗地替唐惠年分析道。
「這份調查報告，我一共只列印了三份。給您一份，證明我唐惠年不是在搞陰謀。一份給新華社內參組——當然，前提是他們願意接受這篇稿子。另外一份，留在我老婆那兒，萬一將來出事了，我得據此告訴後來人，唐惠年是因為什麼出事的。我得像卡斯特羅當年那樣，在法庭上大叫一聲：歷史將宣判我無罪！」
「你為什麼不先去找找宋書記，先聽聽他說些什麼，然後再決定你下一步的行動？」
「如果他說北京的情況不好，我是不是就不要去了呢？」
「老唐，你是一個老同志，老記者了，政治上比較成熟……」
「站長同志，如果早兩個月，聽您這麼誇獎我，我會十分得意。但今天，再聽到您說我政治上成熟，我真的覺得是在批評和挖苦我。這次我秘密去深圳寶安和香港調查，內心受到極大的震撼。我才覺悟到，我們過去的那種成熟，實際上是一種不成熟的表現，是一種無法面對歷史真實、面對人民心願的自私行為。作為一個記者，我有責任把這種震撼傳達給同樣應該受到這種震撼的人。我沒有違犯我們的工作紀律，擅自向外公佈調查結果。我只是想讓我們的中央領導、我們的黨，知道這些真實情況。無論是作為一個記者，還是作為一個公民，還是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都應該對他們說一點真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