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間，周副市長用力拍了一下桌子，大叫了一聲：「是啊，我們還等什麼？」
常副市長笑道：「誰說還要等了？」
宣傳部黃部長比較激動：「再等就要等一萬年了！」
組織部劉部長比較冷靜：「對，應該馬上就起草！」
周副市長說：「還要專門開一次常委會嗎？」
宋梓南看了一眼在場的同志：「常委不都在場了嗎？」
宣傳部黃部長說：「是啊，常委都表態了嘛！」
宋梓南立即走到辦公桌前，按了一下電鈴。
小馬跑了進來。
宋梓南說：「讓秘書處處長馬上過來一趟，起草一個常委會紀要，關於決定深圳國有土地有償使用的特別常委會決議紀要。」
那天常委們就在新園的餐廳裡用了早餐，然後分頭去各自的辦公室上班。周副市長和黃部長都擠在宋梓南的車裡，一起去市委辦公大樓。
車啟動後，頗有詩人氣質的黃部長非常感慨地大聲說道：「我在想，假如今天我們在老祖宗的書裡沒有找到這些語錄，我們這些市委常委們還有沒有這個膽識和膽量，來拍這個板？說起來也是慚愧，甚至可以說都有點悽慘。我們這些一百年後的共產黨人，還得到一百年前老祖宗的書裡去找行動的依據。老祖宗們的負擔也有點忒重了吧？」
是啊，假如今天我們在老祖宗的書裡沒有找到這些語錄，我們這些市委常委們還有沒有這個膽識和膽量，來拍這個板？興奮之餘，再回過頭來把這樣一個敏感的問題提到所有這些手握執政大權的同志們面前，答案會是同樣的嗎？歷史是不能用「假如」來改變的。歷史也是不相信「假如」的。勝利者和實踐者無須困頓於「假如」和「萬一」。但，也是這個「歷史」告訴我們，一個統治者完全忽略了有可能發生的「假如」和「萬一」，就一定是不清醒的統治者。而不清醒的統治者，終將被歷史拋棄。現在看來，在這個車裡坐著的「深圳的掌權者」宋梓南和周副市長似乎還是清醒的，因為在聽了「詩人」黃部長的追問後，他們兩人雖然都沒作聲，但臉上還是隱隱地掠過了一絲難堪和尷尬的神情，而沒有不屑於這樣的追問，更沒有反感這樣的追問，也沒有像有些在官椅上坐的時間過長的人那樣，早已麻木，對這種「不著邊際的追問」毫無知覺和反應。他們之所以會產生一點「難堪和尷尬」，是因為他們知道，在深圳今後的改革程式中，一定會遇到黃部長今天說到的這種情況：當權者想做事情，但在老祖宗那兒找不到可以用來為自己開脫和掩護的護身符。他們無法把自己的「烏紗帽」，以至身家性命安全地寄放在老祖宗那兒，他們必須自己為自己所做的一切來負責。他們還會做錯一些事情，犯一些「很嚴重的錯誤」，得罪一些絕對不能得罪也不該得罪的人。到那時候，他們還會有決心去做一些改革需要他們做的事情嗎？他們還敢說，中國的歷史，由他們來創造嗎？
別的地方的官員是可以躲著這樣的追問的。只要這個官員有足夠的「官場經驗」，他們是躲得開的。也就是說，他們既可以安全著落，又光彩前行，其實什麼新事也沒做，就像是附著在巨輪底部的那些軟體或硬殼動物一樣，同樣享受了「歷史性遠航」的輝煌……但是，在深圳執政，他們是沒法躲開的。起碼在這個歷史階段，在深圳執政，你躲不開。至於以後，三十年後，五十年後，深圳的官員會怎麼樣，深圳是否將永遠保持必需的銳氣和活力，誰也說不好，也不是他們該操心、能操得了那心的事了……
兩個人沉默著，內心卻在翻滾著。
過了一會兒，周副市長突然發現宋梓南的坐姿有點不對，忙推了推他，叫了聲：「老宋……老宋……」
宋梓南身子已經歪斜著癱軟了下來，而且已經說不出話來了，但神志似乎還清醒，只是沒有力氣說話，一隻手捂著胸口，一隻手對周副市長輕輕地擺了擺，好像是在告訴他，不必大驚小怪，不會有什麼事的。但這時，周副市長已經嚷嚷起來：「黃部長，你帶硝酸甘油了嗎？快掉頭，去醫院！快去急診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