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陪同小平同志視察的市領導回到市委大樓，宋梓南對其他幾位市領導說：「都早點回去休息吧，明天上午小平同志去蛇口視察。」
回到辦公室，宋梓南顯得異常疲倦，脫掉大衣，往沙發上一躺，就不想動彈了。這時，小馬走了進來，替他沏了杯茶，然後說：「亭雲阿姨來過電話了。要回話嗎？」
宋梓南默默地做了個手勢，讓他出去。
小馬走了。
宋梓南又默默地躺了一會兒，這才折起身給廣州家中撥了個電話。
接電話的是兒子宋大康，衝著臥室的方向叫了聲：「媽，爸的電話。」然後又趕緊問宋梓南，「爸，您這兩天身體怎麼樣？」
宋梓南應道：「我沒事。你媽怎麼在家？」
宋大康說：「她有一點頭疼，不過也沒大妨礙。她來了，您跟她說話吧。」
顧亭雲接過電話。宋梓南忙問：「你怎麼又離開醫院了？怎麼又頭疼了。」
顧亭雲說：「嗨，老毛病了嘛。」
宋梓南說：「老毛病，你就不好好在醫院裡待著了？」
顧亭雲問：「不是小平同志來了嗎？」
宋梓南說：「小平同志來了，你就得開小差？」
顧亭雲在藤椅上調整了一下坐姿，讓自己坐得更舒服一點，然後趕緊又問：「快說，小平同志怎麼樣？他看了深圳以後說什麼了？你感覺，他對你們的工作，是滿意，還是不滿意？」
宋梓南沉吟了一下：「咱們不說這個……」
顧亭雲略略一驚：「怎麼了？他感到不滿意？」
宋梓南：「他還沒結束整個兒的視察哩，而且首長在視察中間說些什麼，也不是你該打聽的。」
顧亭雲不作聲了。
宋梓南鄭重地說了聲：「別大意，還是趕緊回醫院去吧。啊？」便放下了電話，但神情仍有點呆滯。不一會兒，電話鈴又響了。他以為還是顧亭雲在不厭其煩地追著打聽小平同志對深圳的態度，便很有一點不高興地拿起電話，不問青紅皂白，就劈頭蓋臉地嗔責道：「你怎麼這麼不懂事，中央首長對深圳工作滿意不滿意，是咱們之間應該拿來閒扯和討論的嗎？」
電話裡很快傳出周副市長的聲音：「喂喂喂，怎麼回事？誰跟你討論中央首長的態度了？」
宋梓南忙道歉：「老周啊，真對不起，我還以為是……」
周副市長笑道：「你以為是誰呢？」
宋梓南忙說：「沒什麼沒什麼。」
周副市長說道：「是不是有人來向你追問小平同志今天的態度了？誰那麼不知趣？」
宋梓南輕輕嘆口氣：「不說它了……」
周副市長嘆道：「我這兒也是，一回到辦公室，就電話不斷，老朋友、老同事、老部下，都來問，怎麼樣，小平同志對你們深圳說什麼了？你們是要上天堂了，還是要下地獄了？不過，說實在的，我覺得老人家今天還是挺高興的。」
宋梓南不動聲色地說：「但願如此。」
周副市長又說：「你也別太擔心了，早點休息。也許就像他上午一開始聽您彙報時說的那樣，這回到深圳來，只是來看看，來聽聽的，暫時不會表什麼態。我想，如果他覺得咱們的問題很大，一定會說話的。一般情況下，也許就不說什麼了。」
宋梓南嗒然笑道：「也許是這樣吧……你也早點休息吧。」放下電話後，在沙發上呆坐了一會兒，他又給迎賓館值班室撥了個電話。為了保證接待工作做到萬無一失，市委在迎賓館設立了一個二十四小時的值班室，專門負責處理小平同志在深圳期間可能發生的意外事件。值班室由周副市長負總責，具體工作由市委接待處的主任在那兒牽頭做。這時，接電話的就是接待辦的張主任。雖然已是深夜時分，但張主任只是和衣而臥，仍親自守在電話機旁。電話鈴一響，他就忙折起身子，一把抓起電話，答應道：「你好，市委接待處總值班室，請說。」
宋梓南問：「是老張啊？」
張主任一聽是宋梓南的聲音，立即坐起：「宋書記？是我，有事嗎？」
宋梓南問：「賓館那頭，沒什麼事嗎？」
張主任應道：「沒事，一切正常。我盯著哩，您放心。」
「哦……」
「宋書記，您有事嗎？」
宋梓南猶豫了一下說：「我今天晚上不回家了，也在辦公室待著，有什麼事可以打電話到這兒來找我。」
張主任趕緊說：「宋書記，您也這麼盯著，哪受得了啊。這兒有我哩，您踏踏實實回家去休息一會兒吧。真有事了，我會打電話到您家裡去的。」
宋梓南立即說：「不，今晚我就在辦公室裡了。這樣，有什麼事，臨時排程起來更方便一些。你記住，有事就往這兒打電話找我，千萬不可掉以輕心。」
張主任忙答應：「好的。」
宋梓南想了想：「嗯……」
張主任問：「您還有事嗎？」
宋梓南又猶豫了一下說：「小平同志吃晚飯的時候，你在旁邊嗎？」
張主任忙說：「在，在，我一直在旁邊伺候著哩！」
宋梓南試探著問：「他老人家……胃口還可以吧？」
張主任笑道：「我給他悄悄上了一瓶三十年藏的茅臺。老人家喝得可高興了。晚飯後，他一家人都去院子裡散了好大一會兒步，我也一直陪著哩！」
宋梓南終於問道：「老人家說什麼了？有什麼重要指示嘛？」
張主任說：「老人家誇我們迎賓館院子整得漂亮。」
「還說別的了嗎？」
「再沒說別的了。」
「哦……」
「不過……也沒準他回房間以後，會給我們寫兩句，來肯定一下我們這個深圳特區。您不是讓賓館的人準備了筆墨紙硯，還準備了一張請他題字用的大案桌嗎？我去瞧瞧，他題了字沒有。」
宋梓南忙說：「不用去，這麼晚了，老人家不會題的。」
張主任說：「那不一定，反正我覺著老人家今天是挺高興的。您等著。我去瞧瞧。」不等宋梓南再說什麼，張主任就放下電話，穿整齊了衣服，一路小碎步地，上桂園去了。
宋梓南嘴上說「老人家不會題字的」，心裡卻還是盼著老人家能寫上兩句的，哪怕批評的話、責備的話，總也比眼前這樣不明不白的強啊。中國不能再按前三十年那模樣走下去了，這一點，在黨內可以說是已經取得比較一致的認識。「文革」的教訓沉重地讓大家看到了改革的必要性。但是繼往開來，到底怎麼才能走出一條強國富民的新路，而且還是「社會主義」的強國富民之路，就沒有人可以說得清楚了。當下產生的「深圳爭論」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經驗告訴他，這場爭論所涉及的遠遠不是深圳某些具體工作的得失，而是整個中國改革的方向問題。如果中央對這一場「深圳爭論」繼續沒有明確的態度，「特區建設」這場仗，下一步就很難打了。宋梓南所謂的「明確態度」，不是祈求中央全盤肯定深圳市委前一階段的工作，也不是在奢望給予什麼高度的評價。不是的，即便是批評，他所要的也只是兩句話：第一，迄今為止，深圳前行的方向到底對不對？第二，允許不允許他們突破原有的框框條條，進行試錯性的改革？如果說他們乾的，方向錯了，今後必須也只能在原有的框框條條中進行小修小補，那麼……那麼……那麼，宋梓南覺得自己確實應該退休了，沒有那個必要再周旋下去了……這一段時間以來，他是那麼的盼望老人家能到深圳來看一看，說上幾句話啊！用宋梓南這一個時期經常在心裡翻騰的一句話來說，就是「你就是讓我去死，也得讓我死個明白啊」！老人家三起三落，當今又身系國家民族的命運安危，他應當是能理解像宋梓南那樣躍馬在改革最前沿陣地上的指揮員的心情的。說不定，今天回到賓館，興之所至，走到那張大案桌前，揮筆寫下了一兩句對深圳的評價和寄語之類的話，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啊。放下電話，他頗有些焦慮地等待著。
不一會兒，電話響了。
他忙拿起電話。電話果然是張主任打來的。張主任說：「可能是沒題，那張大案桌上的宣紙還是空白的。」宋梓南有些失望地說了聲：「你休息吧。快休息吧。」說著便慢慢放下了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