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基拉·安諾住在荷蘭公園附近，但我們沒有去她家裡。大概是因為她不希望自己的隱私受到侵犯，所以選擇了在諾丁山警察局接受訊問。那是一座相當漂亮、氣勢恢宏的建築，坐落在蘭僕林的拐角處。由於政策原因，該警察局現已關閉。倫敦政府曾計劃關閉一半的警察局，減少街上穿制服的警員，這也使得持刀犯罪激增，拿手機都要冒著被騎摩托車的小偷搶走的風險。
我不明白為什麼格倫肖探長會邀請我們過來，因為她已經明確表示過，她把調查視為一場競爭，而她決心要贏。
「她認為是那個叫安諾的女人乾的。」霍桑解釋道。
「怎麼回事？」
「她實施了逮捕。她想讓我看起來很差勁，我當時在場——但她還是比我領先一步。」
「你不喜歡她。」
「沒人喜歡她。」
我們出示了身份證，獲准進入警察局。格倫肖徵用了一間陰森的審訊室。審訊室位於一樓，牆壁被漆成了乳白色，窗戶是磨砂玻璃的，遮擋住窺探的視線。一張桌子固定在地板上。這裡沒有琺柏塗料，牆上的健康和安全宣傳海報是唯一的裝飾。
阿基拉·安諾坐在一把粗糙的木椅上，看起來很不自在。她是個嬌小的女人，有些少年氣，不是很矮，但整個人顯得不太真實，就像一個影子。她的眼睛非常黑，炯炯有神，只是被圓圓的淡紫色眼鏡遮住了一部分，眼鏡架在陶瓷般的臉頰和輪廓鮮明的鼻子上。也許她做過鼻樑整形。她的頭髮又黑又直，垂到肩上，勾勒出一張看不出年齡的臉。她給人一種極其聰明、知識淵博的印象，部分原因是她從來不笑。她現在很鬱悶。她剛剛從牛津開車回來，對前夫的律師被殘忍殺害這件事，沒有表現出任何悔恨的跡象。但她很生氣，因為每個人都認為她與此有關。
在此之前，我早已見過阿基拉·安諾兩次。
我寫這些的時候，不想給人留下我對她或她的作品有任何敵意的印象。實際上，在理查德·普萊斯去世的時候，除了她發表在《新政治家週刊》上的幾首詩之外，我從未真正讀過她寫的作品。說實話，那些詩我也沒太看懂。我第一次偶遇她是在愛丁堡書展上，接著六個月後，我在倫敦的一個釋出會上見過她。後來，我在網上查過一些她的資料。我對她的瞭解大致如此。
她於一九六三年出生在東京，是獨生女。她的父親是一名銀行家，在她九歲那年被調到紐約，她就是在那裡長大的。一九八六年，她從馬薩諸塞州的史密斯學院畢業，不久後出版了她的第一部小說《眾神》。「一個關於日本鎌倉時期女性屈服與宗教父權制的故事。」儘管梅麗爾·斯特里普主演的電影改編得不太好，但這部作品還是讓她獲得了國際讚譽和好評。她的其他作品中，最著名的是《特米蘇盆地》《廣島的清風》和《我父親從來不瞭解我》，後者是一本她在美國早期生活的半自傳體回憶錄。她還出版了兩卷詩集，最近一本是今年早些時候出版的，叫《俳句兩百首》，也確實包含了兩百首俳句。她說過一段著名的話，說她寫一部小說要花好幾年的時間，因為她不但把每個字當作掛毯中的一個針腳，也把它當作掛毯本身。我也不確定她是什麼意思。
她嫁給了英國電影攝影師馬庫斯·勃蘭特，他曾經為她的電影掌鏡，這也是她來到倫敦的原因。這是一段有虐待傾向的感情，《星期日泰晤士》雜誌對此有一段長達九頁的描寫，之後上了bbc的紀錄片節目《想象》，這段關係在二〇〇八年結束。兩人沒有孩子。兩年後，她嫁給了房地產開發商阿德里安·洛克伍德，這令許多媒體大跌眼鏡。
她在人生的某個階段，信奉了日本的傳統宗教——神道教，她的許多作品都反映出了這一點，尤其是她信仰萬物有靈論，認為無生命的物體也包含某種靈性。不過，據我所知，沒有人見過她去參拜神廟，或者因此沉迷於舞蹈儀式。她還研究了差異性的本質、她的雙重民族身份，以及生活在另一種文化中所產生的疏離感，這種文化不同於她出生的文化。我在此引用的是她一本書的前言。
我曾在一個圓頂帳篷裡經人介紹認識了她，就是那種在愛丁堡書展上搭建的蒙古風格的作家帳篷裡。帳篷並不大，但是很安靜。他們全天供應咖啡和小食，晚上供應麥芽威士忌——如果那時他們還沒有把你打發回家的話。我在愛丁堡談我寫的童書，她正在舉行一場詩歌朗誦會。我一個人坐在那裡，她則在眾人擁簇下走過來，其中有她的出版商、經紀人、公關人員、兩名記者、一名攝影師和電影節的導演等。出於某種原因，她穿著一身男士三件套西裝，配有圓頂禮帽。除去肩上彆著的一枚銀色胸針（可能是日本假名中的一個），她就像是從比利時畫家馬格利特的畫作中走出來的一樣。
帳篷裡幾乎沒有其他人，阿基拉喝了一杯綠茶，回絕了一份放了很久的水芹雞蛋三明治。有人注意到我在那裡，並介紹說我是《少年間諜》系列的作者。
「哦，是嗎？」
這是她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我永遠不會忘記，也不會忘記隨後的握手。握手相當冷漠，一瞬間就結束了。
我嘀咕了幾句讚美她作品的話，雖然不是真心的，但我覺得這樣才禮貌。
「謝謝你，很高興見到你。」如果每一個字都是一副掛毯，那它一定是用鐵絲網織成的。
她在做一件非常討厭的事情。她的目光掠過我的肩膀，看帳篷裡還有沒有更有趣的人。當她確定沒有的時候，便轉身背對著我，和她的公關人員核實了一些事情，之後整個團隊都離開了。
雖然我確實覺得這很奇怪，但並沒有生氣。書展的氣氛幾乎總是友好的，沒有競爭，很少見到譁眾取寵的作家。我暫且假定阿基拉也是如此。可能她對自己即將發表的講話感到緊張，我也一樣。無論我在公眾面前講多少次話，上臺前總會感到不安，也不太會閒聊，相信很多人會覺得我粗魯無禮。
但幾個月後，當我在新書釋出會上遇到她時，她又一次冷落了我，這一次我確信她是故意的。她似乎不記得以前見過我，當她再次被告知我是一名童書作家後，瞬間沒了興致，眼中的光也熄滅了。如今，她開始喜歡戴那些小野洋子風格的墨鏡了。我覺得相當可笑。
這次她穿著一套昂貴的黑色長褲套裝，肩上搭著一件淺灰色的羊絨披肩，末端纏在胳膊上。卡拉·格倫肖坐在她對面，那個叫達倫的男人站在一旁，要麼嚼著口香糖，要麼假裝在嚼口香糖，手裡還拿著印滿圖騰紋路的記事本。
格倫肖介紹了霍桑，對我只字未提，這倒無妨。我不知道阿基拉看到我會怎麼想，我看她未必會願意出現在我的書中。這是一次非正式的面談，沒有律師，也沒有警告。
「謝謝你趕來，」格倫肖對阿基拉說，「如你所知，理查德·普萊斯昨天早上被發現死在家中，我們希望你能協助調查。」
阿基拉聳聳肩：「我怎麼幫你？我幾乎不認識普萊斯先生。他代理我前夫的案子，但我們從未說過話，我對他無話可說。他靠人們死去的愛情和破滅的夢想謀生，還有什麼可說的？」
她的口音很奇怪，主要是美國口音，但帶有輕微的日本味。她聲音柔和，不帶一絲情感，似乎覺得這場對話很無聊。
「你威脅過他。」
「不，我沒有威脅他。」
「恕我直言，安諾女士，我們有幾位證人十月二十一日當天在德勞奈餐廳看到你，當時你在那裡吃晚飯。離開餐廳時，你看到了普萊斯先生，和他的丈夫坐在一起。你朝他潑了一杯酒。」
「我把酒倒在了他頭上，他活該。」
「你罵他是豬，還威脅說要用瓶子打他。」
「那是個玩笑！」這五個字裡有一種異乎尋常的惡意，彷彿在指責格倫肖故意無視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我倒了一小杯酒，我說他很幸運沒有點一整瓶，否則全都會被倒在他身上。我說得很清楚：我會用更多酒潑他，並不是我會用酒瓶傷害他。」
「考慮到他被謀害的方式，這仍是一句不恰當的措辭。」
她仔細想了想。我可以看出她在回想、分析餐廳裡的場景，好像要把它變成一個短篇故事，或者一首俳句。那雙深黑的眼眸陷入了沉思。最後她說：「我不後悔我說過的任何話。我告訴過你，那只是一個玩笑。」
「一點也不好笑。」
「探長，我不認為玩笑一定要有趣。在我的書中，我使用幽默只是為了顛覆現狀。如果你讀過法國哲學家阿蘭·巴迪歐的作品，你就會知道他將玩笑定義為一種揭示真相的裂口。順便說一下，我是在索邦大學認識他的。他是一個了不起的人。我會憑藉嘲弄打敗對方。這是阿蘭給予我的洞察力，雖然我覺得沒必要為自己辯解，但這正是我在德勞奈餐廳使用的方法。」
我能想象到阿基拉·安諾和阿蘭·巴迪歐一起暢聊到深夜。肯定充滿了歡聲笑語。
「安諾女士，你和誰一起吃的晚餐？」
「和一個朋友。」
「如果你能告訴我們他的名字，也許會有幫助。」
「也許最好不說。不管怎樣，那不是個男人，是個女人。」
格倫肖探長深吸了一口氣。達倫正在她旁邊潦草地做記錄，他們不習慣別人這樣跟他們說話。「如果那位同伴無意中聽到了你當時說的話，如果這些話真的不過是個玩笑，那麼我們可能會需要她做一個陳述，這會對你有所幫助。」
「好吧，」阿基拉聳聳肩，「她是個出版商，叫道恩·亞當斯。」
「她是你的出版商嗎？」
「不是，只是一位朋友。」
達倫把這個名字加到筆記本上，並在下面畫了線。我不明白阿基拉為何如此不願意提供這麼一個不相關的資訊。
「安諾女士，上週末你在哪裡？」
「我在林德赫斯特附近的一間小屋裡。小屋是我另一個朋友的，我的瑜伽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