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責此案的法官將注意力轉往辯方。這位法官大人──帕特麗夏·舒爾茨──我對她不熟。這是我在她面前打的第一起官司。但她的名聲我倒是聽過。當我發現是由她審理此案，便打給那幾個之前告訴我絲鐵錘（也就是金）訊息的當地辯護律師。舒爾茨是一名心胸開闊且值得崇敬的公正法官，而且認為審判過程中她要做的事越少越好。
有些法官老愛插手干涉，對質詢提出異議、問問題，有一堆評論和要求。幹這些事情只不過是在拉長審判的時間，並惹毛每一個人。
舒爾茨法官則相反。她傾向讓律師自己進行，但同時腦袋又很精。她善於聆聽，如果你太扯、太偏離原軌，或不按規矩來，她就會讓你知道分寸在哪兒──而且她不會手下留情。
嚴格，但公正。這我沒有問題。
我站起來，走到陪審團面前。這個位置不久前由金佔據。卡洛琳車上出現哈維爾的眼鏡鐵定是金萬無一失的勝利籌碼。鏡片上的血跡已證實屬於卡洛琳，目前我還沒有辦法去圓這項證據。因此，我決定讓陪審團思考一些別的。
「各位先生女士，我先正式介紹一下自己。我是艾迪·弗林，很榮幸能為此案的被告萊納德·哈維爾辯護。你們剛剛已經聽到金小姐所說，她公平地描述了她和各位在此案扮演的角色。但我要在這裡告訴各位一些不公之處。我之所以說不公，是因為萊納德·哈維爾竟以被告的身份坐在這法庭上。他應該坐在那裡，看著那個綁走他女兒的不知名人士接受漫長的牢獄判決──那才叫公平、那才是正義。萊納德·哈維爾深愛著他的女兒。今日坐在這裡的他，是一名被失去孩子的悲痛擊潰的人。你們無法緩解這種折磨，但是可以給他符合正義的判決──哪怕只是一半：就是讓他無罪釋放。這起案子的證據，也就是金小姐剛剛稍微提過的，說好聽的是依情況而定，說難聽一點，根本是假的。
「萊納德·哈維爾在綁匪聯絡聯邦調查局後另外接到對方的電話。綁匪告訴我的委託人，如果他想要女兒活著回來，就要把1000萬帶到交換地點。他們警告他，如果告訴警方或聯邦調查局真正的交贖金地點，他女兒就死定了。在那種情況下，你們會怎麼做？」
我其實是不能問陪審團任何問題的，但這是一個反問句。我保持安靜，能保持多久就多久，讓陪審團捫心自問。我得讓他們站到哈維爾的立場上，那正是贏得陪審團青睞的秘訣。我不開玩笑，陪審團審判就是一場心理遊戲，每個辯護律師都知道一定要將陪審團抽離原位，放到被告的立場上。視角就是一切。
舒爾茨法官看穿我的招數，但沒有點出，而是清清喉嚨。而我將此當作可以繼續下去的暗號。
「我的委託人與兩個人一同前往交贖金地點：彼得·麥考利和馬龍·布萊克，他的老朋友與員工。在交贖金地點有兩個電話號碼，我的委託人兩個都打了，接起第一通電話的是聯邦調查局探員，位置在他被通知的交贖金地點，通過一部一次性手機接起電話；第二通電話啟動了我委託人家中的爆炸裝置。那天晚上，我委託人的妻子和他公司的其他員工都在家中，他絕不會刻意將他們置於險境。接著，萊納德·哈維爾從後方被人擊中頭部。當他醒來時，贖金、上面有電話號碼的紙條，以及他的朋友，全數消失。」
我再次暫停，讓陪審團在腦中把這些再思考一遍，讓他們感受一下。
「金小姐說，各位的工作就是評估、衡量證據，這麼說一點也沒錯。因為無論這證據是以偏概全，或是以全概偏，其實什麼也無法證明。你們會聽到檢方的理論，亦即萊納德·哈維爾意圖詐騙保險公司的贖金，並聲稱這場由被告設計的綁架動機完全基於金錢。
「但這理論有一個問題：它不合理。」
我緩步上前，帶著真相（我心中希望它確是真相無誤）逐漸靠近陪審團。
「你們之中有孩子的人、有摯愛家人的人，深知將孩子抱在懷中是什麼感覺的人，請你們問問自己：你會為錢殺死孩子嗎？」
這次的暫停較短，因為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每過一刻，我就感到更多名陪審員在心理上更傾向被告。他們的眼神越過我的肩膀，想象自己坐在那張椅子上的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