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梯前往頂樓的同時，我不禁想著這間塑造了我大半人生的老法院。錢伯斯街法院造就了我，也摧毀了我。樓下幾層法庭負責處理認罪協商的老前輩稱它為「德古拉飯店」，但沒人知道確切原因。有些人說是因為一位任職多年的法官長得酷似貝拉·盧戈西。對我來說，這間法院在我執業的最後6個月還真的是飯店般的存在。傑克·哈洛蘭跟我拼了老命撐過了不景氣時期，靠本市節節攀升的犯罪率大賺一筆。就選對路線的刑案律師而言，前景是相當不錯的。所以我們全力主攻刑事法庭，白天處理案子，接著出去逛逛，在夜間法庭追加新逮捕的案子。大部分夜間法庭的被告都沒有代表律師，因為律師事務所休息了，只有少數值得信賴的刑案律所提供24小時緊急服務。
我們正常朝九晚五，晚上輪夜班：星期一由我負責下午5點半到凌晨1點的庭，接著由傑克接手大夜班，隔天再交換班表。那時候半夜處理完案子，差不多也要凌晨3點，偶爾到5點，回家已經沒什麼意義了，於是我會趴在會議室的桌上小憩。如果其他律師搶先使用會議室與客戶開會，或也在裡面補眠，認識我的職員會放我到員工辦公室小睡一會兒。我有時也會到哈利·福特法官的法官辦公室裡跟他喝一杯，並努力不在沙發上睡著。這間德古拉飯店唯一的好處就是不用錢。
接下來的6個月，這間老法院要進行檢查維護。新聞曾報道，市政府花在修復外牆的錢遭到監管中心的批評，說他們簡直浪費。高樓層有部分閒置，裡面只有老舊的檔案櫃和傢俱，毫無儲存價值。許多職員被調去對街的新辦公室，這對支援保留此座建築的倡議行動來說，又是一大打擊。
電梯門在19樓開啟，這整層樓都是空辦公室，我以前在凌晨等聽審時上來休息過，我在這間法院不同地方過夜的次數多到數不清。這棟建築裡的裝置很少，最主要的問題是缺乏與客戶私下交談的會議室，所以我曾利用上頭幾間老辦公室和人洽談合作。除了偶有律師來跟客戶私下談話，或是小睡一下，沒有人會到上面來。
一股黴味穿牆而來，大概有好一陣子沒人上來打掃了。我們踏出電梯，沿著寬敞的走廊來到右手邊第二扇房門前。阿圖拉斯從外套口袋掏出一串鑰匙，插了一把到門鎖裡。門鎖是全新的，看來阿圖拉斯早就計劃好要帶我來這裡。他開啟門，拖著行李箱走進去，我跟著進門，他立刻關門並上鎖。裡面是一個法官辦公室外的寬敞會客室，有一張髒桌子、三張綠色的皮製釘飾沙發，以及一臺老舊的印表機。
桌子上方有一幅泛黃、裱框的《蒙娜麗莎的微笑》。
沙發後面有一扇通往辦公室的內開門，我推開門來到一個隱秘的角落，正前方有一排長長的格子窗，左邊是一整面牆的書架，上頭擺著判例彙編和過時的法學教科書，一組小桌椅緊靠在書架旁。另一面牆上有兩張畫得很爛的藝術品，它們掛在脫落的花紋桌布上，描繪著荒蕪的愛爾蘭鄉間風光，一張沙發孤零零地擺在畫作下方。這裡聞起來有佈滿灰塵的舊報紙味。
我走回會客室，阿圖拉斯正從行李箱中拿出一個西裝袋。他開啟後，遞給我一條摺疊整齊的黑色西裝褲，同時把西裝外套掛到椅子上，接著又給了我一件包裝未拆的白襯衫和一條全新的紅色領帶。
除去大衣，我身上穿著輕薄的斜紋棉褲，一件藍襯衫搭配海軍藍休閒西裝外套。
「把大衣脫掉。」阿圖拉斯說。
我脫掉大衣，裝有炸彈的薄夾克也跟著被脫了下來，自大衣內滑落。眼看它致命的那部分就要落地，我迅速躲進法官辦公室，護住頭部。
什麼事也沒有。
外面傳來一陣大笑。
我起身回到會客室，感覺自己蠢得要命。薄夾克皺巴巴地躺在地上，阿圖拉斯則滿臉笑容。
「別擔心，要啟動裝置才能引爆，否則你就算把炸彈砸到牆上都不會有事。得用這個才能引爆。」他從棕色大衣口袋裡拿出某個黑色的小東西，看起來像是汽車遙控器：一個橢圓形小塑膠物，和火柴盒差不多大，有兩個按鈕──一個綠色，一個紅色。「一個上膛，一個引爆。炸彈威力沒有很大，殺傷範圍只能覆蓋1.2到1.5米而已。」阿圖拉斯說明道。
他撿起薄夾克，平放在會客桌上。
有人敲門。阿圖拉斯開了門，是轎車上那位高大的金髮俄羅斯人，被沃爾切克稱為維克多的那位。大個子關上門後直盯著我看。
阿圖拉斯回到會客桌邊，開啟那件絲質薄夾克用魔鬼氈接合的地方，將我隔著布料感覺到的裝置取出：兩塊薄長方形的硬油灰，上頭還有像是電路板的東西，也許是老呼叫器的內部零件，或類似的東西。它跟灰白色的塑膠炸藥由更多根電線連線著，整個裝置看起來和口袋型筆記本差不多大，它很薄，儘管有著驚人的殺傷力，卻沒有多少重量。阿圖拉斯拿起掛在椅子上的西裝外套，內裡向上攤在桌上，手沿著縫線摸起來。他知道我需要穿西裝出庭，這件西裝外套看起來是找人定做的，為了把裝置藏入後背特製的暗袋中。他重新放好炸彈後封上介面，拎起西裝外套，從外觀完全瞧不出背部有藏東西，看起來正常極了。
「去換衣服。」阿圖拉斯說。
我拿起褲子、襯衫、領帶和我的大衣，往法官辦公室走去。「介意迴避一下嗎？」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