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右手抓住了劍，左手滑到她的手臂上，雙腿在她長袍的花崗岩皺褶處晃盪，兩腳亂踏著尋找落腳處。
「我沒問題，我沒問題。」我不斷安慰著自己。
我的手臂抖得厲害。越過石雕手臂，我看到女神背後較低的樓層上有一個寬大的凹臺。我可以從手臂上爬過去，或試試從下面滑過去。我讓雙腳找到一個穩定的支點，調整左手的抓握姿勢，準備讓它承接我的重量。我違逆自然本能地將身體盪出去，雙腿掃過女神的手臂下方，腳到達拋物線頂點時，我鬆開了手。
我降落在18樓的凹臺上，迎接我的是一陣鼓翅聲和嘎嘎聲──烏鴉抗議我入侵它們的棲息地。我再度抓緊雕像，將臉貼近花崗岩。
腎上腺素通常並不會困擾到我，我學過如何善用它。當你在上百個人面前起立，每雙眼睛都盯著你時，你就會感受到一大波腎上腺素，不然你就不是人。一切都會慢下來，當它流過你的迴圈系統，1秒鐘的停頓感覺就像一場長達3分鐘的噩夢，這就是它應有的功能。一個慢動作似的片刻，讓你反擊或逃跑。它加快你的反應速度，完全扭曲你對時間和空間的感受，每一種感官都高度戒備，每一項反應都像剃刀般銳利。
我強行讓身體退了幾個檔位，等引擎冷卻才抬頭看向我來時走的路。我起跳的平臺幾乎消失不見了，磚塊已經碎裂。我低頭，街上沒有人躺著回望我。瓦礫掉到人行道上，但沒人受傷。謝天謝地我身在紐約，真正的紐約客是不會抬頭往上看的。我倚著冰冷的磚牆，仰望女神的背部。她也是這場遊戲的一部分。律師常常被問到，他們怎麼有辦法代表明知有罪的人打官司。我就被問過許多次，而我給出的答案都是──我們沒有這麼做。事實上，我們的作業方式就像美國軍隊許多年來處理同性戀軍人的方式──不問不說。我從來沒有代理過任何我明知有罪的人，因為我從不問客戶他們有罪與否，避免碰到那個恐怖的可能：他們對你說實話。實話在法庭上沒有容身之地，唯一重要的是檢方能夠證明些什麼。如果我遇到一個面臨刑事起訴的客戶，我會告訴他們警察或檢方自認能夠證明哪些事，並問他們對此有何想法。接下來就是他們的表演時間，如果他們說警察是對的，就是認罪；如果他們想拼一把，就會跟我說自己是無辜的。他們都明白，如果他們對我承認有罪，卻還是要我打官司，我就無法繼續成為他們的代理。遊戲就是這樣玩的。
不問，不說。
11個月前，我發現這個遊戲玩起來會出人命，我決定再也不玩了。
我重新控制住心跳，看向我接著要走的路線：另一個窗臺──同樣狹窄、同樣危險。
城市的喧囂聲持續干擾著我，就在這一刻，我聽到了某個熟悉的聲音。我俯瞰下方的街道，幾輛汽車迅速駛過，街上人不多。我向延伸窗臺靠近，用一隻腳試探著，逐漸把重量移上去，直到我相信它是安全可靠的。我踏出一步，然後又聽到了那個聲音──一聲鼓點，一個聲音。我對這再熟悉不過，是滾石樂隊的《無法滿足》。音樂很遠、音量很小，但絕不會錯。
我認得這首歌、認得這個樂團，也認得這張唱片的主人。這段音樂給了我彷彿見到曙光的鼓勵，這正是我迫切需要的。我抓住大樓側邊，探身出去繼續移動。我越往外移，基思·理查茲的吉他聲就越清晰。沒過多久，我就看到不遠處的一扇窗戶透出友善的微光。
我加快了腳步。
我伸手探向窗戶，再度蹲低，試圖把它撬開。窗戶鎖上了。房間中的景象看起來堪稱溫馨，角落的黑膠唱片機播著海妖般引我前來的樂聲，桌上的一盞檯燈透過旁邊的威士忌瓶投出一道溫暖的光柱，在地板灑下金黃閃亮的光影。一名老年黑人男子身穿紅色套頭上衣坐在桌前，下巴靠在胸前，可能是喝醉了，也可能是睡著了，或兩者皆是。他的白髮直豎，彷彿在努力捕捉音樂的旋律，把其中的魔力傳導到他的腦子裡。
我敲敲窗戶。
毫無動靜。
我再敲一次，敲得更大聲。
他絕對是醉到不省人事了。
我敲了第三遍，窗戶簡直要被敲破，高等法院法官大人哈利·福特醒過來，緊張地環顧室內，可一秒之後又把頭縮回原位繼續睡。我又拍了一下窗戶，這次他找出聲音的源頭了。他直勾勾地看著我，嘴巴張開，在他往後一倒、四腳朝天摔下椅子前，我聽到一聲壓抑的尖叫。他憤憤地爬起來，氣得表情扭曲，他一定以為我是酒後惡作劇。窗戶開了。
「你這神經病，我該死的很樂意報警，或直接把你從這樓上推下去。」
我的情緒一轉，因為我必須告訴他實情了。他醉態帶來的樂趣已經消退，我再次意識到我的處境，以及我背上的炸藥帶來的重量。
「哈利，我有麻煩了，很大的麻煩。他們抓走了艾米。」
「誰抓走了艾米？」
「俄羅斯黑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