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身體摔在窗臺上，雙腿又踢落了幾塊磚。我貼著牆，儘可能快速移動回我沒關上的那扇窗。跌進辦公室時，已經過了兩分二十秒。我起身關上窗戶，脫下大衣，用手拍了拍它。外套溼透了，褲子也是。我開啟角落的暖氣，將它開到最強，把大衣放上去，整個人緊靠著它，好烘乾我膝蓋溼掉的地方，同時緩和氣息。我定了定神，從鑰匙孔看出去，感謝老天，維克多還在沙發上睡覺，跟我離開時的姿勢一樣。原本裝案件資料的行李箱依舊開在地上，裡頭空空如也，跟我最後一次看到的無異，資料都還在我桌上。
一陣微弱的金屬聲打破了沉寂：走廊的電梯門開了。汗水滴在我的外套上，我擦了擦前額，聽到一串體重驚人的腳步跟在另一串腳步後面。阿圖拉斯悄悄回到會客室，輕輕坐到椅子上，格雷戈爾跟在他身後，踹醒維克多。他要維克多坐過去，然後兩個大塊頭往後靠回到沙發上，閉上眼睛。跟辦公室裡同樣的檯燈映照出微弱的燈光，讓外頭看起來一片祥和。我試著轉動門把，發現它是鎖上的，這代表沒人來看過我。如果他們開啟門發現我不見了，不會重新上鎖。
我儘可能壓低聲音回到暖氣機邊，讓不斷上升的熱氣烘乾我的褲子。我已經計劃好下一步了，在動手處理掉俄羅斯佬前，得先跟吉米聯絡上，因此我需要拿到哈利清單上的手機。就算不塞車，哈利至少也要一個小時才能取得裝備並回來交貨，我只能等了。我伸展雙腿，背靠著牆，又檢視了一次鑰匙孔。
他們在休息。
半個小時後，我發現自己的頭往前垂向胸口，我差點要睡著了。大衣和膝蓋都已經烘乾，深色布料蓋住了所有汙漬。辦公室有點悶熱，我關掉暖氣，坐回去繼續思考。
我欠哈利·福特太多人情了，要不是他，我不是在牢裡，就是早死透了。那是騙子的宿命，沒有什麼退休計劃，也沒有健康保障。我靠騙保行騙一生，最後可能慢慢自食惡果，或被抓去關監獄。但當時我自然不會那樣想，等事情真的發生，我會怪自己剎那間的錯誤決策，或怪那支9磅重的大槌。唉，不是那支槌子的錯，也不是敲它的人的錯。真正錯的是我的司機，睡了人家的老婆。
那時，我已經觀察過我的目標，也準備好在週五早上製造一場小車禍。我的專業車手，退役的nascar賽車手派瑞·雷克，在星期四晚上被一個吃醋的老公揍得鼻青臉腫。那個老公把派瑞綁在椅子上，從工具袋裡拿出一支全新的9磅大槌給派瑞看，把派瑞折磨得半死：他的膝蓋、雙手、手肘和牙齒全毀了。我應該取消行動的，但我沒有，我忘了這行的規矩：拿錢閃人。詐騙生涯的最後幾年，我存了將近2000萬美金，我行騙不再是為了錢，而是為騙而騙，為了騙倒大保險公司和他們的法律團隊、賺到幾千美金的快感而騙，然後到酒吧裡敬我爸一杯，再支付所有的傷害損失。於是我那天接手了派瑞的工作。後來想想，如果把派瑞綁在駕駛座上，任他自行處理，結果大概都會好一點。但我搞砸了，剎車踩得太用力、太急，那輛賓士從我後面撞上來，就在十字路口處。是我的錯，不是他的。我沒威脅要告賓士的司機，反倒是他告我人身傷害。事實上，他把我告進錢伯斯街上的民事法庭，本案的法官正是哈利·福特。
一般來說，這種事故不會鬧上法庭，事故責任歸我，但我撒謊說有行人衝過來，我是因為這樣才緊急剎車的。一名警察說他在對街目睹了整起事件，沒看到有行人從我前面跑過去。要不是有警察在事故現場，事發後我就直接開走了。警察記下了我的資料，而我身上只帶了自己的證件，這是另一個錯誤。
我那天一到法庭便提議要付給對方1萬美金和解，他的律師要他別收，直接讓案子進法庭。我在事故里駕駛的車子沒有保險，如果我請律師，賓士司機會覺得我很有錢，所以我就出庭替自己辯護了。案子開始審理，法官哈利·福特看起來一臉了無生趣。要不是有那位警察，我和賓士司機會各說各話。一直到我開始提問，哈利才開始投入。對方表示，在我踩剎車以前，他沒有看到任何行人。我問了他一個問題：「你說你來不及看到我踩剎車才會撞上來。如果你沒有注意到我的動態，應該也不會看到行人，對吧？」他沒有回答。
警察說他能清楚地看到我，對事故發生的經過一清二楚，他很確定沒有看到任何行人跑過我行車的路線。我知道若能挑戰警方的說法，我就會有很高的勝算，所以我決定測試他到底記得什麼。
「警察先生，你說你對6個多月前發生的事件記憶猶新，也對那天發生的事都記得一清二楚？」
「沒錯。」
我拿起面前的一張紙：一封對方律師寄來的信，威脅如果我不付給他的委託人10萬美金，他就要告我。警察見我盯著紙看，卻看不到上面的內容。
「警察先生，在目睹事件之後，你接下來處理的是什麼案子？」
他打算要撒謊，隨便說個答案敷衍我，但他看到我在等待回答的同時盯著那份檔案，便猶豫了。他以為我手上有相關資訊，這些資訊就在我面前的檔案裡。
「我不記得。」這是他的安全牌。
我接著問他事發前處理了什麼案子，他給了同樣的答案──他突然間什麼都不記得了。
我小時候看過我爸對手下用過相同的手段，確認他們沒有少報數字。他會邊問邊拿起他的小紅簿子，一副對發生的事瞭如指掌，且手握證據的樣子。他當然沒有，只是在虛張聲勢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