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記得第一次看到傑克·艾勒裡是什麼時候了，不過肯定是我家住布朗克斯的那幾年。我們在同一所重點中學，他比我高一級。有時我會在課間碰見他，在教室外的走廊或者操場上，有時則在放學後瞧見他跟一夥人在打棍球或街頭棒球。後來我們混熟了，彼此用對方的姓稱呼——算是小男生之間奇怪的默契。如果那時有人問我對傑克·艾勒裡印象如何，我大概會說「還行」，估計他也會這麼說我。總之，我們當時的交情差不多就是那樣，能說的也僅止於此。
後來我父親的生意做不下去，就把店關了，我家也搬走了。我和傑克·艾勒裡也整整二十年未見。再次見到他時，我覺得他面熟，卻想不起名字。我不知他能否認出我來，因為他根本看不見我。我是透過單向玻璃看到他的。
那應該是一九七○年，或者一九七一年。我已做了好幾年警探，在格林威治村的第六分局，查爾斯街上的戰前建築還沒被拆掉，舊分局便設在該處。不久之後，我們奉命遷往西十街新樓。幾個有生意頭腦的傢伙買下警局的舊樓，把它改造成合作公寓，並命名為「警察大樓」，也算是對歷史致敬吧。
幾年之後，紐約警察局的廣場大樓建成，中央大街老舊的警察總局基本上也是同樣的命運。
不過，我遇到傑克·艾勒裡是在查爾斯街老分局的二樓。一排五個三四十歲的白人男子等著辨認，他是第四個。這五個人的身高在五英尺九英寸到六英尺一英寸之間，穿著差不多，都是牛仔褲配開領休閒襯衫。女受害人聲稱有人拿槍威脅她，掩護其同夥將收銀機洗劫一空。
女受害人體格魁梧，年約五十，完全不像家營商店的老闆娘。如果她當老師，大概所有的學生都會怕她。我當時只是旁觀者，因為這個案子不歸我管。辦案的警察名叫朗尼根，是個便衣，我就站在他旁邊。屋裡有一個檢察官助理，站在女受害人旁邊。另外還有一個瘦瘦高高的年輕人，穿著一套不太合身的西裝，看起來是法庭指派的援助律師。
我在布魯克林時的搭檔是位老警察，名叫文斯·馬哈菲。他教會我上百件事，其中之一就是，一有機會便去嫌犯辨認的現場旁觀。他告訴我，要想認熟當地的惡棍，這樣做可比翻看罪犯相簿有用得多。你可以細緻觀察到他們面部、舉止的特徵，也更容易將他們的神態印在腦子裡。更何況，他說，這可是免費的，為什麼不瞧瞧呢？
於是，我養成了到嫌犯辨認現場旁觀的習慣。那天下午，我打量著這五名男子，檢察官助理則在一旁對女受害人說，慢慢想，不要急。「不用想了，我知道是誰，」她說，朗尼根一下高興起來，「是三號。」
檢察官助理問她是否確定，語氣似在暗示她重新回想整個過程。一旁的援助律師則清了清喉嚨，似乎準備提出反對。
多此一舉了。「我百分之百確定。」她說，「就是這個狗孃養的搶了我，這話我可以在你、在上帝、在所有人面前大聲宣告。」
她剛說出是三號，朗尼根的臉就晴轉多雲了。其他人陸陸續續走了，我和他還留在屋裡。我問他三號是什麼情況。
「他是哈德遜街那家市場的副經理，」他說，「是個大好人，每次都願意幫忙。但下次我可不敢讓他來參加嫌犯辨認了。這是他第三次被指認了。他這人，就算是在公用電話退幣孔瞧見一毛錢，也會重新投進去的。」
「他是有點不太面善。」我說。
「我覺得是因為他的嘴唇有點歪。不仔細看看不出來，但整張臉就會因此顯得有點不對稱，很難讓人覺得可靠。總之，這是他最後一次參加嫌犯辨認了。」
「只要他自己別犯事，」我表示，「說起來，你希望她指認誰？」
「還是你講吧，你覺得是哪一個？」
「四號。」
「所見略同。我真該找你來做證人，馬修。這是你警察的直覺呢，還是你之前就瞭解他？」
「是女受害人講出答案時，他臉上的表情露了餡。我知道他們那邊聽不見動靜，但他一定是察覺到了什麼，知道自己已經脫險。」
「這我倒沒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