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我卻轉身回家去了。當時是深夜，位於第八大道和四十七街交界處的書報攤已在販賣早版的《紐約時報》。我抵達旅館，任由雙腳明智地將我帶進旅館大門而非路口。我上了樓再次更衣，把椅子拉到視窗，我坐了一會兒，但沒有特意在看什麼。
我先前到阿姆斯特朗酒吧，是因為有個問題想問；我決定轉身離開，則因為這是我這一年最接近酒精的一天，而那又是我戒酒滿一週年的前一天。我並不想喝酒，我沒有這個需要，但過去三百六十四天習得的經驗告訴我，目前我有多脆弱，而那間酒吧對我來說又有多危險。
嗯，我是可以打電話求援，找個滴酒不沾的朋友陪我進門提問。但覺得沒必要。我可以回家上床睡覺。我的問題明天還是會等在那裡。
我不知道自己能否睡著。我上了床，關了燈，在陌生的床墊上伸展四肢，並把我的腦袋放在陌生的枕頭上。
我恢復意識的時候，已經是第二天早上了。
早餐後我首先便是打電話給丹尼斯·雷德蒙。他人在警局，我打去時他正要出門。我告訴他，我很確定自己掌握了新的線索。他說：「你是說艾勒裡的案子嗎？因為斯迪爾曼的案子擺明了就是自殺，想翻案怕是難上加難。」
「戴克·雷恩斯，」我說，「還有瑪西·康薇爾。」
「這兩個名字好像蠻耳熟的。」
「幾年以前，」我說，「發生在格林威治簡恩街的雙屍案。據《郵報》描述，是波西米亞式的愛巢，而且——」
「那個案子我記得，還是懸案，如果我沒搞錯的話。怎麼？難不成你知道兇手是誰嗎？願聞其詳。」
「傑克·艾勒裡。」
「搞什麼。」
「他已經承認了，白紙黑字。」
「而且你還讀過了。」
「就在我手裡。」
這話他想了想。他說：「想來他不是孤軍奮鬥一手包辦吧。」
「他有個同夥。」
「而且艾勒裡找到了信仰，或者隨你怎麼稱呼的什麼好了，於是同夥整天擔心他會大嘴巴。媽的，我得出去透透氣才行。你還記得先前我跟你碰過頭的那家店吧，叫吟遊男孩。今天下午兩點行嗎？還有，馬修，告白書請你帶去好吧？」
我掛上電話，鈴聲幾乎馬上響起。是簡打來的，她祝賀我週年快樂。我們之間的談話有點奇怪，因為沒說的話把說了的話都淹沒了。她說她很為我高興，還說我這一年用心戒酒非常辛苦，我則告訴她，感謝她從一開始就意志堅定地持續給我支援，我感激不盡。她掛上電話以後，我突然很想立刻回電給她。但我能說什麼呢？
我還有幾通電話得打，不過鈴聲馬上又響起來，這回是吉姆。他粗啞著嗓音問我頭腦是否清醒。我說沒問題，算是個奇蹟吧。然後他說確實是個奇蹟，我要永遠銘記在心。接著他跟我賀喜，告訴我頭一年最是艱辛。「接下來的每一年也都好不到哪兒去。」
「昨晚你離開以後，」我說，「我翻來覆去一直睡不著。」
「所以你就倒出三顆安定，混上一品脫的伏特加吞下去。」
「我換上衣服，出門走到阿姆斯特朗酒吧。」
「真的假的？」
「我有個問題想請教酒保。」
「然後呢？」
「我覺得問題可以等，而且我好像不該晚上去。重點是，現在我又要過去了，因為搞不好輪日班的酒保可以回答我的問題。如果他沒辦法的話，今晚我只好第三度上門了。」
「打電話四處問問吧，得找個人陪才行。」
我說我再看看。
阿姆斯特朗酒吧通常十一點左右開門，我到的時候大約已過了二三十分鐘。我先前電話講了一陣子，並匆匆跑到中城北分局的命案組待了一下。繞行至轉角以前，我並沒有打電話求援，所以我是獨自一人踏進酒館的。空中瀰漫著一股還不算壞的菸酒味道。
有兩張桌子已經坐了人，吧檯一端有個傢伙手裡護著杯啤酒，正在細細閱讀日報。路西安站在吧檯後頭調配血腥瑪麗，我一湊近，他全身立刻僵住。他看到我很驚訝，可是又想掩飾。
「顏色調得很美，」我讚美起他的手藝，「不過我來這不是為了酒。我只是路過，想順便問個問題。」
「請說，馬修。如果我不知道答案的話，也會隨口編一個。」
「請問最近有人上門打聽我的事嗎？」
「打聽？沒有吧。打聽什麼樣的事呢？」
「比方我以前愛喝什麼酒。」
「哪有人這等無聊？不過，幾天前你倒是有個老友跑來這兒逍遙。」
「哦？」
「他就坐在這裡，點了兩杯。酒一送上他就付錢了，還擺擺手不收零。‘甭找了，給你自己買一杯。’你知道吧，這種客人點下一杯的話，我們一定斟得更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