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頭低低地垂在胸前，儘可能地用最溫順、最憂鬱的聲音說道：「請等一下。我總是失眠，整夜睡不著覺，不知道這樣下去身體會不會出問題……我是想，如果能看看電視、聽聽收音機，或者讀讀書，甚至畫個畫——只要一支鉛筆和幾張紙就好，如果能那樣，我覺得說不定會……有所好轉？」
我身體緊繃，做好了心理準備，這番傲慢無禮的要求很可能會引來他的粗魯謾罵甚至暴力毆打。
他俯視了我一陣，然後咕噥著離開了房間，完全沒有理會我的請求。
大約45分鐘後，地板傳來熟悉的「嘎吱」聲。我知道他回來了，跟往常一樣來收走剩下的餐具。但是，門一開啟，我就看到他抱著一臺19寸的老電視機，上面還摞著一臺長約12英寸的舊收音機，左臂下則夾著一沓紙和一個兒童用的長條塑膠筆袋。筆袋是粉紅色的，印著兩匹小馬，正是那種上學第一天買了、不到一週就會被弄丟的普通筆袋。我差點兒以為自己住在學校宿舍。即便真是如此，這裡也是間廢棄的校舍，只有我一個人。
「別他媽的再要其他東西了。」說完，他就把托盤從我的床上一把拿起來，空碟、空杯東倒西歪，發出一陣「丁零噹啷」的聲音。他「砰」的一聲甩上門走了。煩人的噪聲也跟他一起走遠，最後消失了。
我拉開粉色筆袋上的拉鏈，沒抱多大希望，以為裡面不過只有一截鈍鉛筆罷了。
天哪，不會吧！裡面不僅有兩支嶄新的鉛筆，還有一把12英寸長的尺子和一個卷筆刀！黑色的卷筆刀側面印著數字「15」。這件東西太寶貴了，尤其是上面的刀片，我馬上就把它列入了裝備清單，編號15。第15號裝備登場時，它自己身上剛好印著編號。我微微一笑，產生了一個異想天開的念頭，覺得這個卷筆刀是自主加入復仇大計的，就像一個響應召喚前來報到的戰士。因此，我決定要用「15」作為逃脫計劃的代號，至少也得是代號的一部分。
為了讓綁匪體會到我對他的感激，我插上第14號裝備電視機，假裝看了起來。我當然毫不在乎他的感受，但我們得利用類似的策略來矇蔽敵人，讓他們放鬆大意，感覺不到潛藏的危險，然後在時機成熟時，立刻拉動機關、開啟陷阱，迅速地給他們致命一擊。不過，或許也不必那麼迅速，說不定死亡來得慢一些更好。我不能讓他死得痛快，得讓他受點兒折磨。我拆開鐵桶，把提手鋒利的一端當作螺絲刀來用。
那天晚上，我是全世界最清醒的人。黎明時分，就連月亮也疲憊地褪去了光暈，露出慘白的一面，而我一直精神振奮，從第4天傍晚開始工作了整整一夜。
第5天，他又用那個討厭的瓷碟子來送早飯了，但根本沒有注意到囚室內的細微變化。午飯時，他問我要不要再來點兒水，我好不容易才忍住了笑意。
「好。」
對於即將發生的事情，他一無所知，絲毫沒有察覺我已經開始實施自己的復仇大計了。
***
我不在乎當時的新聞都是怎麼說的，反正我沒有離家出走。這還用說嗎，我幹嗎要離家出走呢？沒錯，他們是大發雷霆，快要氣瘋了，但他們最終還是會站在我身邊支援我的。畢竟他們是我的父母，我是他們唯一的孩子。
「可你成績一向那麼好，還是榮譽學生，難道就不上學了？」當時，父親這樣問我。
在診所裡，得知我已經把自己的身體狀況隱瞞了七個月，對他們來說，簡直難以置信。
媽媽問產科醫生：「她懷孕七個月了？這怎麼可能？」儘管她不願相信，但事實已經擺在眼前，她清楚地看到了我身體的變化。
其實，我絕不只是「胖了一點兒」，乳房也變得腫脹，肚子更是又大又圓。我懷孕的事實已經顯而易見了，媽媽不禁對自己自欺欺人的想法感到難堪，她垂下頭啜泣了起來。爸爸把瘦長的手放在她的背上，有些慌張，不知該如何安慰這個幾乎從不落淚的女強人。醫生看著我，抿了抿嘴表示安慰，然後換了個話題，談接下來的安排：「下週她還得來一趟，需要做一些檢查。你們離開的時候，請到前臺預約一下時間。」
假如我當時能未卜先知，一定會更加留心，察覺到可疑之處。但是，我過於沉浸在爸媽的失望中，沒有注意到前臺護士的目光中閃爍著表裡不一的奸詐，也沒有注意到她那和善的外表下暗藏著的禍心。但我現在想起來了，當時我把這些資訊下意識地記在了腦海中。那個護士的頭髮顏色很淺，近乎白色，緊緊地綰成一個髮髻，她的眼睛碧綠，臉蛋用胭脂撲成了粉紅色，當我們走近時，她只問候了我的媽媽。
「醫生說要什麼時候見她？」護士問道。
「他說下週。」媽媽答道。
爸爸在媽媽身後徘徊，他把頭向前探著，腿跟媽媽的腿前後重疊，他們倆看上去就像是一條雙頭龍。
媽媽心不在焉地用一隻手擺弄著錢包，另一隻手則垂在身側，不停地張開、握住、張開、握住，彷彿攥著一個看不見的彈力減壓球。此時，護士正低頭檢視預約簿。
「下週二下午兩點怎麼樣？哦，等等，她那個時間還在學校上課，對嗎？她上的是遠大高中吧？」
媽媽很討厭閒聊。通常，她都直接地無視那種跟談話主題不相干的發問，對此嗤之以鼻。面對護士提出的這種不必要的問題，她一般會犀利地反問道：「她上哪個高中跟預約時間有關係嗎？」對於浪費她時間的蠢人蠢事，媽媽總會很不耐煩。脾氣暴躁、注重效率、嚴謹挑剔、井井有條、驕傲自信，這都是她的特點，而她的職業正是一名辯護律師。不過，那天她只是一位焦慮的母親，於是她一邊在包裡摸索著日程本，一邊草草地回答了護士的問題。
「對，對。遠大高中。三點半行嗎？」
「沒問題。那我就把她安排在下週二下午三點半。」
「謝謝。」媽媽忍耐著聽完了她的話，然後立刻拽著我和爸爸走出了診所。那個護士一直目送著我們，我也回望著她。當時，我以為她只是為了能在茶餘飯後的閒聊八卦中有更多談資，所以才會對一個來自「顯赫家庭」的「不幸」懷孕少女感興趣。
她一定從就醫記錄中得到了我的地址，而且還通過對話知道我上的不是私立學校，這就意味著她猜到我是住在公立學校附近的學區，從而可以推斷出我是步行上學的，途中要經過一條樹木繁茂的鄉間小路。於是，我就像一隻送到嘴邊的羔羊，成了這次狩獵最完美的獵物。她翹著鷹鉤鼻，一邊用眼睛斜視我，一邊冷酷地算計著，在我們離開診所的那一刻，她說不定已經想好了計劃。也許是我的記憶出了差錯，也許是我的臆想，但在回憶中，我彷彿看到她拿起電話，用手掩著粉紅色的嘴唇竊竊私語，同時，她的綠眼睛片刻都沒有挪開目光，一直跟我保持對視。
最近三個月，媽媽一直都在外地，她去紐約南區參加一個案子的庭審了，否則她肯定能早些發現我身體的變化。在此期間，她週末回了一趟家，但我以「跟朋友去佛蒙特州滑雪」為由，有意避開了她。爸爸還坐火車去看了她一次，而我則獨自留在家中，爸爸很放心，以為我是在地下室裡乖乖地寫作業、做實驗。
毋庸置疑，媽媽當然是愛我們的。不過，我和爸爸都知道，一旦她開啟了「庭審模式」，我們就最好不要打擾她了。當媽媽處於這種「戰爭狀態」時，她會心無旁騖，眼裡只有勝利贏得審判這一個主題，而99.8%的時候她都做到了，勝率驚人。被告企業對她鍾愛有加，原告方則對她恨之入骨。司法部、證券交易委員會、聯邦貿易委員會和聯邦總檢察長辦公室的調查部門都稱她是「魔鬼的化身」。媒體通常也對她惡言相向，但那些報道和評論只會為她帶來更多的客戶，鞏固她的名氣。「邪惡」「冷酷」「死纏爛打」「殘忍的陰謀家」這些詞都是媒體用來形容她的，而她則用大字號把這些詞列印出來，像對待藝術品一樣裱進相框，掛在辦公室的牆上。可是，她真的邪惡嗎？不，我覺得她很溫柔。
爸爸不會對我發胖一事產生任何疑問，因為他只關注那些十分微小、難以察覺的事物，比如夸克和質子。他以前是海豹突擊隊的特種兵，現在是一名物理學家，專門研究醫療放射。在我懷孕期間，他正廢寢忘食地為出版社寫一本書，內容是關於用放射氣球來治療乳腺癌的。回想起來，他當時的狀態和媽媽差不多。媽媽進入了「庭審模式」，爸爸進入了「趕稿模式」，他們倆都忙得天昏地暗，根本無暇關注我的身體情況。但我絕不是在指責他們，只是在陳述事實。走到這一步，我知道一切都是自作自受。我，當然還有另一個人，一起造成了現在的結果。可我並不後悔，有些人也許會把這件事稱為「錯誤」，但我不會。
從診所開車回家的路上，我儘可能安靜地坐在後座。爸爸媽媽都坐在前面，他們沒有相互指責，而是緊緊握住對方的手來彼此安慰。我覺得媽媽可能會自責痛苦，所以我試圖告訴她，她的事業跟我的處境毫無關係，「媽媽，我並非有意如此，但是請相信我，就算你不工作，每天待在家裡烤餅乾，這件事還是會發生的。使用乳膠安全套，平均有0.02%的機率會避孕失敗……」我停了一下，因為我聽見爸爸不安地嘆了口氣，儘管如此，我還是繼續往下說，畢竟科學是客觀的，「機率雖小，卻不是絕無可能。我現在門門功課都還是優秀，我不吸毒，而且一定會完成學業。我只是需要你們的幫助。」
不出所料，媽媽劈頭蓋臉地發表了長篇大論，表達她的失望之情，說我根本就沒有準備好負擔起生養孩子的責任，說我本該享受少年時光並專心申請大學，結果卻做錯事讓生活變得無比艱難。
最後，她說：「我就是不明白，你為什麼不早點兒告訴我，你為什麼要隱瞞起來，選擇自己面對！我、我真是不懂！」她的眼睛因憂慮而顯得疲倦、黯淡，我從未見過她這個樣子。確實，她以這種方式得知我懷孕的訊息，實在是太突然了。
她一直在問我為什麼不早點兒告訴她，但我始終沒有回答，因為坦白來講，我根本不知道要怎麼回答才能讓她滿意。當你經常讓情感開關保持關閉狀態時，你就會習慣一個人解決問題，一個人面對現實。現實就是，我的確懷孕了，就算告訴媽媽也於事無補，反而會打擾她工作。我知道，這種想法也許令人費解。不過，像這樣回頭講述我的經歷，也許能幫助人們乃至我自己更好地理解這種過於理智的抉擇吧。
「雖然如此，我們還是愛你的，非常愛你。我們會熬過去的。我們會一起熬過去的。」媽媽說。在那一週剩下的時間裡，她一直像唸咒語似的喃喃地重複著「我們會熬過去的」，用這句話來安慰她自己。一旦平靜下來，她便恢復了一貫的冷靜，開始著手解決問題。首先，她給辦公室打電話，說自己要下週一才能回去。然後，她買了產婦適用的維生素，還把書房改造成了育兒房。我一切都聽從她的吩咐，她對我的支援讓我如釋重負、滿懷感激。閒暇之時，我也曾試著鬆開控制害怕的情緒開關，結果發現，原來自己內心其實也對未來感到惶恐不安。
接下來的週一，也就是跟診所約好要進行產科檢查的前一天，我穿上帶內襯的黑色雨衣，抓了把雨傘，準備去上學了。我的背包裡裝著書、彈力褲、運動內衣、短襪還有替換的內衣——這些都是為放學後的瑜伽練習準備的，我並沒有報什麼瑜伽課，不過，我從圖書館偷拿了一本孕婦指南，正按照上面的建議自學瑜伽。由於這幾個月要對父母隱瞞懷孕的事實，所以我也沒告訴他們我在練習瑜伽。結果，在不知情的人看來，我就像是帶著一堆換洗衣物離家出走一樣。
我把背包搭在肩上，弓著背，剛走出門，就停了下來。糟糕，我忘記帶美術課要用的圖釘和染髮劑了。還有午飯。我最好帶兩份午飯，免得練瑜伽時餓暈過去。我沒關門，直接轉身進屋，走到了廚房的雜物桌前，把背包放下，匆匆地抓起一大包圖釘——那是媽媽從律師事務所的庫房裡拿給我的——還有染髮劑，把它們都丟進背包。然後，我做了四個花生果醬三明治，拿了一整罐花生、一串香蕉和一瓶兩升的水，因為擔心會遲到，也沒有收拾，直接把它們都塞進了背包。別忘了，我正值食慾旺盛的十六歲，再加上懷孕這個特殊狀態，吃得多也不算奇怪！
我後面揹著鼓囊囊的大包，前面挺著圓滾滾的肚子，看上去就像是兩條細腿頂著一個沒畫好的圓圈。由於上身承受著巨大的壓力，我不得不艱難地維持身體的平衡，出門向碎石車道走去。走到院子門口的郵筒旁時，不知為何，我忽然停住了腳步，回頭望了望自己的家，那是一棟有著復折式屋頂的棕色房子，前門是紅色的，掩映在松林之中。我覺得，當時我是想看看父母的車是不是都開走了，從而確定他們是否已經回去工作了——迴歸他們的正常生活了。在家裡突然發生了這起意外事件後，如果他們能像平常一樣生活，會讓我更有安全感。
沿著碎石車道走到頭，我來到了路口，雖然有兩個分支，但實際沒什麼分別，我既可以左拐，也可以右拐：左邊的路通往學校的後門，右邊的路通往學校的正門。我曾經算過走這兩條路線到學校分別需要花多長時間，走左邊需要3.5分鐘，走右邊需要3.8分鐘，差別非常小。因此，我每天的選擇都是看心情的。然而，在週一那天，我選錯了。
我選擇了向右，躲在黑色的大傘下，一直順著車行方向走著。碩大的雨點打在傘上、落在地上，彷彿是一場空襲，又像是當年那個持槍歹徒的掃射。每一次我聽到這種聲響，就會自然而然地想起一年級，想起火災報警器的聲音，想起警察制服持槍歹徒那令人欣慰的場面。我分神了，沉浸在對可怕往事的回憶中，絲毫沒有意識到，這個潮溼、陰冷、泥濘的早晨正是悲劇的序幕，我正一步步走入險境之中。
如果我選擇了向左走，他就無法利用麵包車從我身邊開過的時機，出其不意地擄走我了。因為左邊的線路上只有一小段車道可以供他作案，那段車道很短，不過五秒鐘的車程，他得在我經過那一刻正好把車開過來，還得神不知鬼不覺地把我抓上車，可想而知，難度非常大。但是，在右邊的線路上作案就容易多了。我覺得，他們一定早就計劃好了這次綁架事件，而且還預演過了。起初，我以為他們覺得我很有價值。一個年輕健康、金髮藍眼的美國女孩兒，學業優異，家境富裕，有望在科學領域大展宏圖，而且現在肚子裡還懷著一個健康的男嬰。我做過一系列前沿實驗、成果展示、科學模型和研究報告，並因此獲得了無數獎項。六歲之後的每一年，我都去參加科學夏令營，並且受邀參加各類競賽。在父母的幫助下，我用最新的實驗器材在家中的地下室裡建了一個實驗室。那些商店裡賣的顯微鏡根本達不到我的要求。我的實驗器材跟著名大學和國際製藥公司裡用的是一樣的。對一切事物，我都喜歡研究、測量、計算。不論是物理學、化學、藥學還是微生物學，我都很感興趣，我痴迷於一切充滿規則、對比、運算和可證理論的工作。我沉醉在科學的世界，爸爸媽媽都工作繁忙，他們對我表示愛的方式就是拿出大筆金錢來支援我的愛好。剛被綁架時，我覺得，一定是因為我和我的孩子都價值連城。然而，令人沮喪的是，我很快就明白了一個殘酷的事實：他們綁架我，既不是要利用我的智慧，也不是為了勒索贖金。
那天，在我右拐後走了大約二十步，一輛栗色的麵包車突然出現了，伴隨而來的是一陣微風和一聲驚雷。麵包車開過我身邊時，一側車門突然被推開，一個大腹便便的男人從左邊一下把我拽上了車。動作迅速而敏捷。他將我推向一張扶手椅，麵包車內的地板是一層波紋狀的金屬皮，扶手椅被螺栓固定在上面。他用一把槍指著我的臉，槍口碰到了我的牙齒，味道就像吃飯時不小心咬到叉子，獨特的鐵器味道在嘴裡徘徊不去。一輛轎車呼嘯而過，帶起零星的水花濺在人行道上，沒人注意到我陷入了困境。我本能地用雙手護住肚子，他的目光捕捉到了這個動作，於是便移動槍管，指向我的肚子。
「別動，不然我就開槍打死這個孩子。」
我嚇得一動不動，屏住呼吸，原本狂跳的心臟彷彿停住了。我通常不會嚇成這樣，只有事態極度嚴重時才會如此。在被囚禁的大部分時間裡，我都能控制情緒，保持鎮定。但是那時在麵包車上，因為受到過度的驚嚇，我只是呆呆地坐著，他把我往前推，拽下了我背上的背包，扔在車裡，旁邊是我那把還沒收起來的雨傘。麵包車另一側內壁上用鬆緊繩掛著一個橄欖色的小火爐，他把槍放在上面，然後扯開我護在肚子上的手，用牛皮膠布把我的手腕和胳膊都捆在椅子的扶手上。不知為何，他還用一塊綠色油布草草地把我的眼睛蒙了起來，至今我都不知道他這麼做的原因。我都看到你的臉了。我已經看清你豆子般的黑眼珠、鬍子拉碴的大圓臉和醜陋的相貌了。
轉眼間我就被他拽上了車，都是因為我選擇了向右走，他才有機會把車開過來，並從左邊襲擊了我。
他將雨傘收了起來，扔到麵包車後排，然後重新拿起槍，彎下腰爬到前排的駕駛座上。這些都不是我看到的，而是聽到或感覺到的，我仔細捕捉著空氣裡的蛛絲馬跡，搜尋著分秒間的聲音變化。正是這些時空中的微小粒子，組成了我現在一次次回放的記憶。
「你要帶我去哪兒？」我對他大喊道。
他不說話。
「你要多少錢？你要多少，我爸媽都會給你的。求求你放我走吧。」
「我們不要錢，臭丫頭。我們要你生下這個孩子，然後你就可以跟先前那些一文不值的丫頭一起爛在礦井裡了。從現在開始，你他媽的給我閉嘴，否則我絕對會立馬就殺了你。屁都別放，明白了嗎？」
我沒有回答。
「你他媽的聽明白了嗎？！」
「聽明白了。」
這番對話倒是真實發生的，並非我在回憶時推理猜測的。回答了他的話以後，我把腳悄悄地踩在了背包上，防止它從我身邊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