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續數週的調查讓我們感到筋疲力盡，一個週三，我和洛拉來到位於芝加哥西環區著名的盧·米切爾早餐廳，找了個角落裡的位置坐下。如今已是暮春時節，抬頭望望窗外，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既有穿著運動裝的遊客，也有搭配雙排扣西裝的商務人士。我和洛拉點了菜，不一會兒，我的餐點就被裝在一個滾燙的瓷碟子裡端了上來：兩個用黃油煎至半熟的煎蛋、白吐司麵包、家常炸土豆片和培根。洛拉的餐點跟我的一樣，外加一摞薄煎餅和一塊火腿。當然，桌子中間還擺了一大壺咖啡。店裡盡是脾氣暴躁的女服務員和忙碌熱鬧的顧客，他們的氣質和口音都頗具中西部特色，雖然現在是大清早，卻讓我們覺得自己彷彿置身於夜總會之中，上班族並不忙著上班，遊客也不忙於趕路。對他們來說，在接下來的一天中，工作和旅途好像都是次要的，能吃上一份軟炸牛排的午餐和一頓啤酒雞翅的消夜才是重點。受這種氛圍的感染，我也開始想象自己在羅什街的露天酒吧喝雞尾酒的情景，心裡不禁樂了起來。但這時，我的手機突然響了。
「喂。」我拿起電話說道。
洛拉正忙著埋頭大吃，連鼻子彷彿都埋進了那摞熱氣騰騰的煎餅中。聽到我接電話的聲音，她微微抬了抬頭，以她特有的神態說了一聲：「嗯。」彷彿她也在接電話似的。
聽到電話另一頭傳來的聲音，我立刻起身離開了飯桌，走到飯店外的人行道旁。洛拉依然坐在桌邊滿不在乎地繼續吃著。當我接完電話回來時，看到她正從我的盤子裡拿吐司麵包。
「是博伊德打來的。」我說道。我就喜歡漫不經心地把爆炸性的訊息告訴她。
她把我的吐司麵包丟到自己的盤子裡，抓起一張紙巾。剛才她已經用這張紙巾擦過楓糖漿和蛋黃液了，但她毫不在意，仍然用這張紙巾使勁抹了抹嘴，然後伸出舌頭把牙縫間的火腿絲都清理了一下，接著一拳揮過來：「真見鬼！劉，我就知道那個臭烘烘的農民肯定還知道點兒什麼。我不是說過嗎？我不是早就告訴你了嗎？」
她並沒對我這麼說過，她只是一味地抱怨博伊德的養雞房裡有臭味。不過，我其實也覺得，博伊德知道的不止那些。他會打電話來，我並不感到意外，因為類似的情況以前也出現過許多次。人們跟聯邦調查局的探員坐在廚房裡交談時，總會緊張不安。他們會擔心自己的言談舉止是否會招來嫌疑，害怕自己會成為探員們懷疑的物件。他們還會想起自己以前做過的輕率之舉或愚蠢之事，在心裡暗暗猜測我表面上的詢問可能只是在打掩護，實際上是來調查他們家的私事。因此，總是要等到過去很久一段時間，數日甚至數月後，他們埋葬的記憶或潛意識中的發現才會浮出水面。那時，這些好心的證人就會翻出我或洛拉的名片，打來電話。但這種時候，他們說的事情通常都是沒有意義、沒有價值或是我們已經發現了的。比如，他們會說：「她的車絕對是綠色的，我記得一清二楚，劉探長。」而我只能無奈地在心裡想，沒錯，是一輛1979年產翠綠色雙門福特車。上週，我們已經在溫尼珀索基湖底發現這輛車了，後備廂裡還裝著屍體。多謝來電，可惜晚了。
因此，一開始聽到博伊德的聲音時，我並沒抱什麼希望。但是，我還是想錯了。
我們稍後再來討論博伊德為調查提供的珍貴線索，我要先解釋一下我和洛拉為什麼會跑到芝加哥的餐廳吃飯。你應該記得，我們幸運地在印第安納州南本德市郊外的加油站找到了所需的監控錄影帶。我們清楚地知道需要檢視的日期和時間段：博伊德賣掉麵包車的那天下午。當天恰好還是他兄弟的生日，他也是為了給兄弟過生日才離家前往路易斯安那州的。
這一天的錄影帶有三卷，一卷是從加油處的上方錄的，一卷是從收銀臺的上方錄的，還有一卷是從洗手間門外的上方錄的。從錄影中看，嫌疑人一直都皺著眉頭，只有一次咧著嘴笑了。三卷帶子都能看到他的正面。這就好辦了。在檢視錄影時，我們一看到那輛麵包車出現在加油處，就馬上用目光追隨嫌疑人的身影。他在加油處待了兩分半鐘，然後走向收銀臺，有三分鐘的時間錄影帶上沒有他的蹤影，這段時間他去加油站的超市裡拿了一品脫巧克力牛奶和一包叮咚牌巧克力糕點，然後又回到了收銀臺前。我們都受過訓練，會讀唇語，加上他說話的速度很慢，能看出他在交錢時還向店員要了「一包萬寶路」香菸。付款後，他要了「廁所的鑰匙」，好心的加油站老闆拿給了他。又過了四分鐘，他把鑰匙還了回來，最後他回到加油處，檢查了一下油箱，然後坐上駕駛座開車走了。
我們把這些影像資料和在博伊德家洗手間提取的指紋一併發往弗吉尼亞州總部進行詳細鑑定，分析結束後，我們得到的資訊如下：這個男人的年齡是40歲出頭，頭髮是棕色的，髮型為愷撒頭，眼睛又小又圓，像老鼠一樣，瞳孔是深棕色的，看上去近乎黑色。他的嘴唇薄得就像沒有一樣，鼻頭和鼻孔都很大。他的眼瞼下垂，露出了眼窩裡的一點兒皮肉，醫學專家說從這一點來看，他很有可能得了狼瘡。側寫師和人類學家認為他的祖籍可能是義大利的西西里島，但他應該成長於美國。顯然，他抽菸，而且很重，不過他只是肚子顯得比較大，身體其他部分並不肥胖。他沒有前科，也沒有服役記錄，所以無法在系統內找到相應的指紋資訊。我們估計他身高5英尺9英寸，體重在180至185磅之間。
我們要找的這個嫌疑人身穿印有盧·米切爾餐廳標誌的t恤。技術人員根據t恤的顏色和款式判斷，這件t恤應該是最近一兩年生產的。如果只有一件t恤也就罷了，那說明不了什麼問題，因為他可能只是一個曾在盧·米切爾餐廳吃過飯的遊客而已。但是，他在收銀臺前開啟錢包時，犯了一個重大錯誤——他把錢包平放在了櫃檯上，正衝著監視器的攝像頭。聯邦調查局總部裡那些目光銳利的錄影研究員在126:05:001這一幀的位置上把畫面放大推進，看到一張破破爛爛的支票從錢包夾層露出來了一點，頂部有一行字，能看清的部分是：盧·米切爾餐廳。儘管監控畫面放大後，連錢包皮子上的顆粒都能看清楚，但我們沒有發現任何帶有嫌疑人姓名的東西，錢包裡既沒有駕照也沒有信用卡，因此我們只好給這個賊眉鼠眼的嫌疑人起了個代號，叫叮咚先生。
我們準備根據叮咚先生支票上的字進行下一步調查。人類行為學家仔細觀察了叮咚先生在加油處逗留的影像，根據他的體形、步伐、被燙傷的手指和在褲子上擦手的習慣動作推斷，他應該是一個快餐廚師。加上他穿著的t恤和支票上殘缺不全的字跡，我們認為他應該在盧·米切爾餐廳當過廚師。醫學專家還通過錄影帶診斷出，他似乎患有輕微的肺氣腫。
於是，我和洛拉火速來到芝加哥，尋找是否有人曾經見過這個頭髮短、呼吸短的快餐廚師。
我們本來是在盧·米切爾餐廳裡等著見一個名叫斯坦的主廚，不過他正在吃早餐。我們對餐廳新來的經理保證，一定乖乖地等著斯坦，絕不會趁著服務員換班或休息時間詢問其他不相干的工作人員。所以，我們坐下來點了前面提到的早餐，打算一邊吃一邊等那位主廚。其實，我們最初是先詢問了經理，給他看了叮咚先生的照片後，他說：「我去年才開始在這裡上班，不記得見過這個人。你們可以去斯坦那兒碰碰運氣，在這兒工作過的人，斯坦肯定都有印象。」
一個手指粗糙、快六十歲的女服務員過來收走了我們的空盤子。她站在我們旁邊，頭朝旁邊甩了一下，不耐煩地說：「那個傻大個兒在等你們呢。穿過櫃檯走到冰櫃左邊，就能看見他了。」
我和洛拉按照她說的到了冰櫃旁邊，剛一左拐，就看見了他。這個男人確實很高大，像一堵牆似的，站在一個八英尺長的烤盤前。他的腰實在太粗了，兩個圍裙才剛好繫住。
「斯坦？」我問道。
他沒答話。
「斯坦？」我又重複了一遍。
「你叫第一遍我就聽見了，警官。過來吧，坐在這些油桶上。」
我按他說的坐了下來，而洛拉則跟往常一樣，像個忠心耿耿的哨兵一樣站在了我身後。
從側面看，斯坦的腦袋無論尺寸還是形狀都跟健身球似的，又大又圓。他留著修剪整齊的絡腮鬍，一頭油乎乎的捲髮在額前還是服服帖帖的，但到了後腦勺就衝破了油脂的束縛，像小丑的假髮一樣亂糟糟的。斯坦轉過頭來，正面對著我，我這輩子都沒見過這麼大的鼻子。如果地球上真的有巨人存在的話，那斯坦毫無疑問地是他們的後裔了。
「警官，你想問我什麼？」一點兒糊狀物從他手中的鍋鏟上濺開，我看著它滴落在地上，而他卻掃都沒掃一眼。
「你見過這個人嗎？」我把嫌疑人的照片遞了過去。
斯坦的眼睛是棕色的，大得像牛眼一樣，他瞪著眼睛看了看照片，輕蔑地「哼」了一聲，接著轉身回到烤架旁，快速地依次翻了翻三個煎餅，嘴裡不滿地咕噥著什麼。
「看來你認識他。」我說。
「這是個頂級白痴，走了快兩年了。他來這兒的第三天我就把他開除了。當初他來找我，說曾經在底特律郊外一個卡車卸貨站的餐廳工作過五年，還說自己當過快餐廚師、糕點廚師、副廚、主廚，只要你能想得到的廚師活兒，他都幹過。他說，他是因為跟一個餐廳老闆打架，才被趕出來，失去了一切。總之，先前是因為運氣不好，現在想從頭來過，問我能不能在這個廚房裡幹活。這樣，我就安排他負責煎培根肉。第一天我就意識到，這個人根本就沒在廚房裡幹過活兒。他把每一條培根都煎煳了。第二天，我叫他洗盤子，結果他連這個都搞砸了。端出去的盤子都沒洗乾淨，髒得要命。我覺得我最好給他講講老斯坦是怎麼精益求精的，然後再給他一天的機會。我也確實這麼做了。但見鬼的是，第三天還是一團糟。警官，你知道這是哪兒嗎？這裡可是盧·米切爾餐廳！我們做的是全城最棒的早餐，當然不能收留這種廢物。戴利市長都喜歡吃我們這兒的菜，《查格餐館評鑑》稱我們的煎蛋餅做得有如神助，稱我們是‘世界一流水平’。」說著，斯坦把目光投向洛拉，「你是知道的，」他用拿著鍋鏟的手指了指她，「沒錯，就是你，女警官，我看見你狼吞虎嚥地把我做的煎餅全都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