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小子不是有摩托車駕照嗎？為什麼沒把輕型摩托車騎走？騎摩托可比步行舒服多了……」
宇野沒有回答，大場的提問持續到中午。
中午，宇野被送回拘留所。為了整理上午的審訊記錄，昌夫獨自返回了偵查總部，見玉利等幾位高官正圍著指揮台商議。他一眼瞥見人群中居然還有飯島部長的身影，不由得挺直了腰桿。
「哦，阿落來了，情況怎麼樣？」田中問他。
「還是老樣子，一說到孩子的話題，他就意識模糊。」
「是嘛。不過更麻煩的是，宇野居然請了律師，就是那位近田，說是今天下午就要來會面。」
「近田？聯合會的顧問律師近田？」
「就是他。不知他使了什麼手段，居然從宇野的母親那兒搞到了委託函。」
「他去過禮文島？」
「怎麼可能？估計是通過打電話或寫信的方式，好像《中央新聞》的記者松井也幫了些忙。《中央新聞》是全國性的報紙，在各地都有分社，想在當地找個人簡直易如反掌。」
昌夫想到松井得意揚揚的模樣，心中不禁一陣厭惡。近田也好，松井也好，他們的目的都不是為了追求真相，而是以反抗權力者自我標榜。
「‘拘禁精神不穩定的年輕人，強迫其招供……’《中央新聞》大概是沿著這種思路去報道的。」玉利不無憂慮地說。
「他們似乎掌握了什麼線索，否則不會如此咄咄逼人。有沒有這種可能：他們從被釋放的聯合會成員那裡得知了有關宇野寬治的某種訊息，從而相信他是清白的？」飯島憂心忡忡地說。
除了宇野藏身的那個秘密據點的指紋，警方目前拿不出任何有力的物證，這不免讓負責偵辦案件的高官們有些將信將疑。
「不會，宇野肯定有問題，綁匪絕不可能另有其人！」
「那只是基於排除法而作出的推斷，在如此重大的案件裡使用排除法合適嗎？」
「所以我們正在加緊鞏固證據。」
「證據不是遲遲搞不出來嗎？」
「不管怎麼說，只要宇野坦白，找到孩子，就算有什麼秘密爆料，我們也能百分百給宇野定罪。眼下的情形是，我們只能想辦法讓宇野招供。」田中和玉利異口同聲。
傳聞飯島不放心偵查進度，所以親自蒞臨偵查總部督導工作。看來這訊息果然不假。
「對了，大場主任去哪兒了？」田中問。
「他去外面吃午飯了。」昌夫回答。
「他是故意顯示從容不迫？」玉利又問。
「說不好……」
「算了，大場是身經百戰的老刑警，也是偵查組裡最有經驗的。既然把案子交給他，我就得確保他不受干擾。」玉利摸著下巴上很久沒剃的鬍子說，但高官們的臉上都明顯地流露出焦慮的神情。
昨天下午，歌舞伎町情人旅館的鑑證結果出來了，現場沒有發現宇野寬治的指紋。房間裡的開關、玻璃窗等處有明顯擦拭過的痕跡，可以推測，兇手十分小心，沒有在現場留下任何痕跡。如此一來，有人開始懷疑宇野是否真是兇手，偵查工作被迫暫停。
「與律師的會面要控制在二十分鐘之內，不得延長，近田律師肯定會有不少點子。趁這個機會好好研究怎麼讓宇野開口。我馬上要去見地方檢察院的部長，作為警方代表，我準備明確地告訴對方，我們一定會拿下宇野。玉利科長，我這麼表態沒問題吧？」飯島部長站起身來說道。
「當然沒問題！」玉利立刻回答。
目送飯島離去後，田中開口道：「我說，阿落，你給句實話，真能把宇野拿下？」
「拿不準。論經驗，還輪不到我回答。」昌夫老老實實地說。
的確，大場在審訊中和宇野談的全是有關個人經歷的話題，至今仍未觸及案件的核心，比如宇野在綁架案中有沒有不在場證明以及他身上大筆現金的來源等。
「警視總監建議把他的母親從北海道找來，讓她幫忙說服宇野寬治。阿落，你覺得怎麼樣？」
「我反對。宇野良子和寬治之間根本沒有母子之情，只會把事情弄得更糟。不說別的，宇野良子在酒館的客人面前甚至否認寬治是自己的兒子，和他假裝成姐弟。」
「那麼，讓從小帶大他的祖母來勸勸，怎麼樣？」
「他祖母比母親好不了多少。宇野中學一畢業，她就離開了禮文島，在旭川一帶從事風俗業。現在，宇野可以說是舉目無親。」
「科長，既然如此……」田中沉吟道。
「明白了。那就暫時不安排與家人會面，我去跟總監解釋。」玉利無可奈何地點點頭。作為偵查工作的總指揮，他似乎在為如何向警視總監開口而大傷腦筋。
警視總監對小吉夫綁架案的偵查工作一直放心不下，這件事大家都知道。總監親自在電視上對綁匪講話，造成了很大影響，偵查總部至今仍能接到不少自稱要提供線索的電話，也因此佔用了不少人手。作為這種情況的始作俑者，總監當然會顧及自己的面子。
「如果找不到孩子，地檢方面大概不會提起公訴啊！」田中自言自語。
「那是當然。我如果是檢察官也不會起訴。」玉利肯定地說。
自從在舊水井中發現喜納裡子的屍體，為防萬一，偵查總部對以淺草為中心、半徑一公里內的所有舊水井、防空洞遺蹟等進行了搜查，但只發現了一些小動物的屍體和大件垃圾。為此，東京市的清潔局不得不跟進處理，以致對警方頗有怨言。
「阿落，大場警官是那種不太願意彙報中間過程的人，所以你要及時向我們通報審訊進展。」田中說。
「是，我明白。」昌夫看了一眼日曆。今天是十月二十五日，十天的拘留期限已經過去了四天。時間流逝得真快！
下午的審訊話題仍以宇野來東京後的日常活動為主。因為宇野寬治剛剛與近田律師會過面，昌夫一度擔心他會不會再次陷入沉默，結果卻並非如此，宇野的態度與以往並無不同。只要是涉及入室盜竊的，他都會老實承認，但一觸及綁架案便緘默不語。看來律師給了他提示，讓他老老實實承認入室盜竊罪，以便儘快被起訴，免得再給警方和檢方延長拘留的藉口。
「跟律師都說了什麼？」
「不能說，保密！」
「別這麼小氣嘛，說給我聽聽。」
「哎，近田先生真是好人，他跟我說：‘我是來幫助你的。’在北海道被捕的時候，那個公家派來的律師一點兒都不熱情，叫人討厭。果然還是東京好，連律師都這麼優秀。他說要幫助我——這還是頭一次有人對我這麼說呢。」宇野似乎很開心地念叨著。
大場仍語氣平和地附和著，昌夫則默默地作記錄。
晚上十點過後，昌夫回到家中。自從擔任審訊宇野的助手，他就不用在單位過夜了。雖然每天仍舊很忙，回家似乎也只是為了睡覺，但只要看看一歲兒子的小臉，就讓他的心情大為放鬆，第二天又能充滿活力了。
「天氣預報說明天降溫，我給你把羊毛上衣拿出來了。」妻子晴美邊說邊把茶泡飯和醃蘿蔔乾放在茶几上。
「穿那個還有點兒早，再說一整天都在審訊室裡不出門。」
「是嘛。」
「就是報紙、電視上一天到晚在談論的那個案子。」
「哦。」
「頭一次負責重大案件的審訊，其實緊張得很。」昌夫平時幾乎不在家裡談工作，但這次忽然想對妻子吐露。
「其實搜查一科裡也有人反對，說：‘讓一個小青年負責這麼大的案子，能行嗎？’所以我絕不能失敗！」出於小小的虛榮心，他並沒有告訴妻子，自己只是審訊助手。
「那可真夠受的，你竟然負責全日本都在關注的大案啊！今天還有宗教團體在數寄屋橋的十字路口跳舞為小吉夫祈福呢！」
「那是哪門子宗教儀式？」
「反正就是有那種宗教唄。不過我看他們只是想吸引眼球，還特地找離報社近的地方跳舞。」
「是新興宗教嗎？」昌夫想象著所謂祈福的情形。
戰後的十餘年間，各種新興宗教在日本遍地開花，車站前、街道上，時常能看到身著奇裝異服的僧侶在吟誦經文。戰爭導致三百多萬日本人喪生，人們希望藉助神明的力量獲得撫慰。
「社會黨的議員們最可惡，天天在電視新聞和節目裡對警察大肆批判，說什麼警視總監應該立即辭職、換掉所有破案人員。他們又懂什麼啊！」
「沒辦法，現在的世道就是這樣。」昌夫嘆了口氣。
前幾天，連日本教職員工會的人也跑到淺草警署門口喊口號，要求「署長辭職」。學校裡的教師也有樣學樣。說起來，日本從戰前的極權主義走向了反方向的極端。
昌夫吃完茶泡飯，朝隔壁房間裡已經熟睡的兒子走去。
「你可別把他弄醒了。」
「知道。」
他用手指輕輕戳了戳兒子的小臉蛋，短暫地沉浸在幸福之中。但隨即他又想到了小吉夫，心情不由得灰暗起來。最近這些日子，他總是在這兩種情緒之間輾轉反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