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四點半。今天的最後一節諮詢。埃蘭·馬德森最近才跟一位精神科醫生討論，究竟在概念上要如何區分諮詢物件與患者？是要根據治療者在職稱上的不同，也就是取決於治療者是心理醫生還是精神科醫生；還是根據他們是否服藥，有藥物治療的叫患者，沒藥物治療的叫諮詢物件？身為心理醫生，馬德森有時覺得自己不能開藥實在有點束手束腳，因為他清楚地知道諮詢物件的需求，卻不得不把他們轉給精神科醫生，而這對諮詢物件來說不一定是最好的處理方式，舉例來說，精神科醫生可能不像他那麼瞭解創傷後應激障礙。
馬德森雙手交握。通常他在和諮詢物件閒談過後，準備進入正題時，就會做出這個動作。這是他下意識的動作。他察覺到自己的這個習慣之後，做了一點研究，發現有一位宗教歷史學家聲稱，這個動作可回溯到古代以繩索綁縛犯人雙手，因此雙手交握被視為屈服的象徵。在羅馬帝國時代，戰敗計程車兵會雙手交握，請求對方大發慈悲。基督教徒則是在祈禱時交握雙手，請求全能的上帝降下恩典，可說是異曲同工。如此說來，當馬德森交握雙手時，是否就意味著他向諮詢物件表示屈服呢？當然不是。這個動作更像是他代表自己和諮詢物件，服從於心理學受到質疑的權威和變動不居的信條，就好像作為神學風向標的神父，請求教眾放棄舊日的永恆真理，轉而相信今日的永恆真理。神父交握雙手時，口中通常會說：「讓我們一起禱告。」馬德森的開場白則是：「讓我們從上次結束的地方開始。」
他等羅阿爾·博爾點頭後才往下說。
「我們來談談你殺人的事情，你說你……」他看了看筆記，「是個‘怪胎’，為什麼？」
博爾清了清喉嚨。馬德森注意到博爾同樣也雙手交握。這是下意識的模仿行為，十分常見。「我很早就發現我是怪胎，」博爾說，「因為我很想殺人……」
馬德森努力讓自己維持一派淡然的表情，不表現出他其實很想聆聽接下來對方要說的話，只是保持敞開、接納、安穩、不批判的態度，彷彿不好奇也不想聆聽任何聳動或具有娛樂性的故事。但他不得不承認，這段時間他很期盼這次諮詢、這段談話的到來。而誰又能說諮詢物件的關鍵經驗對心理醫生來說，不能是個具有娛樂性的故事呢？是的，在經過一番徹底思考之後，馬德森得出結論：一個認真負責、將諮詢物件的最佳利益放在心上的心理醫生，一定會對能讓諮詢物件受益的事情感到好奇。而他是個負責盡職的心理醫生，他之所以會對這些問題感到好奇，完全是因為這些問題對諮詢物件來說很重要。既已想清這其中的因果關係，這時他不僅雙手交握，而且雙掌互貼。
「我很想殺人，」博爾又說了一次，「但我辦不到，所以我是個怪胎。」
博爾沒再往下說。馬德森必須在心中數數，才不至於太快插嘴。四，五，六。
「你辦不到？」
「對，我以為我辦得到，但我錯了。軍隊中有心理醫生會負責教導軍人如何殺人，但特種部隊這類特殊單位不會配備心理醫生，因為不需要。經驗顯示，申請加入這類單位的人，早已具備高度的殺人動機，再僱用心理醫生來輔導他們，只是浪費時間和金錢而已。我覺得我具有殺人動機，當我接受殺敵訓練時，我從沒想過或感覺過我在這方面會有困難，結果事實正好相反。」
「你什麼時候發現你無法殺人？」
博爾深深吸了口氣。「在伊拉克的巴士拉，那時我們和美國特種部隊一起展開突襲，我們採用刺蛇戰術，一路狂轟，進入一棟房子。哨兵說敵人就是從那棟屋子裡開槍。我進去之後，發現裡頭站著一個十四五歲的少女，她身穿藍色裙子，臉上沾著爆炸產生的灰色粉塵，手中握著一把卡拉希尼科夫自動步槍，槍身幾乎跟她一樣高。她拿槍指著我，我想對她開槍，卻僵住了。我的大腦命令手指扣下扳機，但手指動也不動，彷彿有問題的不是我的腦子，而是我的肌肉。少女對我開槍，幸好粉塵遮蔽了她的視線，子彈打中我後面的牆壁。我還記得磚塊碎片打中我背後的感覺。即便如此，我還是僵在原地。後來有個美國士兵朝她開槍，她小小的身軀往後摔落在沙發上，沙發上鋪著色彩鮮豔的毯子，小茶几上放著幾張照片，照片裡的人看起來像是她祖父母。」
博爾頓了一頓。
「這讓你有什麼感覺？」
「什麼感覺都沒有，」博爾說，「接下來幾年我整個人都毫無知覺，但我一想到如果再次處於相同的情境，而且再度搞砸，我就會非常恐慌。就像我剛才說的，我的殺人動機沒問題，只是腦子裡的某個部分運轉不過來，或者應該說運轉得太過良好。所以我把重心放在領導方面，而不是實地任務。我覺得我比較擅長領導，事實也是如此。」
「可是你覺得什麼感覺都沒有？」
「對，除了會恐慌發作。要麼什麼感覺都沒有，要麼恐慌，這麼比起來什麼感覺都沒有還不錯。」
「‘舒適的麻木’。」
「什麼？」
「抱歉，請繼續說。」
「當我第一次察覺到自己有創傷後應激障礙的症狀時，我並不覺得困擾。那些症狀包括失眠、易怒、心跳快等小事。特種部隊裡每個人都知道創傷後應激障礙這回事，但即使官方說法是要求我們認真看待創傷後應激障礙，我們私底下不太會談這件事。當然了，沒有人會大聲說創傷後應激障礙是孬種才會有的，但特種部隊隊員的自我意識都比較強，我們都知道自己的npy值比較高之類的。」
馬德森點了點頭，有研究指出特種部隊這類特殊單位的徵募篩選方式，會剔除掉npy也就是神經肽y在平均值或以下的人。神經肽y是一種神經傳導物質，具有降低壓力的作用。有些特種部隊隊員認為有了這種基因，再加上後天訓練和強大的同袍情誼，可以讓他們對創傷後應激障礙免疫。
「我們可以承認自己有時會做噩夢，」博爾說，「因為這證明你並非完全心理變態。但除此之外，我認為我們看待創傷後應激障礙的態度有點像我們父母那一輩看待抽菸的心態：反正幾乎每一個人都在抽，一定不會造成太大危害。可是後來情況越來越糟……」
「是，」馬德森說，翻到筆記前一頁，「我們談過這個，但你也說後來情況好了一點。」
「對，後來我終於殺了人，心裡就覺得好受一點。」
馬德森抬起頭來，摘下眼鏡，動作自然，不會過於誇張。
「你殺了誰？」馬德森差點咬到舌頭。專業心理諮詢醫生怎麼能問出這種問題？再說他真的想知道答案嗎？
「一個性侵犯。他是誰一點也不重要，但他性侵殺害的女子名叫赫拉，是我在阿富汗的口譯員。」
一陣靜默。
「你為什麼稱他是‘性侵犯’？」
「什麼？」
「你說他殺害了你的口譯員，這不是比性侵還嚴重嗎？如果稱你殺死的那個人是‘殺人犯’，不是更合乎常理嗎？」
博爾看著馬德森，彷彿這位心理醫生說了一件他未曾想過的事。他舔了舔嘴唇，正要開口，又舔了舔嘴唇。
「我一直在尋找，」博爾說，「尋找性侵比安卡的男人。」
「你是說你妹妹？」
「他必須為他做過的事贖罪，我們都必須為我們做過的事贖罪。」
「你需要為你做過的事贖罪嗎？」
「我沒能像她保護我那樣保護她，所以我必須贖罪。」
「你妹妹怎麼保護你？」
「她把秘密藏在心裡不說出來，」博爾顫抖著深深吸了口氣，「當她終於說出她在十七歲那年遭人性侵的事時，她已經生病了。我一聽就知道她說的是事實，因為一切都對上號了。她說她確信自己懷孕了，即使性侵的事已經過了好幾年。她說她感覺得到肚子裡有東西正在慢慢長大，就像是一個腫瘤或一顆石頭，那個東西為了出來會弄死她。當時我們在小屋裡，我說我可以幫她拿出來，但她說這樣一來那個性侵犯一定會來把她殺死，就像他說過的那樣。所以我給她吃了安眠藥，第二天早上我跟她說那是墮胎藥，她已經沒有懷孕了。她聽了以後就變得歇斯底里。後來她再度住院，我去醫院看她，精神科醫生給我看了一張紙，上面畫了一隻老鷹在叫我的名字。醫生還跟我說，她說了一些關於墮胎的事，還說她和我一起殺了我。但我選擇保守我們之間的秘密，雖然我不知道這樣做有沒有用。總之比安卡寧願失去自己的生命，也不願意讓她的哥哥，也就是我失去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