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熱愛戲劇。回顧往昔，那些極度快樂的夜晚都還歷歷在目。當表演、音樂、服裝、導演（當然也包括劇本），共同創造出一種體驗，我知道那會讓我永遠銘記在心。國家劇院一九八二年的《紅男綠女》、皇家莎士比亞劇團的《尼克拉斯·尼克爾比》、邁克爾·弗雷恩才華橫溢的喜劇《糊塗戲班》。在約翰·巴頓執導的《理查二世》中，伊恩·理查森和理查德·帕斯科每晚交換角色。雖然看那場戲時我只有十八歲，但直至今日，我依然能看見他倆共同手持「空王冠」，凝視著它轉變成鏡子的畫面。最好的戲劇就像一支永不熄滅的蠟燭，所有這些劇目以及其他更多的作品，仍然在我的記憶中燃燒。
二十歲出頭時，我在國家劇院當引座員。那段時間裡，我把哈羅德·品特爾的《背叛》、彼得·謝弗sup/sup的《阿瑪迪斯》、亞瑟·米勒的《推銷員之死》、艾倫·艾克博恩的《臥室鬧劇》都不厭其煩地看了十幾次。每天晚上早些時候，我就會穿上灰色的尼龍襯衫、戴上淡紫色的領巾，坐在後臺的餐廳裡。我可能離像約翰·吉爾古德或拉爾夫·理查森這樣的人物只有幾個座位的距離，他們即使穿著運動服和運動鞋也仍然顯得威嚴非凡。當然，我從未和他們說過話，他們對我來說是神一樣的存在。我在國家劇院寄物處工作時，有一次唐納德·薩瑟蘭給了我二十便士的小費。至今我依然儲存著那些硬幣。
開始寫小說之前，我的理想是在劇院工作。我在學校裡參演過戲劇，在大學期間還執導了一些戲劇。我每週有三四個晚上都會泡在劇院，通常站在觀眾席的後面——票價只要兩英鎊。我曾嘗試去讀戲劇學校，還申請過助理舞臺經理的工作，在那時，這些都是公認的入行途徑。但最終以失敗告終。我開始明白，我身上的一些特質，對於我渴望進入的那個世界，不僅不適合，而且是阻力和絆腳石。一九七一年，我在皇家莎士比亞劇團首次觀看了韋伯斯特的《瑪爾菲公爵夫人》，由朱迪·丹奇主演。劇中安東尼奧有一句臺詞：「夫人，野心，會讓偉大的人物變得瘋狂。」但是，接受自己永遠無法實現自己的野心，才是讓人瘋狂的。
或許，這就是我創作《心理遊戲》的原因之一，我在維護心中燃燒的火焰。
《心理遊戲》實際上是受到了另一部戲劇的啟發，我在十幾歲時看過那部戲之後就一直念念不忘。《偵探》（sleuth）是安東尼·謝弗（彼得·謝弗的哥哥）的作品，既是對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戲仿，也是一部原創的謀殺懸疑小說，像阿加莎的作品一樣極具創新精神。劇中只有三個角色——一個富有的作家、他妻子的情人和一個叫作多普勒探長的悲慘偵探，但在兩幕的空間裡，這部戲帶來了一系列精彩絕倫的驚喜，完成了許多舞臺上史無前例的呈現，讓觀眾大呼過癮。這是一部大獲成功的劇目，演出了兩千多場，贏得了許多重大獎項，還被拍成了電影……直到今天，它仍然是戲劇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自不待言，無數人試圖複製《偵探》的成功，但除了艾拉·萊文（《致命陷阱》）之外，所有人都望塵莫及。仔細想想，舞臺上能做的事少之又少。魔術和幻術可能有一些施展空間，但戲劇的大部分內容都是文字：演員在空間中移動，彼此交談。謝弗卻打破了物理規則。他弟弟的《黑暗喜劇》也是如此，這部鬧劇的背景設定在停電期間，舞臺的燈光在斷電時才會亮起來。問題來了，規則已經打破，其他人再去效仿時，就沒人覺得興奮了。獨一無二的只有一個。
儘管如此，我卻一直有一個執念：寫一部小陣容的劇本，在傳統的謀殺懸疑裡融入重重反轉，用標新立異、出人意料的方式編排舞臺效果。每次寫書或創作電視劇本的間隙，我都會草草寫下一些想法，這幾年我寫了三部劇本，然後終於有了《心理遊戲》的構思。順便說一下，我的努力事倍功半。三部作品裡，只有單幕劇《手提包》在一個地方藝術節上演過，另外兩部都無人問津。
要不是因為我的姐姐卡羅琳，《心理遊戲》可能永遠無法登上舞臺。卡羅琳那時經營一家戲劇代理機構，規模雖然不大，但小有成就，旗下有不少演員。她讀了《心理遊戲》的劇本之後非常喜歡，就揹著我拿給了她熟識的一個製片人：阿赫梅特·尤爾達庫爾。幾天後，阿赫梅特給我打了電話，邀請我去談談。
我永遠不會忘記那次會面。阿赫梅特的辦公室就在尤斯頓車站旁邊，離鐵軌非常近，近到每次列車經過時，房間都會跟著震動起來，就像那些黑白喜劇老電影中的情節。阿赫梅特給我準備了茶和餅乾，那杯茶喝起來有股機油的味道；每次房間震動時，幾塊餅乾也隨之在盤子上舞動起來。阿赫梅特身材矮小，有著一頭烏黑的頭髮，穿著整齊乾淨。語速很快，喜歡咬指甲。他的西裝外套上缺了一顆釦子，懸著三根線頭，在討論過程中，我總是忍不住盯著那兒看。他有一名助手，叫莫琳·貝茨。她穿著針織開衫，滿頭銀髮，眼鏡繫著鏈子掛在脖子上。莫琳圍著阿赫梅特忙得團團轉，看起來像是他的一位姨親，也可能只是年紀較大的保鏢。她似乎總是疑神疑鬼，一直用很小的字記著筆記，卻一言不發。阿赫梅特和莫琳的年紀相仿，都是五十多歲。
這間辦公室看起來並不怎麼正規。它位於一棟三層小樓的地下，窗外灰濛濛的，什麼都看不清楚；屋裡的傢俱也是既難看又突兀。我掃視了一圈牆上的海報，思索著為自己的作品找到未來的一席之地。牆上有：《幸福重婚生活》（run for your wife），雷·庫尼創作的一部鬧劇，曾在諾里奇上演；《媽媽不是半熱》（it ain't half hot mum），改編自bbc的長壽情景喜劇，在馬恩島的蓋蒂劇院上演；《羅賓漢》（robin hood），由羅爾夫·哈里斯主演，在埃普索姆劇院上演；《麥克白（節選）》（macbeth），曾在米德爾漢姆城堡由六人陣容進行過露天演出。
實事求是地說，阿赫梅特非常喜歡我的劇本。我一走進房間，他就馬上站起來擁抱我，我能聞到他身上鬚後水和菸草混雜的氣味。坐下後，我看到他的桌上擺著一包美國香菸和一隻分量很重的瑪瑙打火機。
「這可真是好劇本，非常好！」這幾乎是他對我說的第一句話，他用手背敲著面前的打字稿。他戴著一枚圖章戒指，厚重的戒指在稿子的第一頁上留下了淺淺的痕跡。「你說是不是，莫琳？」
莫琳沒有說話。
「別理她！她不看書，什麼也不知道。安東尼，聽我說，我們會先將這出戲在倫敦以外巡演，然後再回到城裡駐演。我太愛你姐姐了，多虧了她，我才能看到這個劇本。見到你，我高興得都想哭了。」
阿赫梅特是土耳其人。能感覺到他對這個身份相當得意，故意使用著華麗的措辭，好像在展示他的「與眾不同」。當對他有了更多瞭解後，我發現他其實英語講得非常好。他的父母是土耳其裔塞普勒斯人，為了躲避種族鬥爭和恐怖主義，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移民英國，那時候阿赫梅特才十歲。他們全家住在倫敦北部恩菲爾德區的一套小公寓裡。阿赫梅特每天乘公共汽車去當地的一家綜合學校，他的父母則做起了服裝生意。他給我講過他在羅漢普頓大學讀的電腦科學，還說過他在恩菲爾德區的社會服務機構做了十年軟體開發工作。那時，他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每次見面，他都會給我講述一些自己的事，我覺得他是希望我能像對霍桑那樣，為他也寫一本書。我禮貌地聽著，但說實話，我更感興趣的是他關於我的劇本的規劃，以及是否能夠將其訴諸實現。
莫琳已經列印好巡演的計劃提綱，並放在我面前。巴斯、南安普敦、科爾切斯特、約克——都是擁有出色劇院的大城市。我必須得說，阿赫梅特真是言出必行。他不僅成功邀請著名導演伊萬·勞埃德的加入，而且接下來的幾周進展都徑情直遂——資金籌集到位，喬丹·威廉姆斯對法夸爾醫生一角很感興趣，劇院順利簽約，劇場開始進行舞臺設計，喬丹·威廉姆斯接受出演法夸爾醫生，排練場地預訂完成。幾個月的事件被我一筆帶過，是因為我想好好講講那件發生在倫敦的事。雖然沒有濃墨重彩，但這一切對我來說卻無比歡欣鼓舞。這是我最早的夢想，是我始終不忘的初心所在。
《心理遊戲》的劇情梗概如下：
馬克·斯泰勒是一名記者，也是記錄「真實犯罪」的作家，他正在拜訪一家名為費爾菲爾德的瘋人院。為了準備一本新書，他希望可以採訪住在那裡的一位病人——臭名昭著的連環殺手伊斯特曼。但瘋人院院長法夸爾醫生卻不太願意幫這個忙，斯泰勒的首要任務就是得先說服院長，才能獲得探訪病人的權利。很快，斯泰勒意識到費爾菲爾德並不是他想的那樣。法夸爾醫生辦公室裡莫名懸放著一副完整的人體骨架。他的助手普林普頓護士看起來總是驚恐萬分，一直在力勸斯泰勒儘量趕緊逃離。隨著情節的發展，不安終於演變成了暴力。原來，精神病人已經控制了整個瘋人院，真正的法夸爾醫生早就死了。最終斯泰勒也被囚禁其中。
我的宏大構想——也是致敬謝弗，讓觀眾親身體驗到一切都不是表面所見。
因此，隨著劇情發展，舞臺佈景會呈現一系列小把戲。原本通往儲藏室的門突然到了走廊，又忽而轉向浴室。窗外的磚牆層層疊加，逐漸擋住了視線。牆壁上的畫變了主題，窗簾變了顏色，傢俱也暗暗換了款式。這部劇最開始的名字叫《心靈轉變》（metanoia），這個詞在心理學中用來描述拋棄虛假自我的狀態……但很快就被莫琳否決了。「我為什麼要花錢去看一個我都不知道是什麼意思的東西？」
《心理遊戲》在科爾切斯特首演，好評如潮，獲得當地媒體和觀眾的盛讚。我可以充滿自信地說這些，因為我在第一週觀看了幾場演出，並養成了在中場休息時溜進酒吧聽人們說話的習慣。上半場以懸念落幕。伊斯特曼逃脫了，並假扮成法夸爾醫生，殺害了普林普頓護士，正握著手術刀，向束縛在緊身衣中無助的馬克·斯泰勒步步逼近。馬克看起來無處可逃。然後，幕布降下。一切的設計都奏效了。我聽到人們交談，他們真的很投入，想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沒有人退場。
接下來十一月到次年三月的五個月裡，隨著巡演進行，這部劇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線，而我也繼續著其他的工作。只有當阿赫梅特偶爾打電話來跟我交流時，我才會想起這部戲。然而，二月底傳來了重大訊息。阿赫梅特在和會計師一起核算票房收入後，決定將劇目移師倫敦西區。不知道他是怎麼做到的，但已經籌集到了資金，可以支援我們在雜耍劇院進行為期十二週的演出。宏偉壯觀的雜耍劇院始建於十九世紀，坐落在河岸街上，離特拉法加廣場不遠。我們只剩下三週的排練時間，而且還有一個演員已經決定退出，好在伊萬·勞埃德仍然擔任導演。我們將在四月的第二週開演。
大家開始在達爾斯頓的一個改建倉庫裡進行排練，而這次我也有幸參與其中。排練室正是我想象中的樣子：三層高的天花板和斑駁的牆壁構成一片寬敞空曠的場地，廚房區擺著馬克杯、水壺、茶和餅乾。供導演和演員使用的四把塑膠椅擺成一個圈，讓我不禁聯想到戒酒互助會。光禿禿的地板上用粉筆畫出舞臺輪廓，還放了幾個錐形路標示意門窗位置。各種道具放在架子上，欄杆上掛著斯泰勒的緊身衣。房間的牆邊還有一些椅子，是助理導演、燈光設計師、服裝助理和其他後臺工作人員用的。排練室裡瀰漫著緊張的氣氛。
就是在這段時間裡，我對伊萬·勞埃德和演員們有了進一步瞭解。不敢說我成了團隊的一部分，我只是坐在外圈的旁觀者。但是當結束了一天的排練，大家偶爾會一起喝一杯，我們之間產生了一些類似友誼的東西。
第一次見到伊萬時，我以為他是同性戀。他有種陰柔的氣質，戴著奧斯卡·王爾德一樣的寬邊帽和圍巾。我能想象如果他抽菸的話肯定要用烏木菸嘴。當阿赫梅特告訴我，伊萬離過婚、他的前妻是一位女演員、他們還有四個孩子時，我簡直大吃一驚。
伊萬將近五十歲，光頭，看起來是剃掉了頭髮而不是一根一根掉光的。每每談到工作，他都會非常挑剔，幾乎有些神經質，而且講話時有輕微口吃。他戴著一副細框眼鏡，闡述觀點時，有時會用眼鏡敲打劇本或者戳我，就好像那是一根指揮棒。莫琳給我看過他的簡歷，雖然這幾年的工作量驟減，但他曾在許多享有盛譽的劇院工作過。他跟一個小眾的劇院公司在安特衛普一起上演過幾部作品，為了執導阿赫梅特的《麥克白》而回到了英國。
一天晚上，我們兩人一起去吃中餐。在講述了一些他執導的劇目和獲得的獎項後，伊萬突然憤慨起來。也許是酒精惹的禍。他說自己在世界各地工作過，在比利時是個有頭有臉的人物；但在自己的國家，卻被低估了，從未得到應有的讚譽。他本來希望找一家好的地方劇院擔任藝術總監，但深知這願望永遠不會實現。所有人都對他有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