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獄般的三十二天，一無所獲。一個月前的下午，朱莉沒有回家。3月9日早上，也就是失蹤的第二天，人們在茂密的落葉松森林邊緣發現了她的山地腳踏車。那裡是一段騎行路線，朱莉每週都去那裡訓練三次，為原定於7月在夏慕尼舉行的比賽做準備。據鑑定專家稱，這名十七歲少女在一段下坡路上突然剎車，具體位置是薩加斯和阿爾比恩之間的山坡，五十米外是一個停車場。腳踏車靠在剎車痕跡盡頭的一棵大樹上。
從停車場開始，馬裡努阿警犬便徹底失去了可以追蹤的痕跡。朱莉的生活很簡單，一個在山區長大的女孩，父親是警察，母親是家庭護士，熱愛國際象棋、大自然和電影，總是拿著數碼相機到處拍。直升機和由數十名警察組成的搜查隊「掃描」了森林、陡坡和高原，潛水員負責河床，仔細探查了水下的障礙物、樹幹、碎片、廢金屬——所有這些都有可能阻止一具屍體浮出水面。
除現場調查外，由六名警察（包括加百列在內）組成的專案小組仔細訊問了朱莉的朋友和同學。他們追蹤時間線、收集監控影片、逐條分析手機通話記錄；到了晚上，當其他人回家後，加百列獨自一人在酒店、旅館和青年旅社附近晃悠，召集各位經理或老闆，收集儘可能完整的客人名單，把認為可能有用的資訊抄到自己的筆記本上。綁匪——如果有的話——很可能就是住在林區或高山牧場的本地人，但也可能是偶然經過的旅行者。總之，不能忽視任何線索。
29號房很簡陋:一把椅子，一部固定電話，一套素色窗簾，一間蹩腳的浴室，馬桶旁是淋浴間，沒有電視，有一臺迷你冰箱，裡面放著許多酒。
朱莉就曾在這裡準備早餐、清理地毯，加百列想象著她把床單和毛巾堆放在一起。這可能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但足以讓她賺臺數碼相機的錢。兩週前，相機已作為證據被封存入檔：加百列無法拿到儲存卡，因為卡已經不在相機裡了。這無疑是個關鍵細節，儲存卡可能已經丟失，或是因為損壞被丟棄。總之，卡不見了，這至少是一條值得重視的線索。對於失蹤案來說，任何異常都需要一個合理的解釋，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每一種假設都需要另一種假設作支撐，但這勢必會耗費大量的時間、金錢和人力。
加百列·莫斯卡托拉上窗簾，坐在床上，脫下半筒靴。
他的右腳小趾在搜尋行動中受了傷，正在流血。他用手機給妻子發了一條簡訊，告訴她自己可能很晚才回家；但飽受抑鬱藥折磨的妻子應該不會看。
他眼巴巴地盯著迷你冰箱裡的「酒吧檯」，今晩最好不要喝酒。他太累了，用拇指按摩著眼球,開啟登記簿，停在「3月5日」那頁上——悲劇發生三天前。整整七十二小時的入住記錄，他會一絲不苟地記下每位客人的身份資訊，然後進行篩選，必要時還會跟他們取得聯絡。這注定是一項艱苦的工作，吃力不討好，但必須完成。
「我會找到你的，朱莉，我發誓我會找到你。」
可女兒到底在哪裡?她為什麼在距離停車場五十米的斜坡上剎車?是遇到了熟人嗎?她此刻已被扔進了湖底，還是被關在幾百公里外的地下室?目前與失蹤有關的線索亂成了一團麻，時間足以致命，哪怕對最堅強的人來說，它也能破壞意志、扼殺希望。也許數月或數年後，女兒只會淪為他跑到山上瘋狂呼喊的一個名字。
在塗黑三頁紙之後，倦意襲來。他試圖反抗，但無濟於事。他只好躺下來，哭了，就像過去一個月裡的日日夜夜——有時緊緊摟著妻子，有時獨自蜷縮在角落裡。
如果女兒還在身邊，他會這麼想念她嗎？會像她不在時這樣愛她嗎?加百列不知道。他之前的生活已經不復存在，即將到來的只有災難。無論調查結果如何，他的生活將永遠被改變、被粉碎，因眼淚流盡而日益枯萎。他閉上眼睛，暫時關閉了悲傷。
一陣沉悶的噪聲將他吵醒。他睜開眼睛：好像有什麼東西撞在了玻璃窗上。
加百列踉蹌著站起身，頭暈目眩，拖著身體來到一扇半開的玻璃門前。怎麼回事?他竟然不知不覺地穿過了那扇門——按理說，二樓應該沒有通向外面的門——緊接著，他發現自己站在了旅館後面停車場前的柏油路上。
突然，左肩傳來一陣劇痛。一隻鳥撲倒在腳邊，半張著黃色的喙。加百列無法理解眼前的情景。另一隻鳥躺在不遠處的地上，彷彿一團可憐的毛球。
連續的撞擊讓汽車的車頂板和旅館屋頂的瓦片唱起了歌。裹著睡袍的人們紛紛從房間裡探出頭，一張張睡眼惺鬆的臉龐望向天空。幾十支「火箭」嗖嗖地從黑暗中冒出來，伴隨著肉塊墜落的聲音掉在地上。加百列驚呆了，扭頭跑回旅館，穿著睡衣的客人們在他耳邊尖叫:「看到了嗎?看到了嗎?是天相!」
是的，加百列看到了。他當然看到了。天空下起了死鳥雨。olliid="note_1"/li/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