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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醒來時暈頭轉向。房間一片漆黑，甚至面向後院的窗戶都沒透進一絲光線。有一瞬間他只是躺在那裡，依然半夢半醒，然後才想起來，這個房間沒有窗戶。他的新據點只有一扇窗戶，而且在客廳。他把那扇窗戶稱為潛望鏡。這裡不是常青街寬敞的二樓臥室，而是皮爾森街狹小的地下臥室。比利想起來，他是個逃犯。
他拿出冰箱裡的橙汁，只喝了一兩口潤嗓子，然後洗澡沖掉昨天流的汗。他穿好衣服，把牛奶倒進一碗字母麥片，開啟電視看清晨6點的新聞。
他首先看見的是喬治·皮列利。不是照片，而是警方根據證人描述拼出的影像，畫像貼切得出奇，說是照片也沒什麼不行。比利立刻猜到了是誰在協助警方的畫家——歐文·迪安，傑拉爾德塔的保安，他曾經是警察，觀察能力並沒有因為每天看《汽車潮流》或《體育畫報》泳裝專刊的胸部和屁股而退步。先導報道里沒有提到肯·霍夫。警方就算已經把他和艾倫案聯絡起來了，也沒有向媒體透露這個訊息，至少現在還沒有。
活潑的金髮天氣女郎飛快地說了說情況，提到今年這段時間冷得出奇。她說晚些時候會有更詳細的天氣預報，然後把鏡頭交給了活潑的金髮交通播報員，她提醒通勤者今天上午的交通有可能擁堵，「因為警方加強了盤查」。
意思是路障。警方認為槍手還在城裡，他們沒猜錯。他們還認為自稱喬治·魯索的胖子也在城裡，比利知道這一點他們猜錯了。他曾經的文學經紀人在內華達，很可能被埋在地下，龐大的身軀已經開始腐爛。
雪佛蘭皮卡的廣告過後，出現在畫面裡的是兩名播音員和一名退休刑警。播音員請退休刑警推測喬爾·艾倫被殺的原因。退休刑警說：「我能想到的只有一個。有人要他閉嘴，以免他用情報交換減刑。」
「他本來有可能得到什麼減刑？」播音員之一問，這是個活潑的黑髮女人。她們怎麼能一大早就都這麼活潑？嗑藥了嗎？
「從注射死刑變成無期徒刑。」刑警答道，甚至沒有停下來想一想。
比利知道他說得對。唯一的問題是艾倫究竟知道什麼，以及為什麼要在光天化日之下幹掉他。為了警告其他知情人？正常情況下，比利不會在乎。正常情況下，他只是個機械師。但這次他深陷的泥潭完全不正常。
播音員把畫面切給一名現場記者，他正在採訪青年律師之一約翰尼·科爾頓，比利不想見到這一幕。僅一週前，他還在和約翰尼、吉姆·奧爾布賴特扔硬幣決定中午的墨西哥夾餅誰請客。他們在小廣場上放聲大笑，玩得非常開心。現在，約翰尼顯得震驚和悲傷。他說「我們都以為他是個體面——」時，比利終於忍不住關掉了電視。
他洗乾淨吃麥片的碗，然後檢視多爾頓·史密斯的手機。有一條布基的簡訊，只有四個字：尚未轉賬。雖然他已經預料到了，但加上約翰尼·科爾頓的表情，這麼開始他自我幽禁的第一天可不是個好兆頭。
既然到現在都還沒有轉賬，那麼很可能永遠都不會了。他拿到50萬預付款，算是相當豐厚，但當初答應他的可不是這個數。直到今天早上，比利都忙著處理各種事情，沒空因為被他信任的人出賣而憤怒，但現在他不忙了，他憤怒得像一頭黑熊。他完成了任務，而且不僅僅是昨天的活兒。過去3個多月，他一直撲在這個任務上，個人付出的代價遠遠超過他的想象。他得到過承諾，那沒有信守承諾的人是什麼？
「是壞人。」比利說。
他開啟本地報紙，頭條字型巨大——法院刺殺案！——要是他在用他的iphone，顯示效果很可能會更驚人和漂亮。報道說的情況他都知道，但配圖說清楚了為什麼維克裡局長沒有參加康利局長的記者釋出會。照片裡，那頂可笑的斯泰森帽躺在臺階上，沒有戴在任何一位局長頭上。維克裡局長腳底抹油了，維克裡局長逃跑了。正所謂一圖值千言。對他來說，那不是記者釋出會，更像是遊街示眾。
祝你重選順利，看你怎麼解釋這張照片吧，比利心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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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上樓去給達夫妮和沃爾特澆水，然後拿著噴壺愣住了，心想他是不是瘋了。他應該給植物澆水，而不是淹死它們。他看了看詹森家的冰箱，沒找到他想要的東西，不過廚臺上有一包英式鬆餅，還剩下一塊，他放進吐司爐烤了烤，對自己說你要是不吃，它只會在那裡發黴。樓上有正常的窗戶，他坐在陽光下，嚼著鬆餅，思考他在逃避什麼。當然了，只可能是本吉的故事。他已經完成了帶他來到這座小城的任務，現在只剩下這個工作可做了。然而，繼續寫下去就意味著要寫他在海軍陸戰隊的生活，那可太多了，從坐巴士去帕里斯島接受基礎訓練開始……真的太多了。
比利洗乾淨他用的盤子，擦乾，放回碗櫃裡，然後下樓。他從潛望鏡窗戶向外看，和平時一樣什麼都沒看見。他昨天穿的褲子還扔在臥室地上。他撿起來，在口袋裡翻找，盼著他把u盤丟在了路上，但u盤還在口袋裡和鑰匙做伴，鑰匙中的一把能開啟多爾頓·史密斯租用的福特蒙迪歐，這輛車停在小城另一頭的停車庫裡，在等待他覺得可以安全離開的時刻——「等風頭過去」，講述最後一票永遠會出紕漏的電影裡都是這麼說的。
u盤似乎變重了。僅僅30年前，這個奇蹟般的儲存裝置還像是科幻小說裡的東西，看著它，他想到了他不敢相信的兩件事：一件是他已經把多少個字塞了進去；另一件是他很可能還會把更多的字塞進去，比現在多一倍。多三倍。多十倍，二十倍。
他開啟失而復得的筆記本，比起沾滿泥土的破爛嬰兒鞋，這個幸運符要昂貴得多，但除此之外，兩者從本質上是一樣的。他輸入開機口令，插上u盤，把裡面唯一的檔案拖到電腦螢幕上。他看著第一行——和我媽住在一起的男人回到家，斷了一條胳膊——內心隱隱感到絕望。他寫得很好，這一點他敢確定，但剛開始他覺得輕飄飄的東西，現在感覺重若千鈞，因為他有責任讓其他部分和開頭一樣好，而他不敢確定他能不能做到。
他走到潛望鏡窗戶前，望著什麼都沒有的外面，思考他是不是剛剛發現了為什麼很多人想當作家，但總是開個頭就寫不下去了。他想到《士兵的重負》——在書寫戰爭的諸多作品之中，它無疑是最優秀的之一，甚至就是最優秀的沒有之一。他想到寫作其實也是某種戰爭，對手就是你自己。故事是你的重負，每次你往裡面新增文字，它就變得愈加沉重。
世界上有那麼多未完成的作品藏在書桌抽屜裡，有回憶錄、詩歌和小說，也有信誓旦旦的減肥或發財計劃，因為對承受者來說，作品變得過於沉重，他們不得不卸下負擔。
回頭再寫吧，他們心想，也許等孩子們稍微大一點，或者等我退休了。
是這樣嗎？假如他開始寫乘巴士去基地，寫剃鍋蓋頭，寫厄平頓中士第一次問他：「你想不想舔我雞巴，薩默斯？想不想？因為我看你就像個舔老二的。」
問？
不，他沒有問我，比利心想，除非你覺得反問也算一種問。他衝著我的臉大吼，他的鼻子離我的鼻子只有一英寸，熱乎乎的口水噴到了我的嘴唇上，而我說：「不，長官，我不想舔你的雞巴。」他說：「是我的雞巴對你來說不夠好嗎？薩默斯列兵，你個舔老二的蠢貨充什麼新兵？」
記憶鋪天蓋地而來，他能全都寫下來嗎，即便以本吉·康普森的口吻？
比利認為他做不到。他合上窗簾，回到電腦前，他想關機，把今天浪費在看電視上。上午看《艾倫秀》《法官大戰》《凱利與瑞安》和《價格猜猜猜》。睡個午覺起來看下午各種各樣的肥皂劇。一天可以結束於《約翰·勞》，他像老式音樂錄影帶中的庫里奧一樣敲打著木槌，在法庭上容不得半句廢話。然而，就在比利伸手去關電源的時候，一個念頭不知從哪裡蹦了出來，感覺像有人咬著他的耳朵說話。
你自由了。你可以想幹什麼就幹什麼。
不是身體上的自由，老天作證，當然不是。他必須躲在這套公寓裡，至少要等到警方決定撤去路障。然後，為了確保萬無一失，他最好繼續潛伏几天。這個自由是對他的故事來說的自由，他現在可以想寫什麼就寫什麼了，而且想怎麼寫就怎麼寫。沒人趴在他肩膀上，偷窺他寫作的內容，他不再需要假裝是個笨蛋在寫笨蛋的故事了。他是個聰明人在寫一個年輕人（假如比利重新撿起敘事的線索，這時候本吉已經是個年輕人了）的故事，這個年輕人儘管缺乏教育，生性天真，但絕對不笨。
我可以扔掉福克納那套了，比利心想。我可以寫「他和我」而不是「咱和他」。我可以寫「can’t」，而不是「cant」。要是我願意，我甚至可以在對話中使用引號。
假如他完全為了自己寫作，那他就可以著重寫對他來說重要的東西，跳過對他來說不重要的東西。比如剃鍋蓋頭，儘管可以寫，但不是非寫不可。比如厄平頓衝著他的臉大吼，儘管可以寫，但不是非寫不可。他不是非得寫那個叫哈格蒂或者哈弗蒂的小子（比利記不清他究竟叫什麼了）在跑步時心臟病發作，被送進基地醫務室，厄平頓中士說他沒事，也許他真的沒事，也許他已經死了。
比利發現絕望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執著和渴望。也許甚至還有傲慢。就算傲慢又怎麼樣呢？他可以愛寫什麼就寫什麼，他也會這麼做的。
首先，他使用全文替換功能，把「本吉」改成「比利」，把「康普頓」改成「薩默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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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帕里斯島開始了我的基礎訓練。我應該在那裡待3個月，但其實只待了8周。訓練當然少不了吼叫和各種狗屁招數，有人被踢出去或刷下來，但其中沒有我。被踢出去或刷下來的人都有家可回，但我沒有。
第六週是草皮周，我們學習如何拆解和裝配槍械。我喜歡這種事，做得相當出色。厄平頓中士命令我們搞他所謂的「軍備競賽」時，我永遠是第一名。魯迪·貝爾（大家都叫他「塔可」）總是第二名。他從沒戰勝過我，但有時候追得很近。喬治·迪納斯坦總是最後一名，不得不趴下給厄普頓中士做25個俯臥撐，而厄平頓的皮靴一直踩在喬治的屁股上。但喬治槍法很好，雖然比不上我，但確實很好，從300碼外打紙靶，他4發裡能有3發擊中靶心。我？從700碼外我4發都能擊中靶心，幾乎從不失手。
但草皮周裡沒有射擊。這一週我們只學習拆解和裝配，嘴裡唸叨槍兵信條：「這是我的步槍。同樣的槍很多，但這把是我的。我的步槍是我的摯友，如同我的生命。」等等等等。我記得最清楚的一句是這麼說的：「沒有我，我的步槍毫無用處。沒有我的步槍，我毫無用處。」
草皮周裡我們還做另外一件事，就是坐在草皮上，有時候一坐就是6小時。
比利寫到這裡停下，他露出微笑，想起了皮特·「喇叭」·卡什曼。喇叭坐在南卡羅來納州的草叢裡睡著了，厄平頓跪在地上，衝著他的臉大吼：「大兵，你是不是覺得很無聊？」
喇叭一躍而起，動作過於迅猛，險些摔倒在地，還沒完全清醒過來就大喊：「不，長官！」他是喬治·迪納斯坦的搭檔，他的習慣動作是抓著褲襠喊「來吹老子的喇叭」。不過他從沒對厄平頓這麼說過。
正如比利預料的那樣（事實上，他知道一定會這樣），回憶像潮水般湧來。但他真正想寫的不是草皮周。他不想現在就提到喇叭，但後面肯定會寫他。他想寫的是第七週和之後發生的種種事情。
比利全身心地投入了寫作。時間飛逝，他渾然不覺。魔法充滿了這個房間，他吸進身體裡又吐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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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皮周之後是射擊周。我們用的是m40a，也就是軍用版的雷明頓700。槍身裝上三腳架，彈匣裝5發子彈，北約標準的瓶頸彈。
「你們必須能看見目標，但目標絕對不能看見你們。」厄平頓反覆告訴我們，「無論電影裡是怎麼說的，狙擊手從不單獨行動。」
儘管這裡不是狙擊手學校，厄平頓還是把我們分成兩人一組，一個負責觀察，一個負責開槍。我和塔可一組，喬治和喇叭一組。之所以提到他們，是因為我們最後都來到了費盧傑，也都參加了2004年4月的警示行動和11月的幽靈之怒行動。咱和塔可
比利停下，搖了搖頭，提醒自己記住愚鈍化身已經成為歷史。他刪掉這幾個字，重新輸入。
塔可和我在射擊周來回轉換角色，我開槍，他觀察，然後他開槍，我觀察。喬治和喇叭一開始也是這樣，但厄平頓命令他們別費事了。「你開槍，迪納斯坦。卡什曼，你就觀察吧。」
「長官，我也想射擊，長官！」喇叭喊道。和厄平頓說話，你必須扯著嗓子嚷嚷。這是海軍陸戰隊的規矩。
「我還想把你的奶子扯下來，從你屁眼塞進去呢，」厄平頓答道。從那以後，這一組就是喬治開槍、喇叭觀察了。後來在狙擊手學校和伊拉克都是如此。
射擊周快結束的時候，厄平頓中士把我和塔可叫進辦公室——說是辦公室，其實比壁櫥大不了多少。他說：「你們兩個狗孃養的的龜孫子，槍法確實不錯。也許你們可以去學衝浪了。」
我們就是這麼得知我們被轉去了彭德爾頓營，我們在那裡完成以射擊為主的基礎訓練，因為軍隊正在訓練我們成為狙擊手。我們乘美聯航的航班前往加利福尼亞。這是我第一次坐飛機。
比利停下。他真的想寫彭德爾頓營嗎？他不想。沒有衝浪，至少他沒去衝過；他從沒學過游泳，怎麼可能學衝浪呢？他買了件「查理不衝浪」的t恤，一直穿到它變成破布。撿起嬰兒鞋把鞋帶系在褲帶環上的那天，他就穿著這件t恤。
他想寫伊拉克自由行動嗎？不想。他抵達巴格達的時候，戰事已經結束。布什總統站在亞伯拉罕·林肯號航空母艦的甲板上說的。他聲稱任務已經完成，因此比利和他那個團的其他鍋蓋頭成了「維和人員」。他感覺自己在巴格達受到了歡迎，甚至愛戴。女人和孩子朝他們扔鮮花，男人高喊「我們愛美國！」。
好時光並不長久，比利心想，所以可以跳過巴格達，我們直接寫糞坑吧。他換行繼續。
2003年秋，我駐紮在拉馬迪，還在執行維和任務，但到了這時候，槍擊事件時有發生，穆拉開始在佈道詞裡新增「美國佬都去死」，清真寺的廣播裡這麼說，有時候在商店門口也能聽見。我隸屬於第三營，也就是所謂的黑馬營。我在e連裡。那段時間我們做了很多打靶練習。喬治和喇叭在其他地方，但塔可和我依然是搭檔。
一天，一個我不認識的中校路過，看著我們練習射擊。我用的是m40，靶子是800碼外用啤酒罐壘成的金字塔，我從上到下逐個敲掉目標。你必須打中啤酒罐的下半截，讓衝力帶走它們，否則整個金字塔就會倒塌。
這位賈米森中校命令我和塔可跟他走。他開一輛無裝甲的吉普車，帶我們來到俯瞰達瓦拉清真寺的小山上。這座清真寺非常美，但大喇叭裡震響的佈道詞就不怎麼美了。內容就是我們經常聽見的那些屁話，什麼美國佬要讓猶太人殖民伊拉克，伊斯蘭教將被定為非法，猶太人將執掌政府，美國佬要掠奪石油。我們聽不懂他們的語言，但「美國佬去死」永遠是英語的，而我們也讀過傳單的譯本，據說傳單的作者是宗教領袖。正在萌芽的叛亂組織把傳單成捆成包地分發給民眾。「你願意為了祖國獻出生命嗎？」傳單上這麼問，「你們願意為了伊斯蘭教光榮犧牲嗎？」
「開槍到那裡有多遠？」賈米森指著清真寺的圓頂問。
塔可說1000碼。我說大概900碼，然後又（很小心地用敬語稱呼賈米森）和他說，軍隊禁止我們把宗教場所當作目標，中校您不會在動這種念頭吧？
「胡扯什麼呢，」賈米森說，「我絕對不會命令我計程車兵瞄準那些神聖的狗屎堆。但是，大喇叭裡嚷嚷的東西和宗教沒關係，而是政治內容。所以你們二位，哪個願意試試敲掉一個大喇叭？但你們不能在圓頂上打出窟窿來。那麼做不對，我們會下穆斯林地獄的。」
塔可立刻把步槍遞給我。我沒帶三腳架，於是把槍管架在吉普車的引擎蓋上，放了一槍。賈米森用望遠鏡看，我不需要望遠鏡也能看見一個大喇叭翻翻滾滾地掉了下去，拖著連線它的電線。圓頂上沒有窟窿，而義憤填膺的叫喊聲（至少從那個方向傳來的）明顯弱了下去。
「嚐嚐厲害！」塔克叫道，「沒錯，嚐嚐我們的厲害！」
賈米森說我們快溜吧，免得他們朝我們開槍，於是我們就溜了。
回頭再看，我覺得那天總結了伊拉克局勢掉進泥潭的經過，為什麼「我們愛美國」會變成「美國佬去死」。中校受夠了那些沒完沒了的屁話，於是命令我們敲掉一個大喇叭，這麼做既愚蠢又毫無意義，因為至少還有6個大喇叭對著其他的方向。
開車回基地的路上，我看見幾個男人站在門口，幾個女人從視窗向外看。他們臉上不是「我們愛美國」的幸福表情。沒人朝我們開槍（那天沒有），但他們的表情在說這一天遲早會來。在他們看來，我們開槍打的不是大喇叭，而是清真寺。圓頂上也許沒有窟窿，但子彈依然打中了他們的核心信仰。
我們在拉馬迪的巡邏變得越來越危險。當地警察和伊拉克國民衛隊逐漸失去對叛亂分子的控制，但美軍被禁止取代他們的位置，因為華盛頓和伊拉克的政客都決心捍衛自治理念。大多數時候我們只是呆坐在軍營裡，希望別被抽中去執行保護任務，協助工程隊重建損壞（或被破壞）的主供水管，或協助技術人員（美國人和伊拉克人都有）維修損壞（或被破壞）的發電站。執行保護任務幾乎就是等著吃槍子，到2003年末，海軍陸戰隊已有6人陣亡，傷員無數。穆斯林狙擊手準頭很差，但土炸彈讓我們恐懼。
2004年3月的最後一天，紙牌屋終於徹底垮塌。
好了，比利心想，故事到這裡才算真正開始。按照厄平頓的說法，我這一路上把屁話減到了最少。
這時我們已經從拉馬迪遷入了巴哈里亞營地，也被稱為「夢境」。它位於費盧傑城外兩英里處的鄉間，在幼發拉底河西岸。據說薩達姆的孩子曾經在這裡休養。喬治·迪納斯坦和「喇叭」·卡什曼在e連和我們團聚。
聽見槍聲從平時我們稱之為布魯克林大橋的對面傳來時，我們四個正在打牌。不是單獨的一兩聲槍響，而是連成一片的齊射。
到了傍晚，傳聞得到確認，我們知道了事情的經過——至少是大致的經過。黑水公司的四名僱傭兵在運送食物時（包括供給我們的夢境食堂），決定抄近道穿過費盧傑，沒有按照標準規範繞過城區。快到幼發拉底河的橋頭時，他們遭到伏擊。敵方火力像雨點似的落在他們駕駛的兩輛三菱越野車上，因此他們就算身穿防彈衣也無濟於事。
塔可說：「我的天，他們憑什麼以為他們能開車直穿城區？這裡又不是奧馬哈。太愚蠢了。」
喬治贊同，但說是否愚蠢是一回事，要不要報復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們想到一塊兒去了。殺人已經很糟糕了，但對暴民來說，光殺人還不夠。他們把屍體從三菱車裡拖出來，澆上汽油點燃。其中兩具屍體像烤雞似的被撕碎。另外兩具掛在布魯克林大橋上，就像蓋伊·福克斯的假人。
第二天，我們小隊準備出去巡邏的時候，賈米森中校出現了。他命令我和塔可從悍馬車上下來跟他走，因為有個人想見我們。
我們走進一個空蕩蕩的車庫，空氣裡飄著機油和廢氣的怪味。一個人坐在一堆輪胎上。車庫裡熱得像烤箱，因為所有門都關著，而車庫裡沒有空調。看見我們進來，他起身打量我們。臭烘烘的車庫裡足有85華氏度，他卻荒唐地穿著皮夾克。皮夾克的胸口有黑馬營的標誌：上面是「正派職業人士」，下面是「來一發」。但穿皮夾克只是為了做戲，我一眼就看穿了，塔可事後說他也看穿了。你看一眼就知道他是狗孃養的中情局。他問我們哪個是薩默斯，我說是我。他說他叫霍夫。
比利忽然停下，愣住了。他這是把目前的生活與他在陸戰隊的生活混在了一起。羅伯特·斯通是不是說過心如猿猴來著？沒錯，在《狗兵》裡。斯通在這本書裡還說，坐在直升機上用機關槍掃射大象的人就是想從殺戮中獲得快感。在伊拉克，步兵和鍋蓋頭的射擊物件是駱駝，不過，他們這時候已經快感上頭了。
他刪掉最後一行，諮詢生活在他雙耳之間、額頭背後的那隻猿猴。思考了幾秒鐘，他想到了正確的名字，認為這個錯誤完全可以原諒。「霍夫」其實挺接近的。
他說他叫福斯。他沒有伸手要和我們握手，只是坐在輪胎上，而輪胎肯定弄髒了他的褲子。他說：「薩默斯，聽說你是連隊裡槍法最好的。」
這不是在問我，因此我一言不發，只是站在那裡。
「你能隔著河，從我們這一側擊中1200碼外的目標嗎？」
我瞥了一眼塔可，確認他聽見的也是這句話，隨即明白了他的意思。我們這一側指的是城外任何一處。另外，既然存在這一側和那一側，就說明我們要進城了。
「你指的是擊中人類目標嗎，長官？」
「當然。你以為我指的是什麼，啤酒瓶？」
一個反問，我都懶得回答。「能，長官，我能擊中目標。」
「這是海軍陸戰隊的答案，還是你的答案，薩默斯？」
賈米森中校對此皺起了眉頭，好像他不認為除了海軍陸戰隊的答案還存在其他答案，但他沒說什麼。
「都是，長官。碰到颳風的日子，信心未必特別足，但我們——」我用大拇指指著塔可說，「我們能修正風帶來的誤差。但吹起來的沙塵就是另一碼事了。」
「明天的預測風速是0到10，」福斯說。「應該沒問題吧？」
「沒問題，長官。」然後我問了一個我沒資格問的問題，但我必須知道答案，「目標是個壞哈吉嗎，長官？」
中校說我越線了，他本來還想再說什麼，但福斯朝他揮揮手，於是賈米森閉上了嘴。
「你瞄準過人嗎，薩默斯？」
我說沒有，這是實話。瞄準意味著狙擊，鮑勃·雷恩斯是我近距離開槍打死的。
「那這次就是你職業生涯的好起點，因為是的，這是個非常壞的壞哈吉。我猜你知道昨天發生了什麼。」
「知道，長官。」塔可說。
「僱傭兵之所以穿過費盧傑城區，是因為一個他們認為非常可靠的線人說那條路線是安全的。線人說人們正在逐漸對美國人積累好感。伊拉克警方也會派人護送他們。但護送者要麼是穿著偷來的制服的叛亂分子，要麼是變節的警察，也可能是真正的警察見到風聲不對就溜了。而且殺人的反正不是警察，而是四五十個手持ak的壞種……諸位，你們覺得呢？他們是湊巧出現在現場的？」
我聳聳肩，像是在說我不知道，讓塔可接他的球。塔可接過話頭：「似乎不可能，長官。」
「對，完全不可能。這些穆斯林早就埋伏好了。就在等他們。兩輛皮卡堵住大路。有人策劃了這場伏擊，我們知道此人是誰，因為我們在監聽他的手機。明白嗎？」
塔可說明白。我還是聳聳肩。
「這個扎頭巾的兩面派叫阿馬爾·賈西姆。六七十歲，具體年齡沒人知道，很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擁有一家電腦與相機店，同時是網咖，也是遊戲廳，當地年輕人不做土炸彈和在路邊放炸彈的時候，就在那裡打《吃豆人》和《青蛙過河》。」
「我知道那地方，」塔可說，「店名就叫立等可取。巡邏路上見過。」
見過？媽的，我們去過，玩《大金剛》和《麥登橄欖球》。每次我們進去，當地年輕人就忽然想起來還有事情要做，紛紛作鳥獸散。塔可沒有主動報告這一情況，我也沒有。
「賈西姆是老牌復興黨人，也是新生的叛亂分子頭目。我們想幹掉他。非常想。不能使用雷射制導炸彈，萬一炸死一夥打電子遊戲的孩子就不好了，那樣會讓半島電視臺再抨擊我們一通。付不起這個代價。但我們也不能等了，因為布什幾天內就會批准清除行動——你們要是敢說出去，我就斃了你們。」
「你搶不到機會，」賈米森說，「我會先動手的。」
福斯沒搭理他：「等城裡亂起來，賈西姆就會帶著他的武裝團伙溜進後巷。我們必須在他逃跑前動手，幹掉這個兩面三刀的傢伙，殺雞給猴看。」
塔可問殺給什麼猴看。我可以解釋給他聽的，但我沒開口，把這項光榮的任務交給了福斯。福斯解釋完，又問我能不能做到。我說能長官。我問要我從哪裡開槍，他告訴了我。我們去過那地方，當時是去接應補充物資的直升機。我問能不能給我換一個利奧波德的新型號瞄準鏡，否則我就只能湊合用我現在這個了。福斯望向賈米森，賈米森說：「交給我了。」
回到軍營，巡邏隊已經撇下我們出發了，塔可問我擊中目標的把握有多大。我說：「要是打不中，我就賴給我的觀察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