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牆上貼著白色瓷磚的房間裡——在嘉娜·弗萊徹去世後，在我發現她的屍體後——我看著弗蘭克·莫雷蒂警探用指尖捏著他那肉乎乎的鼻樑；我聽見他深吸一口氣。
「冰棒棍？」他說。
「在嘉娜公寓後面的樹林裡，」我說，「我可以帶你去。」
他一隻手按著我們兩人之間的桌子。「我們不要自作主張了。我需要知道關於她的一切，你知道什麼就告訴我什麼。從你們相遇的那一天開始，我們就從那時開始。」
我照他說的做了。我告訴他我記得的關於「雌鹿之夜」的一切，以及嘉娜認為她被監視的那個月夜。我對他講到女房東的孫子西蒙·蘭尼克。我們談到了我每次見到嘉娜的情況，我們一起去的每個地方。莫雷蒂有時會做筆記。偶爾，他的某個同事會敲門，把他叫到走廊上，我會聽到他們談話的片段——在莫雷蒂離開關門時和回來開門時的瞬間。
我們也談到了蘇菲·埃莫森。我不該把她牽扯進來，但莫雷蒂已經知道她的存在——知道我們訂過婚。而且他可以看見我太陽穴上的傷口，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我告訴了他，他哈哈大笑。「你這算輕的。」他說。
蘇菲打了我之後就後悔了——至少，她說她很抱歉。我不知道她是否真的後悔，或者是否應該後悔。她提議為我縫合傷口，或者開車送我去醫院，讓別人來做。我最終自己處理了傷口——在我們公寓的浴室裡用酒精擦拭，然後又用紗布和膠帶包上。
那時，嘉娜還有四個小時的生命，在那四個小時裡，我沒有做任何能增加她生還機率的事。
我溜出公寓，沒有再跟蘇菲說一句話。這很容易——她好像並不想阻止我。我在市中心的一家小餐館吃了午飯。之後，我開車去了一個有人工湖和九洞高爾夫球場的小區，為一個保險推銷員和他懷孕的妻子做房屋檢查。四個臥室，三個衛生間，裝修好的地下室——除了屋頂需要重修，其他都很好。
我去保險推銷員那裡取了一張支票，又去銀行把支票存進我的賬戶。然後我停車喝了杯咖啡。那時已經快到五點了，我和嘉娜定好七點半在「獵鷹」餐廳吃晚飯——就是天花板下面掛著獨木舟的那家餐廳。
計劃是這樣，但我本可以不按計劃行事。我本可以主動去找她，完成我一直在拖延的事情——告訴她關於蘇菲的事。
而我卻繼續開著車，思考該怎麼告訴她關於蘇菲的事，如何實施計劃。你可以說太陽穴上的傷口讓我對和女人說話感到膽怯。你也可以說我是個懦夫，我的懦弱讓嘉娜失去了生命。
很難回想起我開車路過的每一個地方，儘管弗蘭克·莫雷蒂想讓我回想起來；在滿牆白色瓷磚的房間裡，他向我詢問了每一個細節。我知道我去了奎克山路。除了普利茅斯擋風玻璃碎裂後落下的幾塊碎片，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標記嘉娜與鹿相遇的地點。
七點半，我坐在我們平常坐的卡座裡，就是獨木舟下面的那個位置。我撕掉太陽穴上的膠布和紗布，因為我想，傷口無論看起來有多嚴重，都不會像頭上貼著一個白色方塊那樣引人注目。我等著嘉娜。
七點四十五分，嘉娜還沒有出現，我用手機打電話到她的公寓。沒有人接。我給電話答錄機留了言。八點時我又打了一次，還是沒人接。
八點十分，我喝完我點的飲料，把賬單錢留在桌上給服務員。我開車去嘉娜的公寓——速度很快，但不是太快。因為一方面有人把她弄傷過，這個人可能還在樹林裡偷看過她；但另一方面，我不想反應過度。也許出現了什麼意外情況，也許她的車壞了。
我在八點半左右來到她的公寓所在的街上，看到她那輛破舊的普利茅斯停在車道上——擋風玻璃是嶄新的，那是在鹿撞碎了舊擋風玻璃後新裝的。公寓裡所有的燈似乎都關了，但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問題。起初，連前門看起來都很正常。但在我正要把鑰匙插進鎖裡時，門自己向內轉開，隨後我看到門框的一部分已經裂開。
關於燈光，我錯了。屋裡還有一盞燈亮著。有一盞茶燭在客廳地板上燒著，離嘉娜的左腳四十五釐米左右。
我開啟開關，頭頂上的燈亮了。如果我此前心中對嘉娜已經死了還有懷疑，那麼現在懷疑消失了。
她仰面躺著，睜著眼睛，臉向右肩傾斜。我記得自己當時在想，她臉頰上的新月形瘀傷已經消失了。
「正在消退。再過幾天，你就看不到它了。」
但她身上現在有其他傷痕：脖子上有好多處醜陋的瘀傷，有人用拇指掐住她的喉嚨。她的上衣被撕開了。她的牛仔褲和內褲被拉到了膝蓋上。她光著腳。
壁爐臺上的那根木條現在在她身邊的地板上。它有一百二十釐米長，比棒球棒還長——她可能把它當成了棍子使用。我希望她這樣做了，我希望她至少用這根木條痛打了殺她的人一次。
如果她這樣做了，就可以解釋茶燭的情況了。它們本來是在壁爐臺上燃燒著的，在木條上的淺孔裡。現在茶燭散落在硬木地板上，其中三盞已經熄滅，只剩一盞還在燒著。
我現在還能回憶起那一幕，但無法回想起嘉娜的表情，這是一件幸事。我只記得她的表情不對。就像你在街上瞥見一個你認識的人，而他們不知道你在看他們，他們表情痛苦，或憤怒，或沮喪，你看到的是並未處於防備狀態的他們。他們看起來不對勁，他們看起來不像他們自己。
這個比喻不夠貼切，但已經接近事實。我只能做到這麼接近了。
「所以你根本就沒檢查脈搏。」弗蘭克·莫雷蒂說。「是的。」
「有些人會檢查脈搏。」
「我根本沒必要那樣做，」我說，「她已經走了。」
「你也沒有蓋住她。」
「蓋住她？」
「用床單或者毯子。」
「我應該那樣做？」
「你沒那樣做更好，不然可能會破壞證據。」
「那為什麼——」
「因為一般人會那樣做，」莫雷蒂說，「她在地板上，衣衫不整，脆弱不堪。關心她的人可能會想把她蓋起來。」
「你的意思是我不關心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