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這麼說。」
不管怎樣，我握住她的手。我用手機報了警，跪在她身邊等待。她的手既不冷也不熱，感覺像手套一樣空空如也，但我還是握著。我不知道自己握她的手握了多久，反正一直持續到第一個警察出現。
他很年輕，是一名執行交通任務的巡警。我去門口迎接他，他一眼就看到屍體，迅速從我旁邊擦身過去。我站在通往廚房的過道上看著他的背影，他正低頭看著嘉娜。我想這一定是他第一次遇到兇殺案。他終於轉過身來時臉色灰暗。我向後退到廚房裡，對著水槽做了個手勢。我想他可能需要水槽。
他最終沒吐。他趴在水槽上，張著嘴，大口大口地呼吸著空氣，但沒吐出來。然後他直起身來，用袖子擦了擦嘴，儘管在我看來他的嘴巴上乾乾淨淨的。
「你沒事了。」我告訴他。
我說錯話了，因為這話提醒了他，我一直都在他旁邊。他一直很粗心。誰知道我在他背對著我時能做什麼？我本可以打他的頭，搶走他的槍，開著他的車去兜風。他決定強硬起來。
「雙手抱頭。」
「哦，別這樣。」
「快點兒。」
他解開槍套，摸到槍柄，我把雙手放在頭上。他讓我轉身，我也照做了。我面對著過道旁邊的牆壁。我聽到汽車駛入車道的聲音，更多的警察來了。我感覺到他把手放在我的衣領後面，聽到他說我有權利保持沉默。他粗暴地把我往前推，我想我如果沒有轉頭，鼻子就被他弄斷了。果然，我的側臉撞到牆上，太陽穴上的傷口被撞得裂開了。
在滿牆白色瓷磚的房間裡，我的手指不斷回到太陽穴的傷口上。傷口好像是地貌獨特的一個區域：一條長長細細的山脊。莫雷蒂給了我一片創可貼，但創可貼不夠大，蓋不住傷口。我可以感覺到傷口兩邊的末端。
莫雷蒂看著我不停地摸傷口。他合上筆記本，說：「好吧，我們要休息一下。十分鐘，然後我們從頭開始。」
「不用了。」我說。
「不用？」
「我要走了。」
他聽了這話後笑了。「你哪兒也去不了。」
「我已經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告訴你了。」
「我還有問題要問。」
當時差不多是凌晨三點，我也有問題。不是那種可以在那個房間裡得到答案的問題。我很累，我需要知道我的處境。要知道我的處境，唯一的辦法就是直面這個問題。
「我已經在這裡待得夠久了，」我說，「你必須讓我離開，不然就以什麼罪名控告我。但我不認為你會控告我。」
「為什麼呢？」莫雷蒂說。
「因為你現在已經可以弄清楚嘉娜是什麼時候去世的。」我這是在猜測，但這似乎很有可能。這可能是他在走廊上的一次談話的主題。「嘉娜可能是在我坐在‘獵鷹’餐廳裡等她的時候去世的，你可以去證實這一點。你可能已經這麼做過了。」
我希望這可能是真的，但莫雷蒂的反應——只是搖了一下頭——表明我不會那麼幸運。
「法醫猜測，嘉娜·弗萊徹很有可能是在六點到七點之間死亡的，」他說，「這意味著事情發生在你開車、思考的時候，根據你的故事來說。」
「那不是故事。」
「在我確認之前就是故事。」
我聳聳肩。「你不會起訴我的，太倉促了。你想拿得準一些。你不會希望自己過幾天就被證明錯了——當你發現另有其人時。那會讓你難堪——」
「我不在乎難堪不難堪。」
「不讓我走，對你和整個警察部門都不利。你好像忘記了我是誰。這個城市的好幾幢建築上都有我家的姓。你如果在這件事上做錯了，我可以讓你吃不了兜著走。」
莫雷蒂皺眉。「你在威脅我嗎？」
「不是。我已經沒話和你講了。你如果打算把我留在這兒，我要打電話給律師。」
我坐回到椅子裡，抱起胳膊；他濃眉下的眼睛瞪著我。在我們頭頂上，熒光燈嘶嘶作響——為我們的意志較量提供了恰當的背景音。我們本可能就這樣待很長時間，但有人敲了門；莫雷蒂慢慢站起來，拿著筆記本走了出去。
他在外面待了二十分鐘。第一個十分鐘後，我起身檢查了一下門（鎖著），然後伸了個懶腰，在桌子周圍踱步。我聽不到走廊上的任何聲音，但我猜莫雷蒂正在外面和某個人談話——他們也許在談如果他們拒絕放我走，我是否真的能給他們帶來麻煩。我希望他們在談論這個問題，我希望這種可能效能讓他們感到緊張；但我不認為自己能給他們製造什麼麻煩——他們調查一下我和家族的關係就會知道這一點。我對莫雷蒂說的一切都只是虛張聲勢。
是莫雷蒂主動提奧斯丁·馬龍這個名字的——那位成功使自己的名字雕刻在貝拉米大學的某些建築上的人。奧斯丁的確是我的曾祖父，他在他那個時代是個有錢人。他從他父親那裡繼承了生意：一家生產電話銅線和銅製水管的工廠。但工廠是髒兮兮的地方，而奧斯丁·馬龍對待在髒兮兮的地方沒興趣。他在父親去世後將工廠賣給了雷維爾銅業公司（1928年），並用這筆錢買下了它能買到的所有聲名和精緻的生活。
這筆錢買到了相當多的東西。奧斯丁·馬龍沒有投資股市，平穩度過了大蕭條時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但他於1949年去世時，身邊有五個兒子和三個女兒——一筆巨大的財富被分成八份後，相當於八份非常普通的財富。時光荏苒，兩代人之後，那筆財富已經不剩什麼，只剩下隨處可見的石頭外牆上刻著的名字，以及舒適的中產階級生活。我的父親是建築承包商，便也送我去大學學習工程。我的親戚們都有很好的職業——我有個表弟甚至從事和法律相關的工作，但他學的是稅法而非刑法。他幫不到我。
所以我對弗蘭克·莫雷蒂的威脅只是空談。我無法給他帶來任何麻煩。如果他想給我製造麻煩，馬龍家族中沒有人能一個電話就讓麻煩消失。
我不知道是我的虛張聲勢起了作用，還是莫雷蒂是個誠實的警察，不想在情況不明確時以謀殺罪逮捕一個人，但在他離開的二十分鐘裡，有些事情發生了變化。他回到房間的時候，眼睛裡沒了神采，又顯出很疲憊的樣子。他拿著一個塑膠袋，塑膠袋裡面裝著我的錢包、手機和其他財產。他把塑膠袋扔到桌子上，扶著門說：「你可以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