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好，」蘇菲說，「但你要當心莫雷蒂，他對昨晚的事很不高興。火災，我猜他想以縱火罪控告你。」
「他不喜歡我。」
「幸好他說了不算。我瞭解到，警方有個縱火案專家，這個專家認為，火災是意外。有人在床上抽菸。」
不是意外，我想，時間上太巧了。坡·沃什伯恩相信有人為了給他傳遞資訊放火。我想到另一種可能性：有人試圖在我和他談話之前殺了他。（「一個宏大的想法，」我聽到莫雷蒂的聲音在我腦中響起，「是的，你就是這麼重要。」）但無論如何，這場火災不是意外。
但我把這些想法放在心裡。我問蘇菲：「我什麼時候可以離開這兒？」
她坐在床沿上。「如果你堅持要走，他們也許現在就會打發你走。但我一定要讓他們給你做次ct掃描。」
五小時後，在ct掃描、大量的手續以及一頓糟糕的早餐之後，我離開了醫院。上午十點，我走到明亮的日光下。
蘇菲開車送我回家。掃描顯示我的大腦沒有出血，所以我的腦震盪只是腦震盪。處方是休息和泰諾。我打了一會兒盹，起身，走到沙發旁坐下，開啟電視。蘇菲來了，給我蓋上毯子。她給我做了湯。我問她能否帶我去取我的皮卡。她說：「那就不是休息了。」
下午，報紙來了，我看報紙。《羅馬城哨兵報》頭版報道了這場火災。鄰居們看到沃什伯恩離開了家：在門廊上穿上靴子，在消防車到達時開車離開。警方想和他談談。
報道提到了我的名字，說我受傷了。羅傑·託利弗看到了報道，打電話來問我怎麼樣，是否需要什麼幫助。我告訴他，我如果需要幫助，會告訴他的。
報紙沒提到坡·沃什伯恩和嘉娜·弗萊徹有任何聯絡。關於嘉娜被害案的另一篇報道說，警方仍在追查線索。報道指出，警方正在尋找西蒙·蘭尼克。警方不會站出來說他是嫌疑人，但這是明顯的暗示。
弗蘭克·莫雷蒂那天下午來了公寓兩次。第一次，蘇菲告訴他我在睡覺。第二次，她告訴他，如果他想和我談話，他可以找我的律師協商。她給了他羅傑·託利弗的電話號碼，讓他離開。
他打電話給託利弗，託利弗同意我們可以第二天見面——不是在警察局，而是在託利弗位於法學院的辦公室。
貝拉米大學法學院佔據了一座精美的老建築，前面有寬闊的草坪，柳樹成蔭。託利弗在二樓有間辦公室：辦公室裡有很多書櫃和兩扇百葉窗，還有一張光滑的現代辦公桌，桌上鋪著一塊玻璃。
莫雷蒂到達時，已經冷靜了一些：他已經不打算以縱火罪起訴我。但我仍然脫不了干係。
「妨礙謀殺案調查——聽起來怎麼樣？」他對我說，「我特別告訴你不要去找坡·沃什伯恩。」這話並不完全正確：他告訴我的是不要和任何人談及嘉娜被害案。
但我沒有把這話說出來。我什麼話都沒說。羅傑·託利弗已經準備好替我辯護。
「警官，首先，」他說，「只是和別人談及此案並不構成妨礙調查。其次，馬龍先生和沃什伯恩先生的會面不是談話，而是口角——馬龍先生沒有做過任何可能會引發此次口角的事。他們爭論時，並沒有說到弗萊徹小姐被害案。」
「第三，」託利弗說，「如果新聞報道可信，你們的調查集中在西蒙·蘭尼克身上。如果蘭尼克先生殺了弗萊徹小姐，那麼拿破崙·沃什伯恩就和她的死毫無關係。因此我的客戶和沃什伯恩先生見面理所當然就不應該被認為妨礙了你們的調查。」
還有第四點，這第四點與我美利堅合眾國公民的身份，以及憲法第一修正案規定的我可以與任何想與之交談的人交談的天賦權利有關。但託利弗講到此處時，莫雷蒂逐漸開始以一種灼人的眼神看著我。
他就沃什伯恩房子裡當時的情況問了幾個問題，然後起身告辭。託利弗問他是否知道沃什伯恩的下落。「無可奉告。」莫雷蒂說。
「但你肯定要以襲擊馬龍先生的罪名逮捕他。」
「這是我要做的頭等大事。」莫雷蒂說。
會面結束後，託利弗開車帶我到坡·沃什伯恩家那兒。消防員盡了最大的努力，但那地方已經是一片廢墟。二樓的可燃物燒光了，大部分屋頂已經塌陷。整個房子需要被拆掉，重建。
託利弗看著廢墟說：「你也許應該丟開這一切。」我知道他不是在說這棟房子。
我感謝他開車帶我過來。答應他如果莫雷蒂再聯絡我，我會告訴他。皮卡還在我當時停的地方。我爬進皮卡，看著託利弗駕車離開。
我沒有去找坡·沃什伯恩。我回家了。
那天晚上，蘇菲做了一道炒菜：青椒、西藍花和豆腐，配糙米飯。晚飯後，我走進臥室躺下。她在醫院的值班時間十點開始，但在離開家之前，她進來看了我。
「你的頭還疼嗎？」她問，單膝跪在床邊。
「沒事了。」我告訴她。
「如果還疼，吃點藥。」
「好的。」
「你應該好好休息，」她說，「再休息幾天。」
她在告訴我一些事情，也在索求一些東西。我抓住她的手，她突然傾下身，激烈地吻我的嘴唇。
事後，她把自己的額頭貼在我的額頭上，低聲說：「不要再讓自己從著火的房子裡被拖出來。」
那天是週六。我休息了一整晚和週日一整天。但我週一沒法休息——週一是嘉娜·弗萊徹下葬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