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離開梅根·普魯伊特之後，開車來到大約一點五公里之外凱西和加里·普魯伊特的房子。那是一棟兩層樓的房子，漆成淡藍色，不大，但高。房子兩邊有草地和樹籬，將其與其他房子隔開。
房子前面草地的面積更大，沒有修剪，遍佈著蒲公英。我原以為，看到這棟房子可能會讓我對曾經住在這裡的那對夫婦產生一些感受。結果我什麼感覺都沒有。但我來這裡還有個原因。梅根·普魯伊特告訴我她丈夫住在這裡。他們在加里被審判後分居了。
「實在太難了，」她說，「待在一起。」我按下門鈴後，尼爾·普魯伊特立刻就來開門了。他一直在等我；他的妻子打過電話給他，告訴他我要來。他把我領到房子的後部，讓我在廚房坐下。這個地方看起來有點雜亂——盤子堆在水槽裡，料理臺上有碎屑。
「抱歉，太亂了。」他說。
「沒那麼糟。」
「梅根覺得我肯定堅持不了太久——一個人住。她覺得我最後會穿得破破爛爛，在地板上吃飯。」
也許他最終會變成那樣。他現在還沒到那個地步。他穿得還算整齊：白色牛津襯衫，卡其褲，平底便鞋——高中科學老師的行頭。他摘掉了領帶：海軍藍配黃色條紋的領帶。我看到領帶掛在一把椅子的椅背上。他四十來歲，沙金色頭髮剪得短短的，圓圓的臉毫無特徵。
「你和她談過了，」他說，「你有什麼印象。」
我意識到他指的是他的妻子。「對於加里的事，」我說，「她觀點明確。」
他大笑。「觀點明確。沒錯。所以她在那兒，我在這兒。當你覺得你的哥哥是無辜的，而你的妻子肯定他是有罪的，婚姻就緊張了。」
他聳聳肩，丟開這個話題。隨後我們談了幾分鐘嘉娜。尼爾·普魯伊特證實嘉娜來找過他。他說他對我的損失感到很抱歉——嘉娜看起來是個很不錯的年輕女性——又問我警方的調查有沒有進展。我把我知道的那點兒資訊告訴他，他安靜地坐在那兒聽著。過了一會兒，他把話題拉回到他哥哥的案子上。他知道嘉娜和羅傑·託利弗一起工作，在做託利弗的「無辜者計劃」。他猜我也是「無辜者計劃」的人。
「你有什麼新資訊要告訴我嗎？」
我告訴他我沒有，他對此並未表示不滿。我沒說我不是律師，甚至都不是法學院學生。
「哦，還處於早期階段，」尼爾·普魯伊特說，「加里的律師提醒我，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她對贏得上訴持悲觀態度。」
「她相信加里是無辜的嗎？」我問。
「不好說。她就算不相信加里是無辜的，我想她也不會說出來。你如果問我，我會說她只是個唯利是圖的律師而已。她收的費用可不低。」普魯伊特面色陰鬱下來，「加里用從退休金賬戶裡取出的錢來支付律師費。他還把這棟房子二次抵押了。現在他在這房子上欠的錢比這房子本身的價值要高。這房子本來會被收走的，但我決定償還貸款。我猜它最終會升值的，而且我們還可以把房子租出去。我從沒想過我會住在這兒。」
我們談了一會兒對他哥哥的審判。我想知道他對拿破崙·沃什伯恩的看法，對所謂的監室認罪的看法。
「對我來說毫無意義，」普魯伊特說，「就算加里有罪，他為什麼要告訴給一個陌生人？沃什伯恩是個罪犯。他為了自己能被減刑撒謊了。我猜陪審團會看穿他的把戲。」
「你覺得陪審團最終為什麼會相信了沃什伯恩的說法呢？」
尼爾·普魯伊特撓了撓沙金色頭髮的一側。「可能是因為加里根本沒有作證。他沒有機會否認這所謂的認罪。他的律師讓他相信，他沒有必要作證。」
「你覺得這是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