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早些時候，我離開加里·普魯伊特。5月的第二個星期，北方的空氣感覺很清新。我在監獄對面的一家義大利餐廳吃了午飯，坐的是一張可以看到高高灰牆的桌子。
六點過後，我回到羅馬城。我打電話給普魯伊特的律師——一個名叫埃米利·畢爾的女人——問她我們能否在八點左右見一面，喝一杯。我們約好地方，然後我掛掉電話，開車去嘉娜·弗萊徹租住的公寓。
我用自己的鑰匙進到房子裡。現在門上沒有封條了——警方已經去除了封條。他們已經拿走自己需要的所有證據。至少有一個月，公寓是我的——我和阿格妮斯·蘭尼克做了交易。
週四上午，在我讀到蘇菲留的字條後不久，我去找她了。「也許我們中有個人應該搬出去。」我知道她指的是誰。阿格妮斯立即就來應門了，她似乎對再見到我並不感到意外。我告訴她我想幹什麼，她同意了。我提出，嘉娜付多少房租，我就付多少——嘉娜欠的房租也由我來支付。她面露不悅，好像我冒犯了她。「那個姑娘不欠我一分錢房租。」她說。
我洗了很長時間的澡，洗掉開車數小時帶來的風塵。我站在沾染了水蒸氣的鏡子前用毛巾擦拭身體，好像聽到浴室門外有動靜。我走過去，慢慢開啟鉸鏈生鏽的門。外面的客廳裡沒有人。臥室裡沒有人，廚房裡也沒有人。只有我、我的神經和我的想象。
我怕接下來情況會更糟。想到我在這裡可能會睡不著。但第一晚讓我放下心來，臥室有家的感覺。阿格妮斯請人打掃了公寓，但嘉娜的物品仍然在其原來所在的地方。
當我走過臥室裡我發現嘉娜屍體的那個地方時，我有種異樣的感覺，但我知道那種感覺是沒道理的。每過一會兒，我就疑神疑鬼，但最後終於習慣了獨自待在這兒。
八點，我在市中心停好車，走半個街區來到一家叫薩沃伊的餐廳。我告訴迎賓我的名字，她把我領到一張藏在遠處角落的桌子旁。埃米利·畢爾在那裡，白色亞麻桌布上的《紐約時報》的一部分被摺疊成整齊的矩形。她在玩填字遊戲。
她從座位上站起來，和我握手。根據她在電話裡的聲音，我以為她三四十歲，但她其實更老些，從臉上的皺紋看，至少有五十歲。她淡金色的頭髮正在變白。她已經點了一杯卡布奇諾，問我要不要也來一杯。我說好的。
「你對加里·普魯伊特有什麼印象？」她在我坐下後問道。
「不好說。取決於他有沒有講真話。」
「那當然。我猜他對你講了他的那套理論，關於那對錶兄弟的。」
我點點頭。「盧克·道爾和埃利·道爾。」
「真正的兇手，」埃米利·畢爾說，「他自己版本的‘某個持槍男子’。」
「你認為不是他們殺了他妻子？」
她喝了口咖啡。「我想你很難在法庭上堅持這樣的觀點，」她說，「當然，加里希望我這樣做。」
「但你並沒有這樣做。」
「沒辦法把他們和這個案子聯絡起來。他們唸的是凱西·普魯伊特教的那所高中，但這什麼也說明不了。他們參與搜尋她的屍體，但參與搜尋的人有很多。如果他們是發現屍體的人，那麼你可以以此支援你的觀點。你可以聲稱，他們知道她在哪兒，因為是他們把她放在那兒的。但屍體並不是他們發現的。」
「屍體是誰發現的。」
「來自斯克內克塔迪的一個女人，開車進城走親戚。她帶著狗，她把車停在路邊，讓狗下車——以防它在車上撒尿。它跑到一塊野地上，不停地叫喚，不願意回來。她就走過去，想把狗帶回來，結果看到狗站在凱西·普魯伊特的屍體旁邊。」
埃米利·畢爾頓了幾秒鐘。然後她的嘴角展現出倦怠的笑容。「我如果能把謀殺案和這個帶著狗的女人聯絡起來，我肯定會這樣做的。但警方查過她了。她和普魯伊特一家沒有任何關聯，也沒有犯罪記錄。」
「警方就凱西·普魯伊特被殺這個案子，訊問過盧克·道爾和埃利·道爾嗎？」我問。
「沒有。埃利·道爾死了之後，加里才開始懷疑道爾家兄弟倆。他對我講了他的懷疑，我又對負責凱西案的警探講了。」
「弗蘭克·莫雷蒂。」
「對。莫雷蒂沒辦法和盧克·道爾談，因為盧克在埃利被殺那晚跑了。據我所知，他們還在找他。埃利被槍殺那會兒，凱西的屍體已經被發現，加里已經被控殺妻。所以我也沒指望莫雷蒂會改變調查方向，去證明是道爾家兄弟倆殺了凱西。但我希望他能考慮這種可能性，就像一個誠實的警察應該做的那樣。」
「他考慮了嗎？」
埃米利·畢爾看著杯子，好像想從杯子裡尋找答案。「誰知道呢？針對加里的調查繼續，這是底線。我不確定我對加里的理論有多少信心：道爾家兄弟倆殺死凱西，然後盧克·道爾殺死埃利·道爾，不讓他開口。我自己也做了些調查。道爾家兄弟倆都有犯罪記錄，輕微的毒品犯罪：持有毒品。這可能意味著他們參與了更大的事情，但檢察官不確定能否立案，所以讓他們認罪了事。」
「你覺得他們是毒販？」
「對。如果他們合夥做生意——那種生意——那麼盧克·道爾槍殺表兄弟就沒什麼難理解的了。罪犯總是會為了錢殺來殺去。你不需要去找其他理由。」
她喝了口卡布奇諾。這時服務員把我那杯送來了，所以我也喝了一口。我試圖確定哪種可能性更高：埃利·道爾因凱西·普魯伊特而死，或因為毒品的錢而死。我沒能得出結論。
「我們談談莫雷蒂吧。」我說。
埃米利·畢爾點點頭。「沒問題。」
「你說你希望他表現得像個誠實的警察。他是誠實的警察嗎？」
她把自己的咖啡杯推到一邊。「據我所知，是的。」
「你信任他嗎？」
「在合理的範圍內，是的。我對他的信任，就和對任何一位警探的信任一樣多。」
「你覺得他有可能試圖構陷加里·普魯伊特嗎？你覺得他有可能僱用拿破崙·沃什伯恩——攛掇他編造一個關於認罪的故事嗎？」
「我考慮過這種可能性，」她聳聳肩說，「但我找了很久支援這一想法的證據，卻一無所獲。我尋找模板——莫雷蒂依靠監獄裡的線人辦的其他案子。但我沒找到這樣的案子。」
「這隻能說明他以前沒有這樣幹過，」我說，「也許這是第一次。」
「好。假定的確如此。接下來你必須要問，莫雷蒂要怎麼說服沃什伯恩幫他呢？他去監獄探視沃什伯恩了？」
「為什麼不可以呢？」
「沒有這種事。縣監獄有探視記錄。沒有莫雷蒂——或者其他警察——探視沃什伯恩的記錄。我查過了。」
「也許有人篡改了記錄。」
埃米利·畢爾的表情依然很平和。「如果是這樣，你等於發現了一個大陰謀，」她說，「運氣很好。但如果你問我，我會說這是不可能的。加里·普魯伊特不值得有人籌劃這樣的陰謀。」
我用手指在亞麻桌布上畫了個圈。「我感覺你並不是很喜歡加里·普魯伊特。」
「我儘量不考慮這些，」她說，「你為這些人辯護時，最好不要對他們做個人的評判。你不應該問自己，他們是否值得你為他們辯護。但說實話，是的，我不喜歡他。不管是不是他殺了他的妻子。想想安吉拉·里斯，那個和他有染的女孩。她當時只有十八歲。他是她的老師。你可以說這並不違法。好吧。但他越界了。我有一個和她差不多大的女兒。我向上天祈禱，希望她能遠離加里·普魯伊特這樣的男人。」
她平和的表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蔑視。我想到，很多人都會對普魯伊特有這種感覺。特別是當父母的。
「弗蘭克·莫雷蒂有女兒嗎？」我問。
埃米利·畢爾伸手去拿她剛才用來玩填字遊戲的筆。「我知道他有個前妻，還有個兒子，在南方上大學。但沒有女兒。」她用筆在報紙上漫不經心地敲著。「你不應該纏著莫雷蒂不放，」她說，「他的聲譽很好。我找過他的汙點，但沒有找到：沒有毒癮，不賭博，沒有火暴的脾氣。我聽到的最壞的情況是，他也許與某些罪案的受害者走得太近。」
「什麼意思？什麼樣的受害者？」
「女性受害者，尤其是有魅力的那些，」她說，「如果有個男人被殺了，留下個漂亮的寡婦，莫雷蒂就會主動去安慰她。我說的‘安慰’的意思，就是你想的那個意思。」
「我明白。」
「所以就是這樣。」她說，揮揮那隻拿著筆的手。
「莫雷蒂警探有他的缺點，但他似乎不是會構陷他人或教唆做偽證的那種人。」
那天晚上，我開著窗戶，在嘉娜·弗萊徹的床上睡覺。我被凍醒時，看到時鐘顯示三點五十八分。黑暗中的綠色數字。
我起身去關窗，想起那個綠色資料夾。嘉娜的資料夾，她關於加里·普魯伊特案的筆記。我走到她的書桌旁，開啟臺燈。我拉開書桌的抽屜，發現了資料夾——還在我上次見到它時的地方。當時資料夾厚厚的，塞滿檔案；現在它空了。
我坐到桌前，拿起鉛筆和筆記本，寫下一串可能的情況：
莫雷蒂拿走嘉娜的筆記，因為他覺得筆記有助於他查出殺害嘉娜的真兇。或者，莫雷蒂拿走筆記，是為了掩蓋嘉娜知道的事情。
加里·普魯伊特殺害了妻子凱西。或者，盧克·道爾和埃利·道爾殺了她。或者，別的什麼人殺了她。
關於普魯伊特認罪這件事，拿破崙·沃什伯恩所述為真。或者，他撒謊了。
他撒謊是出於個人動機。或者，是莫雷蒂讓他這樣乾的。
莫雷蒂知道普魯伊特是無辜的。或者，知道他是有罪的。或者，不確定他是否有罪。
莫雷蒂構陷一個無辜的人。或者，他構陷一個有罪的人，確保他進監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