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雷蒂的動機是不好的。或者，是好的。
太多種可能了。我把鉛筆丟在桌上，慢慢走到壁爐旁邊。壁爐上沒有嘉娜用作燭臺的那根木條，顯得空蕩蕩的。警察已經把木條作為證據帶走了。現在壁爐上除了那隻陶碗和那枚硬幣，什麼都沒有。嘉娜的二十五美分硬幣。我把硬幣拿起來，用拇指摸了摸邊緣，邊緣上有個尖頭。我從來沒有問過她這枚硬幣是怎麼變成這樣的。
我還有一件事不知道。
我把硬幣放回碗裡，關掉檯燈，回去睡覺。
我這週六可以去見弗蘭克·莫雷蒂。我可以以瘋狂的指控與他對峙，只是想看看他如何回應。
但我選擇去拜訪安吉拉·里斯。
她住在靠近貝拉米大學的公寓裡，一棟沒有電梯的三層樓房，她和另外兩個女人合租的。一個有特色的地方，如果特色意味著狹窄的房間，低矮的天花板，地面上傷痕累累的油氈，20世紀60年代的電器。
她的兩個室友都在大學讀書，但安吉拉不相信正規教育。「系統太繁雜，」她告訴我，「我有時候也去上課，但我不需要其他的東西。作業和成績。這不是我學習的方式。」
她是個藝術家——畫家。她帶我看了她工作的地方，在公寓最大的臥室裡，這並不能說明什麼。不過，這間臥室的光線很好，有兩扇朝北的窗戶。她有一張窄小的床，靠著一面牆，畫架擺在採光最好的地方。
房間裡到處都是她的作品，二十八釐米乘三十六釐米的小畫布。這些作品是用丙烯顏料畫的，遵循一個模式：一條黑線垂直於中心，兩邊是純色塊。黃色和藍色。紅色和橙色。紫色和灰色。
「它們是關於二元性的。」安吉拉告訴我。「我看出來了。」我說。
「因為我們不只是一樣東西。沒有一個人僅有一面。」
她說了一會兒二元性，說到我們開始時是一種東西，然後變成另一種東西，說到我們體內帶有變化的種子。她的這些話讓我想到「新紀元運動」，會面和我預想的不一樣。我以為我會見到一個不那麼自我的人，一個被她和加里·普魯伊特在一起的時光傷害的人。但是安吉拉·里斯看起來毫髮無損。
我可以猜到普魯伊特為什麼會追求她。她有一種健康的美，皮膚白皙，棕色的頭髮。她讓我想起和我一起長大的那些女孩。她永遠不會成為時裝模特，但如果在街上看到她，你不會移開目光。
我不確定她作為畫家的前程會怎麼樣。畢竟，她基本上是在給長方形塗色。我可能讓我的懷疑態度表現在了臉上。
「你覺得這些畫都是一樣的。」她對我說。「沒有，沒有。」我說。
「沒關係。每個人都這樣說。桑迪和金妮取笑我。我不在乎。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且這些畫賣得很好。」
「是嗎？」
她大笑。「別那麼吃驚。市中心有個地方在賣這些畫。我沒發財，但能維持生活。」她找出一張名片，遞給我：伍德米爾畫廊。
「但你不是來看畫的，」她說，「你想聊聊加里。」
到目前為止，這話沒錯。我來這裡，還因為嘉娜曾來過這裡——這是我早些時候得知的訊息，當時我給安吉拉打電話，問她是否願意和我見面。
「我昨天去丹尼莫拉見加里了，」我說，「你去過那裡嗎？」
「沒有。我和他已經斷了。我們在一起時，我還很幼稚，但並不盲目。他因為涉嫌殺妻被捕時，我想這是宇宙給我傳遞的一條資訊。該嘗試別的事情了。」
她把我帶到兩扇窗戶之間的牆上的一幅畫前。「都在這裡了，」她告訴我，「你需要知道的一切。」畫布上畫著兩種紅色。黑線左邊的紅色柔和、渾濁，黑線右邊的紅色豐富、充滿活力。
「這幅畫代表加里？」我說。
「代表我和他在一起時的生命，以及我在那之後的生命。之後的生命更好。」
「如果你不介意我問的話，你們是怎麼開始的？」
安吉拉在一扇窗戶旁徘徊，陽光落在她白皙的臉上。白色的灰塵在光線中飄浮著。
「你們就像一對雙胞胎。」她說。
一句奇怪的評價。話音和灰塵一起飄浮在空氣中。「誰？我和加里？」
「天哪，不是，」她說，哈哈大笑著，「你和嘉娜。她當時站在你現在站的地方，問我同樣的問題，以同樣小心翼翼的語氣。好像我談起這件事就會傷心欲絕——悲慘的童年和父親的虐待，這些經歷讓我和一個年紀是我一倍大的男人發生了關係。」
「我很抱歉。」
「哦天哪，放鬆。沒有這回事。我父親酗酒，但他從沒碰過我。他在我十二歲時出車禍死了。我猜，這件事和我與加里在一起可能有某種聯絡。尋找一個父親角色。我不是傻瓜。我看過治療師。但我和加里的關係沒什麼怪異之處。他並沒有讓我綁馬尾辮，穿啦啦隊的制服，或者做其他諸如此類的任何事。我們的關係是以非常正常的方式開始的。一天放學時，下雨了，他說他可以開車送我回家。」
「所以，是在你畢業之前開始的？」
「高三學年快要結束時。你如果想知道得更詳細，真正的接觸是在我畢業後才開始的。加里想等一等。當然，他只需要等幾個星期。如果需要等太久，他也許就不會那麼高尚了。」
「他對你提起過他的妻子嗎？」我問。
「他告訴我，他們在一起並不開心，」安吉拉說，「但我差不多已經猜到了，不然他為什麼要和我在一起？」
「他從沒有說過要離開妻子？」
「沒有，他不可能為了我離開她。我們知道，我們不是認真的。我們只是玩玩的。」她從窗戶邊離開，走向畫架，上面的畫框上固定著畫布。她已經在畫布中間畫下一條黑線，但黑線兩邊是空白的。
「我知道我們在一起是不對的，」她說，「我想我當時就知道。我猜加里也知道。嘉娜在這裡的時候，問我加里是不是個好人。我告訴她，加里是好人，既好也壞。我們都不只是一種東西。他從沒有讓我做我不想做的事情。他對我很友善。他告訴我，我很漂亮，也有才華。他表現出這個樣子，也許只是想從我這裡得到他想要的東西。但我當時並不是這樣想的，現在也沒有這樣想。」
她把畫框從畫架上舉起一點。「但還有另一個加里，對妻子不忠的加里。對她撒謊。這也是真實的加里。這個我不否認。」
「你覺得是他殺了他妻子嗎？」我問。
「我不知道。有意思的一點是，我從沒對他談起過這個案子。他給我送來過一張字條，通過他的律師。字條說，他希望我知道，他是無辜的。但說真的，他還能說什麼呢？我從沒有回應過他。早先，我操心過這個案子。我想我需要知道這個案子的真相，不管是以什麼方式。但加里·普魯伊特不是我要操心的問題。我有自己的人生。我不應該對他負責，不管他是無辜還是有罪。也許這些話聽起來有些刺耳。」
「我覺得你這樣想是很正常的。」
她離開畫架，坐到床尾。「你呢？你覺得他是無辜的嗎？」
我趴在一扇窗戶的窗臺上。「這是個大問題。他仍然聲稱他是無辜的。他認為他知道究竟是誰幹的，但我無法確定是否應該相信他。他說是一對叫盧克·道爾和埃利·道爾的表兄弟乾的。」
我看見她的臉沉下來。「你知道他們？」我問。
「我知道得夠多了，」她說，「我們在高中時同校過一年。他們讀高三時我讀高一。」
「我知道他們的名聲。他們在鍋爐房裡和一個女孩發生了一些事。」
安吉拉點點頭。「我聽說過這件事。也聽說過其他一些事。別人警告我要小心他們——尤其是盧克。」
「警告？」
「他們叫我離他遠點。盧克喜歡在週五晚上帶女孩去看橄欖球比賽，然後帶著女孩溜到露天看臺下面去。你如果和他去看比賽——嗯，他就認為你同意他這樣做。」
「聽起來，他似乎有點魅力。」
她注視著我的眼睛。「我從來沒有和他去過露天看臺下面。謝天謝地。但我和他一起上過課——藝術課。」
「真的？」
「非常奇怪的是，我發現他挺有魅力。他很友善。他如果喜歡你的作品，就會稱讚它。」
我挑了挑眉。「作為藝術家，他好嗎？」
「他能畫，用鉛筆或炭，」她說，「我對他的畫沒有什麼印象——我不認為他對顏色有感覺。不過我記得他做過模型。」
「什麼樣的模型？」
「建築，比如帕特農神廟或者總統托馬斯·傑斐遜的故居蒙蒂塞洛。他用美洲輕木做。細節生動。他原本可以成為建築師。他還試圖做羅馬鬥獸場。」
「呃。」
她突然搖搖頭。「不是用美洲輕木做的。我記錯了。他用冰棒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