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下午晚些時候。新聞工作者們已經意識到，阿格妮斯·蘭尼克不可能如他們希望的那樣，含淚接受他們的採訪。他們已經收拾好裝備離開了。在他們身後，一群老太太穿著正式的衣服，戴著帽子或頭巾，敲開阿格妮斯家的門，送上砂鍋，對她孫子的死表示哀悼。
我想到給阿格妮斯送花。我撥通花店的電話，但這樣做似乎太沒有人性了。我坐上皮卡，開到一個園藝中心。挑選了一盆海棠和一盆無患子。我把花帶回來，放在她的小院裡。我想，她如果願意，可以把它們種在她的花園裡。
晚上，我把自己的電腦放在嘉娜的書桌上。我有工作要做，但一直忽視工作：取消，延後。我現在得工作了。我為要打電話重約見面時間的客戶列了個名單。
十一點，我開啟電視機，觀看當地新聞的開篇——關於西蒙·蘭尼克的長篇報道，其中包括警方新聞釋出會的錄影。弗蘭克·莫雷蒂也在場，但他一直在後臺。警察局長站在舞臺中央——白髮蒼蒼，身材魁梧，態度和藹。他看起來像一些人的舅舅。
一位記者問他蘭尼克和嘉娜·弗萊徹之間的關係。警方一直在尋找蘭尼克，想要訊問他。是否可以說，警方認為他是嘉娜被害案的主要嫌疑人？鑑於他已經去世，警方是否改變了看法？殺害嘉娜的兇手是否仍然逍遙法外？
警察局長對這些問題閃爍其詞。對嘉娜被害案的調查正在進行。他不能對誰是或不是嫌疑人發表評論。警方仍在通過一切可能的途徑確認兇手的身份。局長不願意對結果做出預判。至於對蘭尼克的調查，還處於非常早期的階段。兩起案件是否有關聯，或有何種關聯，還有待觀察。結果可能是蘭尼克之死與嘉娜之死沒有關聯。多年來，柏樹公園發生了多起襲擊和搶劫犯罪。蘭尼克被殺案可能是這類犯罪事件的一樁。
這是弗蘭克·莫雷蒂的理論：西蒙·蘭尼克是被試圖搶劫他的人殺死的。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相信這個理論。他也許想相信，因為這將使他不必質疑自己對嘉娜被害案的假設。
我關掉電視機，回到電腦前面。試圖專注於我明天需要做的事情。但關於弗蘭克·莫雷蒂的問題一直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我起身點燃壁爐架上的茶燭，四盞茶燭排成一排。凱西·普魯伊特，嘉娜·弗萊徹，喬琳娜·哈利維爾，西蒙·蘭尼克。四個人可能都是盧克·道爾殺的，但也可能是某個目前誰也不知道的人殺的。
凱西·普魯伊特是第一個死去的人。弗蘭克·莫雷蒂堅持認為是她丈夫殺了她。我試著把這一看法是否為真放在一邊，而是問自己莫雷蒂是否真的相信它。假設他真的相信。
假定我是弗蘭克·莫雷蒂，我相信加里·普魯伊特殺了妻子。證據很弱，但我也許可以讓它變得有力一些。普魯伊特在獄中，等著受審。我找到一個同獄嫌疑犯——拿破崙·沃什伯恩——說服他編個故事。我讓他說，普魯伊特在獄中認罪了。
莫雷蒂會這樣做嗎？他有誠實的名聲。就連加里·普魯伊特的律師在他身上也找不到什麼可指摘之處。除了他可能與有些罪案的受害者走得太近。
「如果有個男人被殺了，留下個漂亮的寡婦，」埃米利·畢爾對我說過，「莫雷蒂就會主動去安慰她。」
但在普魯伊特的這個案子中，受害者是個女人。沒有什麼寡婦。沒有漂亮的受害者讓莫雷蒂安慰。
也許，還是有？
梅根·普魯伊特——凱西的妯娌和最好的朋友。莫雷蒂會試圖去安慰她嗎？
梅根·普魯伊特對加里·普魯伊特有罪這一點從未懷疑過。她會希望看到他一輩子都待在監獄裡。她可能會說服莫雷蒂去構陷他嗎？
我無法說服自己相信這一點。她不適合這樣的角色。梅根·普魯伊特有點傲慢，是個快四十歲的高中老師，不大可能又是個能招蜂引蝶的女人，能讓一個誠實的警察把虛構的認罪安在一個謀殺案嫌疑人頭上。
我看著壁爐架上四朵閃著光亮的火焰。我滅了火焰，穿過房間。然後想起普魯伊特的案子還牽扯到一位女性——她也算是個受害者：加里·普魯伊特的學生，他曾偷偷約會過的十八歲女孩。
安吉拉·里斯。
藝術家安吉拉。我有幅她的畫，畫放在壁爐架上。壁爐架上的所有東西都是線索。她給了我銷售其畫作的畫廊的名片。伍德米爾畫廊。我在錢包裡找到名片。
第二天下午，五點過幾分，我把皮卡停在市中心舊法院大樓後面的那條街上。舊法院大樓是羅馬城中央警察局所在地，莫雷蒂就是在這裡就嘉娜之死訊問我的。我覺得他一定在裡面——我在停車場看到了他的車。
整個上午，我都在給客戶打電話，修補和他們的關係。安排新的約見，更改此前約見的時間。我五點半要去檢查一處房屋，地點在城市的另一頭。我應該已經上路。但我在這兒。
下午早些時候，我已經去過伍德米爾畫廊。畫廊佔據了離大學不遠處的一個改造後的倉庫的一半。畫廊有高高的、鍍錫的天花板和大量的舊管道以及裸露的磚塊。畫廊主人是個五十多歲的骨瘦如柴的女人，穿著黑色的衣服，看起來和梅根·普魯伊特一樣傲慢。她的助手二十多歲，似乎是個懶漢，穿同樣的黑色衣服，但質量沒有那麼好。他留著尚未完全成形的山羊鬍子，一身煙味。
我先和畫廊主人交談。她很高興地帶我欣賞安吉拉·里斯的畫作——她掛出了七幅，倉庫裡還有更多。但當我開始問問題時，她很快就閉嘴了。她似乎認為這些問題的答案與我無關。
我從前門離開，開車到畫廊後面等著。過了半小時左右，那個懶漢助手走出來抽菸。我走過去，告訴他我想要什麼。他說他幫不到我。我給了他二十美元。他還是幫不到我，但語氣已經沒有那麼肯定。我又給了他三十美元，他說他會盡量幫我，但這件事很微妙，他需要點時間。他答應給我打電話。
四點三刻，電話來了。通話不足一分鐘。而現在，我在舊法院大樓，考慮是否應該進去，想著我應該對弗蘭克·莫雷蒂說什麼。
在我做出決定之前，莫雷蒂出現在法院大樓的後門口。他走向自己的車，那輛黑色的雪佛蘭轎車，步伐迅速——不是他平時那種慢吞吞的節奏。我看著他鑽進車裡，把車開出停車場。
他轉了個彎，離開我的視線，我不得不做出決定。我跟著他。我可以下次再找他，但我很好奇他這麼匆忙要去哪裡。他沿著貝拉米大學的邊緣向北開，經過橄欖球場和研究生聯誼會的一排房子。大學生們在草坪上玩飛盤。他上了都靈路，沿著都靈路穿過居民區，經過哥倫布騎士廳。他經過一家7-11便利店和一家動物醫院，向三角洲湖開去。
我們經過一家魚餌店和一家獨木舟出租店，然後我突然在後視鏡裡看到紅藍相間的閃光燈。聽到一輛巡邏車的警笛聲。我放慢車速。在我前面的莫雷蒂也這樣做了。我拐出公路，進入一家日託中心的馬蹄形車道。巡邏車跟在我後面。我關掉皮卡的引擎。
一個穿著制服的年輕警察從巡邏車裡爬出來，讓警燈繼續閃著。他走向我的皮卡時摘掉了太陽鏡。我搖下車窗。
「駕駛證和登記證。」他說。我已經準備好了。
「先生，你知道我為什麼攔下你嗎？」
他並不真的指望我回答。所以我沒說話。「你轉彎的時候沒打燈。」他說。
「我在這條路上開了幾公里，」我說，「我沒拐彎。」
「你剛才拐彎了。」
「那是在我聽到警笛之後。」
「先生，你剛才拐彎的時候應該打燈。請下車。」莫雷蒂的車停在日託中心的車道上。
「沒必要這樣，」我說，「他如果想和我說話，我會很樂意。」
「下車。快點兒。」
我下車。年輕警察叫我把雙手放在皮卡的引擎蓋上。我照做了。他拍拍我，叫我蹲下，然後把我的雙手銬在身後，帶著我走向他的巡邏車，讓我坐在後排。莫雷蒂從他的黑色轎車裡看著這一切。
年輕警察過去和莫雷蒂說話。我不知道他們還有什麼好說的，我想他們只是希望熬一熬我。幾分鐘後，莫雷蒂走過來，爬進巡邏車，坐到我旁邊。
「你在侮辱我。」他說。
他放鬆地坐著，穿著另一套灰色西裝。他沒有看我，而是看著前方，雙手放在大腿上。
「你覺得自己能跟蹤我，這已經夠糟糕了，」他說，「但開著一輛滿身都貼著你名字的紅色皮卡跟蹤我——我覺得這是種侮辱。你好像不尊重我。」
「我尊重你，」我說，「我去法院大樓找你，是因為我今天發現了一件事，我想弄清楚這件事。但我不應該跟蹤你。」
「你發現的這件事，和嘉娜·弗萊徹有關係嗎？」
「沒有直接的聯絡。」
「我聽說這件事之後會高興嗎？」
「可能不會。」
「哦，很好，」他說，「那說出來聽聽吧。」
「這件事和普魯伊特的案子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