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雷說，「我們再從頭敘述一遍。」
我們在書店裡，還不到下午三點，但感覺好像是凌晨三點。我前一夜過得很糟糕，幾乎沒怎麼睡；而今天白天很輕鬆，直到槍擊事件發生：之後我就一直待在櫃檯後面，而雷則站在櫃檯前。他一直問問題，我已經就我所知回答了大部分。
「所以這個傢伙走進來，」這會兒他說，「而你之前從沒見過他。」
「從沒見過。」
「大塊頭胖子，全套的西裝，打著領帶，你之前一次都沒見過這個人。」
「我剛才就是這麼告訴你的。」
「他從沒走進來，替比如說某個在醫院的朋友來取書？」
「如果他來過，」我說，「我會記得的。但要記得一件沒發生過的事情實在很困難。」
「啊，不知道呢，」他說，「有些人就常幹這種事，我們稱之為撒謊，伯尼，而這麼多年來，我知道你是這方面的大師。」
「這次我沒撒謊，」我說，「他進來，跟我的貓玩，然後說我有一件他要的東西。」
「於是你給了他一本書。」
「對。」
「你從沒見過他，卻剛好知道該拿什麼書給他。」
「哦，天哪！同樣的事情我到底要跟你重複多少次？」
「說到我明白為止，伯尼。所以再跟我說一次吧。」
「我之前接到了一個電話。」
「是那個胖子打來的。」
「不，不是那個胖子打的。是一個客人，我想是，他問我店裡有沒有某本書。」
「是這個叫康拉德的傢伙寫的，他姓什麼來著？」
「就姓康拉德，名字是約瑟夫。他是波蘭人，在海上度過了很多年，最後靠自學學會了英語，成了一個偉大的小說家。」
「康拉德是個波蘭姓？」
「他改過了。」
「不怪他，」他說，「他原來的姓可能有一大堆z和y，只有波蘭人才會念，不過大概也念得很辛苦。所以你說你有這本書，而且幫這個傢伙留著。」
「對。」
「然後當這個傢伙走進來，就是那個胖子，你就把書給了他，而不是給打電話來的人。」
「我以為是打電話的那個人託胖子來拿的。」
「你問過他要的是哪本書嗎？」
「我說了書名，他樂不可支。我把書遞給他，他活像拿到聖盃似的。他問我多少錢，我告訴他，他迫不及待地把錢塞到了我手裡。」
「然後他就離開了。」
「他先跟貓道別，」我說，「然後才離開的。」
「然後被打得屁股開花。你為什麼跟在他後面追了出去？」
「他忘了拿找零。」
「所以你得還給他？你，伯尼？」
「在這裡，」我說，「我誠實可靠。即使在看似今年最漫長一天的今天。」
「那本書多少錢？」
「十三美元。」
「他給了你多少錢？」
「十五。」我說。不管在書店內或書店外，誠實都要有個限度，「他給了我一張五美元和一張十美元的鈔票，沒等我找錢就走了。」
「所以找零是兩美元，對吧？你是想告訴我，你追在他後頭跑上街，只為了還他兩美元？」
「亞伯拉罕·林肯小時候，」我說，「曾在一家店裡當店員。有天他少找了錢給一個顧客——」
「林肯會這樣？我一直以為他應該很誠實的。」
「那是個意外，那個人走了之後，林肯才發現自己犯的錯。所以那天晚上，他大老遠走路到那個人家，只為了找錢給人家，路上很黑，積雪很深。你知道他是為了還多少錢嗎？」
「兩美元？」
「一美分。」我說。
「一美分？因為那上頭鑄著他的頭像吧？」
我看了他一眼。「一美分，」我說，「但林肯知道留著它是不對的，所以就還了回去。」
雷皺起眉頭思索著，或是裝出了思考的樣子。「你知道，」他說，「我小時候在學校裡聽過這個故事。伯尼，你覺得這故事是真的嗎？」
「我想故事中的精神是真的。」
「什麼意思？」
「簡單地說就是，」我說，「不，我不認為那個故事是真的。」
「我當時就不相信，」雷說，「到現在還是不相信。我覺得那故事就像喬治·華盛頓砍掉了鄰居的櫻桃樹一樣。故事編得很好，但根本沒這回事。回到那本書吧，伯尼。那只是架子上的一本舊書，對吧？」
「對。」
「不稀有也不貴重。」
「的確不值錢。」
「否則你為什麼十三美元就賣了呢？而且我記得你說過，你有這本書很久了。」
「好幾年了。」
「所以那個胖子要找的其實不是這本書。」
「雷，你腦子真靈。」
「那我就要問問你了，」他說，「你老實回答也不會有罪，你最近有沒有做過什麼事是我不知道或不需要知道的？可能會讓某些人認為你有他們想取回的東西？」
這個問題不必費力想很久。我唯一涉入的兩件事，一件就是星期三夜裡的冒險，四處徘徊進了芭芭拉·克里利的公寓；另外一件是尚未發生的梅普斯家竊案。這兩件事情都不可能引得那個胖子走進我的店。
「沒有。」我說。
「那就是羅戈文謀殺案了。」他說，「兇手進入他家，殺了三個人，然後開啟保險櫃，但一定有什麼東西是他們想要卻沒拿到的。可能是一本書。」
「一個麥高芬。」
「這是什麼玩意兒？」
「沒什麼。」我說，「我想你沒說錯，他們在找的東西至少外表有點像書。」
「一定是。」
「但不是康拉德的《秘密間諜》，否則未免太巧了。」
「那件東西，」他思索著說，「他們可能也不知道具體是什麼，不然你把那本書遞給胖子的時候，他會立刻還給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