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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問我為什麼，但我過了馬路，以確認她沒有叫一杯咖啡在那兒等我。當然她沒有。我從門口掃視整個咖啡店，然後離開，回家。
我打電話去她家，沒人接，我並不意外。我拿了專程回家要拿的東西又出了門，搭每天去上班那條路線的地鐵，但比平常提早一站，在百老匯大道和二十三街交叉口下車。我剛好錯過南北線的巴士，準備叫計程車，但我有什麼可著急的呢？
我走過二十三街，在離她公寓兩個街區外最後一次試了她家的電話。硬幣掉出來後，我走完剩下的路，站到她那幢公寓對面的人行道上。一樓的那家「單純愉悅」已經打烊，一片黑暗。四樓窗戶沒有透出燈光，但這也不能說明什麼。她的公寓在建築的後部。
我將手伸進口袋，觸控到我回家拿的那些小偷工具。我好像沒有道德上的權利進入伊洛娜的公寓，但其實我也沒什麼道德感，這點我早就知道了。
我左右看看，然後過了馬路——那是條單行道，不過你拿這話去跟騎單車送中餐外賣的人說吧——我再度看看左右，然後走上門前的階梯來到那幢建築門口。我要找一個上頭標示著「馬爾科娃」的電鈴，卻沒找到，不過頂樓只有一個電鈴，沒標示名字，我想那一定是她的（順帶一提，這是錯誤的推論：卡洛琳在阿伯巷的電鈴還標示著「阿拉諾」呢，那房客早就搬走了，不過在紐約，想逃避房租管制的人，要比參加匿名戒酒協會的人還善於匿名）。
我按了那個沒有標示的電鈴，電鈴要麼是她的，要麼是別戶空著的公寓的，因為沒人應門。
前門那道鎖的麻煩之處在於那地方大家都看得到。任何房客進出都會看到你在動手；路過的人從街上就能看到你在幹什麼。在那把鎖上花越多的時間就越容易被發現。
但前門的好處是，它們一般都不會太難開。通常都是彈簧鎖——如果用那種非得靠鑰匙才能開的栓鎖，那樓上的人就不能按個鍵隨時讓人進門了——而且鎖通常開關太頻繁，就會鬆弛柔順得像……呃，這麼說吧，一種古老行業裡很老的從業者。這個鎖至少有個保護片，沒法用信用卡或彈簧鋼條順利撬開，但除此之外，要弄開它實在沒什麼困難。憑這個鎖，你唯一能指望擋在外頭的人，就是丟了鑰匙的房客。
事實上，我告訴自己，這道門不是盧比肯河，我不必咬牙決定從此不回頭。即使我正好在門廊撞見伊洛娜，我也可以解釋為我發現門掩著，或者有別的房客開了沒關上。她那戶公寓的門，那才真的是另外一回事。
幾分鐘後，我站在她那戶公寓門口。
沒有人回應我的敲門聲，門下方也沒有透出燈光。前一夜我注意到門上有三道鎖但她只鎖兩道，而且是用同一把鑰匙開啟的（沒辦法，我就是會注意這種事情。我想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管轄區；雷·基希曼就會注意到提葛拉斯·雷斯莫里安那條鱷魚皮帶上頭的皮帶扣）。我拿出那串小鑿子開鎖，動作很快——我可不想浪費時間——但也不必著急。我開啟了一道鎖，又開啟另一道，然後進去。
我身上沒有手套，就算有也不會戴上。我不擔心指紋，天哪，我擔心的是把自己搞得很蠢，而且在一段關係才剛剛開始之時就把它給毀掉。如果我乾乾淨淨地脫身，沒有任何我造訪過的法庭證據對我不利；如果她逮到我進門，戴多少手套也幫不了我。
我立刻把門關上，定定地站在漆黑的房間裡，一開始連氣都不敢喘，豎起耳朵聽聽看有沒有其他人的呼吸聲。然後我吸了口氣，接著伸手到燈的開關處——我也還記得在哪兒——把燈開啟。頭頂上光禿禿的燈泡亮起，刺得我眨了眨眼，然後四處看了一圈。
我覺得自己彷彿是一個考古學家，剛闖入一個空蕩蕩的墳墓。
維希政府，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佔領下的法國傀儡政府。
派蒂·赫斯特（pattyhearst，1954—），美國報業大王威廉·赫斯特的孫女，十九歲時被恐怖組織共濟革命軍綁架，後參加了該組織並參與了一起搶劫銀行的行動，引起廣泛關注。她的律師稱她在被綁架後受到拘禁、侵犯和洗腦，但結果仍被判終身監禁，後因卡特總統介入而於一九七九年獲釋。此故事曾被拍成電影《紅色八爪女》。
盧比肯河（rubicon），位於義大利東北部的河流，為義大利和山南高盧的古代界河。西元前四十九年裘力斯·愷撒率部隊跨過此河進入義大利，違背了將領不得率部越出自己行省的法律，以此使自己向羅馬元老院和龐培宣戰，接著發生了三年內戰，結果愷撒取得勝利。因而「渡盧比肯河」有破釜沉舟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