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我還記得的時候說一聲，」沃利·亨普希爾說道，「我打了電話給你的治療師。所以至少這事你不用煩心。」
「謝了，」我說，「什麼治療師？」
「佩辛絲·特里梅因。」
「你打電話給她？我託了卡洛琳打給她的。」
「卡洛琳要我打，我就照辦了。我告訴她羅登巴爾先生得取消八點的約會，說他會盡快再打電話另約時間。」
「你是這麼跟她說的嗎？」
「對啊，我公事公辦，說得乾脆利落。我得承認她對顧客的態度比我認識的大多數心理醫生似乎都親切些。」
「她不算是心理醫生，」我說，「她是詩派治療師。」
「哦，是嗎？你寫詩出了問題嗎，伯尼？」他看起來很困惑，然後又聳聳肩，「她好像更關心你的消化問題。提到了什麼東歐春捲和墨西哥餅之類的。」
「哦。」
「可我幫她澄清了所有問題。我解釋說警察以偷竊罪名拘留你，不過我就要去辦取保候審，估計幾小時之內就可以把你保釋出獄。我說錯什麼了嗎？」
「哦，不知道，沃利。你不覺得你有可能謹慎過頭了嗎？」
「伯尼，她是你的治療師，對吧？顯然你是什麼背景、幹哪個行當她應該都有數。要不你的心理治療能有什麼進展？」
「能有什麼進展？」
「這會兒想想，她確實好像大吃一驚。說不定她是因為你真的被安上罪名抓起來才覺得不安的。」
「肯定是這樣。」
「司法犯罪系統之外的人不會明白，這可是整筆交易的一環，不能少。總之，她會等你電話。」
「屏息以待，我敢說。沃利，她不是我的治療師。她是跟我有過幾次約會的女人。」
「哦。」
「我們才剛開始熟悉起來，」我說，「就她所知，我只是個吃壞了肚子的賣書人。我做賊的事她可完全不知道。」
「呃，這會兒她可清楚得很，」他說，「伯尼，真是太抱歉了。看來我真是捅了個大婁子。」
「算了。」
「你，呃，跟她上床了嗎？」
「沒有，」我說，「可我抱了希望。」
「見鬼。抱歉，實在抱歉。不過，一兩天之內你打個電話給她，總可以找出什麼理由的。」
「她也會的，八成是‘忘了我的電話號碼吧，渾蛋’。」
「我不知道，」他說，「跟她談談吧，她不像是那種會說髒話的女人。除此之外，你基本上是對的。」
「如果你沒有律師，」雷像背詩似的，「我們會給你提供一個。」
幸好沒有這個必要。我有律師。這年頭沒律師哪一行都不好混，而如果你的行業剛好又介於輕罪和重罪之間的話，這簡直就是真理。你確實需要一個能算得上是你自己的律師，而且必須是付費的那種才行。我敢說法律援助部門的先生小姐為他們顧客提供的服務都值得誇讚，不過我個人還是偏愛比較昂貴的法律顧問。
再說，成功的職業罪犯和一個援助律師的組合簡直就像是億萬富豪去領救濟金。也許他有權如此，但這又何必？感覺寒酸嘛。
多年來我的律師一直是個名叫克萊因的人，辦公室位於皇后大道，太太和小孩住在邱園區，有個住在海龜灣的女友，離聯合國大廈不遠。幾年前有一天我被逮捕——錯並不在我——打電話找克萊因時，才發現他已經作古。
哦，就這樣沒了。
於是我就打電話給沃利·亨普希爾。我跟他是在中央公園認識的，我們通常在晚上會面，身穿短褲運動衫，腳踩高科技跑鞋。我們往往會做伴慢跑一英里左右，像朋友一樣聊這聊那，直到他步伐加快或者我的腳步放慢。當初碰到他時，他正在為馬拉松大賽練習。自我們相識以來已經舉辦了好幾次馬拉松，而他從沒有慢下來。
至於我，就遠沒有他那麼投入了。連當初為什麼開始跑步我都不太記得了，有可能是自我保護本能的自然延伸。如果有什麼在追你，能迅速跑開還是不錯的。不過，我可從沒有過連續跑二十六英里然後洗澡換衣服的衝動，也不想把自己變成一條賽狗。終於有一天，跑步不再是我的習慣，而成了過去的習慣——正如閱讀漫畫書和收集棒球卡一樣。我現在還穿跑鞋——它們在低速行進時也很好用；我也擁有幾套短褲和運動服——只是沒讓它們派上用場（如果我媽和我同住，說不定她會清理掉）。
「抱歉用了這麼長時間。」沃利說。當時是星期六早上十點十五分，雷·基希曼向我宣讀我的權利之後大約十八個小時。我們坐在錢伯斯街一家衣索比亞咖啡簡餐店裡。餐廳的前任老闆想必是希臘人，因為選單上還列有菠菜派和碎肉茄子蛋。
沃利一大早到市中心來以前就吃了早點，這會兒他正在享用巧克力甜甜圈和一杯咖啡。我也喝了咖啡，另外配上一大杯橙汁和一盤香腸炒蛋，還有兩片烤裸麥吐司。出獄是最佳的開胃菜——就算麻煩仍未擺脫還破費了兩百塊也一樣。
「他們想方設法阻撓，」他解釋道，「把你在各個轄區調來調去的，讓我忙到今天早上才把你弄出來。雖然很麻煩，不過是個好兆頭。」
「你怎麼知道？」
「由此看來，他們知道這案子沒法成立。他們手頭有什麼呢？說起證據，他們是可以拿出兩件。第一，星期四半夜有人從卡洛琳的公寓打電話到吉爾馬丁家。可他們無法證明那個人是你，電話公司的記錄只能顯示接通的那一個，但看不出你在幾小時裡試打過多次。第二，他們拿到你家門衛的口供，說你一點過後離開大樓，直到黎明前才回去。呃，那又怎樣？先不說我可以把那傢伙逼到頭昏腦漲讓他翻供，首先他們根本沒法說明你在那段時間裡竊取了吉爾馬丁的棒球卡，因為當時他已經報案說棒球卡失蹤了。你應該沒有時光穿梭機吧，伯尼？」
「以前有過，」我說，「不過從來就找不到能用的電池。」
「他們的論點是，你離開住處前卡片就已經在手上了，說你是趁著夜裡把卡賣給了什麼人。不過他們光提出論點可沒用。他們能證明嗎？」
「不能。」
「要是他們找到買主呢？」
「沒有買主，沃利。」
「你知道，」他說，「我還想再點一個這樣的甜甜圈。說到甜甜圈，衣索比亞的可是天下第一。你也來一個？」我搖搖頭。「還好我每星期跑七十英里，」他說，「要不我會重到三百磅。伯尼，由你先發制人也許有用。供出銷贓人。」
「供出銷贓人？」
「出賣他吧。」
「沒有銷贓人。」我說。
「我知道你可能覺得不道德，」他繼續說，「不過現在的標準跟從前不同了。時下連黑手黨徒都會互相出賣。下一步他們便打電話給經紀人，簽下寫書和拍攝迷你劇的合約。哦，對了，伯尼，如果輪到你——」
「電話我會打給你，沃利。」
「那是當然。」
「沃利，」我說，「沒有銷贓人，因為我根本沒拿卡片。」
「隨你怎麼說，伯尼。聽著，如果你沒有銷贓——」
「我剛才不是說了嗎？」
「如果真是這樣，希望你把卡片藏在了安全的地方。他們關了你一夜，為的是要申請搜捕令搜查你的公寓。他們肯定什麼都沒找到——找到的話我們一定會知道。不管你把卡放在哪兒——」
「我根本沒拿。」
「伯尼，我是你的律師。」
「真的嗎？我還以為你是檢察官呢。我沒拿那卡。我連他有棒球卡都不知道，而且就算知道我也不會動心，我哪知道它們能值那麼多錢？」
「我以為全天下人都知道。我起碼有一打熟人收集棒球卡。大半是律師。很棒的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