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一個月只要五十塊。」她說，「相當划算，對不對？一天才不到兩塊錢。一天不到兩塊錢能買什麼？」
「早餐。」我說，「如果你買東西精打細算的話。」
「而且小費給得摳門的話。唯一的問題是租期最少得一個月。就算我們一個半小時就還回去，也還是五十塊錢。」
「我們也許根本就不會還回去了。你付了多少押金？」
「一百，再加上第一個月的租金，所以我一共付了一百五。但那一百塊是會退的，等我們把東西還回去的時候——如果我們把東西還回去的話。」
我們在第六大道和十二街的交會路口等紅燈。變燈了，我們過馬路。過了之後卡洛琳說：「不是通過了一條法律嗎？不是每個街角都應該有殘障坡道嗎？」
「聽起來有點耳熟。」
「那麼，你說這叫坡道嗎？看看這個人行道的砌邊有多高吧！簡直可以從上面飛滑翔機下來了。」
「你按住把手。」我說，「我來抬。一二三。」
「狗屎。」
「放鬆點就可以了。」
「狗屎加巧克力醬。我是說就算人行道的砌邊很高，我們也能過得去，但你說，要是一個真正殘障的人士自己出門，他該怎麼辦？」
「你每走一條街就問一次這個問題。」
「嗯，這是因為我們每弄這該死的東西上人行道一次，我就覺醒一次。這是會讓我激動的議題。拿份請願書來我就會籤。發動一場遊行我就會參加。什麼事這麼好笑？」
「我是在想象你遊行的樣子。」
「你的幽默感很病態，伯尼。有人告訴過你嗎？幫我推——我讓我們這位朋友顛得厲害。」
倒不是說我們的朋友會抱怨。當然他就是那位已故的特恩奎斯特先生，我們在推的東西你大概也已經猜到了，是輪椅，是從位於第一大道上、十五街和十六街之間的皮特曼醫療器材供應中心租來的。卡洛琳到那裡去租了這個神奇的裝置，然後坐計程車把它帶回來，我幫她把它搬進店裡，然後我們開啟輪椅，把特恩奎斯特塞了進去。
我們離開書店的時候，他坐在輪椅上看起來還算挺自然的，比他坐在我廁所裡的馬桶上時看起來好多了。他腰上繫著一條皮帶以便固定，我另外拿了兩根舊電線把他的手腕綁在椅子扶手上、腳踝綁在位置合適的橫杆上。一塊蓋腿布——事實上是一條有點發黴的舊毯子——把他從脖子以下整個蓋住。一副福斯特·格蘭茲牌太陽鏡遮住了他睜大的藍眼睛。一頂從三月起就掛在我店後面的房間裡、等著主人來認領的粗呢帽，如今戴在特恩奎斯特頭上，儘量不讓他被認出來。我們就這樣朝西前進，一路試圖想搞明白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每走一條街卡洛琳就罵一次人行道的砌邊，於是我們就分心一次。
「我們現在做的事，」她說，「是移動屍體。這是重罪還是輕罪？」
「我不記得了。反正絕對是不應該做的事。法律對這種事的看法很消極。」
「在電影裡，你什麼東西都不應該碰。」
「我從來不碰電影裡的東西。你應該做的事是馬上報警說發現屍體。你原本可以這麼做的，你可以直接從廁所出來，告訴雷說馬桶上坐了具屍體，連電話都不用打。」
她聳聳肩。「我想他會要求我們解釋。」
「很可能。」
「我也想到我們不知道該如何解釋。」
「又說對了。」
「他是怎麼進去的，伯尼？」
「我不知道。他剛才摸上去還挺溫的，但我這輩子也沒摸過多少個死人，不知道屍體要多久才會冷透。如果說昨天我關門的時候他就在店裡了，也不是不可能。記得嗎？我打烊時很匆忙，因為我被捕了，這讓我無法專心照顧到平常的程式。或許他在瀏覽架子上的書，又或許他是故意溜到後面去躲起來的。」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不知道。然後他可能待在那裡。晚上或早上什麼時候，他去了廁所，沒脫褲子坐在馬桶上，然後就死了。」
「死於心臟病或者什麼的嗎？」
「或者什麼的。」我同意。輪椅撞上了人行道上的一個突起，椅子上乘客的頭往前一栽，差點把帽子和太陽鏡都顛掉了。卡洛琳趕緊把東西調整好。
「他會告我們的。」她說，「害得他頸部扭傷。」
「卡洛琳，這個人已經死了。別開玩笑。」
「我沒辦法控制。這是神經緊張的反應。你認為他只是死於自然因素？」
「這裡是紐約。在這個城市裡，謀殺就是自然因素。」
「你認為他是被殺的？會是誰殺了他呢？」
「我不知道。」
「你認為有別人和他一起在店裡嗎？那人是怎麼出去的呢？」
「我不知道。」
「也許他是自殺的。」
「為什麼不可能呢？他是個俄國間諜，某顆牙齒裡藏了氰化物膠囊。他知道行跡敗露了，所以就偷偷跑到我的店裡來咬牙服毒自殺。他想死在裝訂精良的初版書的圍繞之下，這是很自然的事。」
「唔，如果不是心臟病或者自殺——」
「或者皰疹，」我說，「我知道得皰疹的人很多。」
「如果不是這些原因，如果有人殺了他的話，他是怎麼做到的？你認為你昨天打烊的時候店裡鎖了兩個人嗎？」
「不。」
「那是怎麼回事呢？」
「也許他是在我今天開門的時候溜進來的。我有可能沒注意到。然後，在我買咖啡準備帶到你那裡去的時候——」
「那可怕的咖啡。」
「——他或許就溜進廁所，死在了那裡。或者如果有別人和他一起的話，可能是那個人殺了他。或者如果他是一個人來的，後來又有別人來了，他可能開門讓那人進去，然後那人可能就殺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