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個喋喋不休的晨間節目，所報道的天氣和交通資訊遠遠超過任何人的需要。我得知迪根少校高速公路現在十分擁堵，降水機率是百分之三十。
「天氣預報真是越來越狡猾了，」我對卡洛琳說，「你注意到了嗎？他們再也不告訴你天氣到底會如何，只告訴你機率。」
「我注意到了。」
「那樣他們就永遠不會出錯，因為他們什麼也沒說。如果他們說降雪機率是百分之五，結果雪埋掉了屁股，他們也算預測到了。他們已經把天氣預報變成了某種和老天爺玩的賭博遊戲了。」
「還有一個鬆糕，伯尼。」
「謝謝。」我拿起來，塗上奶油，「這全都是因為這個國家的道德淪喪。」我說，「彩票，非法賭博，大西洋城的賭場。你可不可以告訴我百分之三十的降水機率是他媽的什麼意思？我該怎麼做？帶三分之一把傘？」
「新聞來了，伯尼。」
我吃掉鬆糕，邊喝咖啡邊聽新聞。我對天氣預報的憤怒並不持久。我感覺很舒服。我睡得很好，完全沒被打擾，而且卡洛琳的咖啡既沒摻菊苣，也沒摻迷藥，讓我的眼睛睜得又圓又大。
於是我睜大眼睛坐著，聽我自己是如何從防火梯進入六十六街的房子，先光顧了四樓亞瑟·布林夫婦的公寓，在那兒偷了數額不明的錢，一個鑽石手鐲，一塊伯爵手錶，幾件不同款式的珠寶，還有一件俄羅斯黑貂長大衣。然後我下到3-d，由於被瑪德琳·波洛克撞見我在偷東西，因此被我用一支口徑點三二的自動手槍射殺。我丟下手槍，帶著贓物，在警察抵達前從防火梯逃逸。
播音員開始播另一條新聞的時候，我把收音機關了。卡洛琳的臉上有著好笑的表情。我把手伸進褲子口袋裡拿出那個手鐲，把它扔到卡洛琳面前的桌上。她把它拿在手中轉動，鑽石的光在閃耀。
「漂亮，」她說，「值多少錢？」
「我大概可以用它換幾百塊錢，最近經過設計的鑽飾蠻流行的，不過我是因為喜歡它的樣子才拿的。」
「嗯，大衣是什麼樣子？」
「我根本連衣櫥都沒開啟看過。哦，你以為——」我搖頭，「國家道德淪喪的又一證據。」我說，「我只拿了現金和手鐲，卡洛琳。至於其他東西，我看是布林夫婦想從保險公司那裡撈一筆。」
「你是說——」
「我是說他們認為既然這些年來參保了竊盜險並一直付保險費，現在終於被偷了，所以為何不好好利用一下？一件大衣，一塊手錶，幾件珠寶，還有，他們申報的現金損失一定比真正被偷的錢多，即使保險公司壓低一點，他們最後還可以至少拿到四五千。」
「天哪，」她說，「全世界都是騙子。」
「也不盡然，」我說，「不過有時看來的確是這樣。」
她洗盤子的時候我把床鋪好，然後坐下來喝最後一點咖啡，並試圖思考該怎麼著手。看來有兩條線索可以追查，瑪德琳·波洛克和魯德亞德·威爾金。
「如果我們知道他在哪兒，」我說，「也許就可以查到些什麼。」
「我們已經知道她在哪兒了。」
「但我們不知道她是誰，或她本來是誰。真希望我的皮夾沒丟，裡面有他的名片，地址是在東三十幾街，不過我不記得到底是哪條街第幾號。」
「這可不好辦。」
「也許我還能記得電話號碼，我昨天打了好幾遍呢。」我拿起電話，撥了前三位數字，希望後面幾個號碼會自動浮現在我的腦海裡，不過最終我還是放棄了，把話筒放了回去。電話簿上沒有他的名字，查號臺當然也沒有。不過電話簿上有一個麥·波洛克，我無意識地撥了列在它後面的號碼，讓它響了幾下就掛掉了。
「也許我們該從錫克人開始。」卡洛琳建議。
「我們連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也是。」
「報紙上應該有關於她的訊息，收音機只能告訴你最簡單的東西，但《紐約時報》上一定有更多的資訊。比如她在哪兒工作，結婚了沒有之類。」
「威爾金是馬韁俱樂部的會員。」
「是的。」
「這麼說我們兩個都有事可做啦，伯尼。我一會兒就回來。」大約十分鐘後她帶了兩份報紙回來。她讀《每日新聞》，我讀《紐約時報》，然後再交換。
「沒什麼線索。」我說。
「不過還是有一點。你要負責誰，威爾金還是波洛克？」
「你不需要去幫狗剪腳指甲嗎？」
「我負責威爾金，你負責波洛克，伯尼，這樣好嗎？」
「好。」
「我想我會去他的俱樂部，也許可以查到一點東西。」「也許。」
「你呢？你不會離開這間公寓，是嗎？」
我搖搖頭：「我會試試能不能用電話查到些什麼。」
「聽起來是個好主意。」
「也許我還會禱告。」
「向誰禱告？聖狄司馬斯？」
「可以。」
「或是失物的守護神，因為我們要把那本書找回來。」
「帕多瓦的聖安東尼。」
「對。」
「事實上，」我說，「我還想到了聖雷蒙德·諾納特斯，被栽贓者的守護神。」
她看著我：「這是你編的吧。」
「我是被栽贓的。」
「這不是你編的？」
「不是。」
「真的有——」
「真的有。」
「好吧，管他呢，」她說，「禱告吧。」
她離開公寓後幾分鐘，電話響了。響了五分鐘之後終於停止。我拿起《紐約時報》的時候它又響了十二次。我曾在哪兒看過，說電話鈴響十二次的時間大約是一分鐘。我告訴你，感覺上可比一分鐘長多了。
我繼續讀《紐約時報》。報道說瑪德琳·波洛克四十二歲，是一名心理治療師。《每日新聞》也說了她的年齡，但並沒有透露她的職業。我試圖想象她拿著一本記事簿，用略帶維也納腔的口音，問我做了些什麼夢。她在哪兒有間辦公室嗎？那張維多利亞雙人沙發和傳統分析師的躺椅可有很大的差別呢。
也許威爾金是她的病人，他原原本本地告訴了她他是如何的想得到《拯救巴克羅堡》那本書，於是她將他催眠，叫他打電話給我，後來他醒過來將她殺了，把書拿回去，然後……
我打電話給《紐約時報》，接通了某個跑紐約市新聞的記者。我說我是克里夫蘭一家報社的記者，叫亞特·馬特洛維奇，我們認為波洛克女士可能以前是克里夫蘭的居民，問他們是否有關於她的其他一些資料而沒有登在報上的。
他們的答案多半是否定的。沒有任何關於親戚的訊息，至於她十四個月前租下六十六街公寓之前住在哪裡，也沒有人知道。所以更無從得知她之前是否住在克里夫蘭，還是從別的什麼地方搬去俄亥俄州的，他們什麼都不知道。
打到《每日新聞》的電話也毫無所獲。接電話的男人說，他不知道《紐約時報》從哪兒知道波洛克是心理醫師的，他怎麼有個印象覺得她是某人的情婦，不過他們並沒有去深入挖掘這條新聞，因為她不過是被闖空門敗露後憤而行兇的慣偷所殺。「不是什麼大不了的新聞，」他說，「我們登出這條新聞是因為它發生在上東區。你知道，那裡是高階住宅區，我不知道該說它相當於克里夫蘭的哪裡。」
我也不知道，於是放下不提。
「這個羅登巴爾，」《每日新聞》的那傢伙繼續說道，「他們明後天就會把他抓到，然後這新聞就告一段落了。沒有感情糾紛，沒有什麼煽情的東西。他只是個賊。」
「只是個賊。」我重複了一遍。
「只不過這次他殺了人。這回他們可饒不了他，他的名字以前就在報上出現過，行竊的時候被牽扯到兇殺案裡。到目前為止他總是能順利脫身，不過這次他可逃不了嘍。」
「別那麼肯定。」我說。
「嗯？」
「我的意思是世事難料，」我馬上說，「現在罪犯鑽司法漏洞的技巧可是越來越高明瞭。」
「天哪，」他說，「你的口氣好像是在寫我們的社論。」
我剛把電話掛上，它又響了起來。我拿起一壺剛煮好的咖啡，電話鈴聲停了。我走過去，正要再撥一個電話時，它又響了。我等它停止，然後打了個電話給警方。這次我是《明尼阿波利斯論壇報》的菲爾·厄班尼克，在克里夫蘭那頭一無所獲，所以打電話到紐約來碰碰運氣。結果一個警察把我推給另一個警察，拿著電話等了很久，就在我幾乎認定他們除了瑪德琳·波洛克已經死了之外沒有任何其他資訊的時候，最後一個和我談話的警察讓我確定了另外一件事情。
「毫無疑問，」他說，「是羅登巴爾殺了她。一槍斃命，近距離，正中前額。法醫報告說是立刻死亡，其實即使不是醫生也可以確定這一點。他在兩幢公寓都留下了指紋。」
「他真是太不小心了。」我說。
「越老越馬虎，少了那種細緻。他以前是那種作案時一定戴著橡皮手套，不留下任何指紋的人。」
「你認識他？」
「不，可我看過他的檔案。你會發現他十分狡猾，還有他總是與暴力保持距離。不過這次他卻馬虎得不僅留下了指紋，還殺了個女人。你知道我認為是什麼原因嗎？我猜是毒品。」
「他吸毒嗎？」
「我猜他肯定是吸得神志不清了。吸毒之後興奮起來可是什麼都幹得出來的。」
「槍是怎麼回事？是他的嗎？」
「也許是他在那兒發現的。我們還沒去查槍的來源，也許是那個姓波洛克的女人用來防身的。槍沒登記，但那能代表什麼？也許那是他從樓上偷來的。樓上那對夫婦說不是他們的，不過如果那是沒登記的武器，他們自然不會承認。話說回來，你對槍有什麼看法？」
「只是隨便聊聊。」
「你剛才說明尼阿波利斯？」
「是的，」我鎮定地說，「那麼，我想這些已經足以讓這則新聞充滿家鄉氣息了。我可以說嫌疑人即將被逮捕歸案了嗎？」
「哦，我們會抓到他的，」他向我保證，「像羅登巴爾這樣的壞蛋是習慣的產物，他就那麼幾招，我們會抓到他的，那是遲早的事。」
她開門的時候我站在門後。她走進來叫著我的名字。
「在你後面。」我小聲地說。她把手捂在胸口，彷彿要按住心臟別讓它跳出來似的。
「天哪，」她說，「別這樣。」
「對不起，我不能確定是不是你。」
「還會有誰？」
「也許是蘭蒂。」
「蘭蒂。」她憤憤地說。那兩隻貓出現了，在她腳踝邊跑來跑去，「蘭蒂，我想她連電話都不會打吧，她打來過嗎？」
「也許有，電話響過很多次，但我都沒接。」
「我知道你沒接。我自己打過兩次，沒人接，但我知道你並沒有把電話拿起來。不過我後來又想，也許你得了幽閉恐懼症，出去散步了呢？然後我回家，沒看到你，可你卻突然出現在我身後。別再那樣做了，嗯？」
「我不會了。」
「今天可忙了，現在幾點？快兩點了？我跑遍了所有地方，發現了一些東西……這是什麼？」
「我要你幫我打一個電話。」
她接過我給她的一張紙條，看著我說：「你難道不想先聽聽看我發現了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