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我們醒來時應該是十點左右。這個街區有幾家教堂，不同教派輪流敲鐘，鐘聲不斷。之後兩個小時我們就躺在床上，時而聽聽教堂的鐘聲，時而置之不理。星期天的上午便這樣度過，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終於，她穿上睡袍下床開始煮咖啡，我則動手穿上好像總穿在身上的同一套衣服。然後我開始打電話。
雷·基希曼的太太說他出門了。在工作，她說。我想留言嗎？不想。
我又打到警察局試試。接電話的人告訴我他今天休假，說不定正在家裡蹺著腳，手捧冰啤酒在看電視比賽。還有什麼人我要找嗎？沒有。我想留言嗎？不想。
我敢回家嗎？我想衝個澡，可是如果我得再穿同一套衣服的話，那又何必費事？再說今天是星期天，我沒法出門去買襯衫、襪子和內衣。
我再次拿起聽筒，撥我自己的號碼。
忙音。
呃，這不代表什麼。可能在我撥電話的幾秒鐘前有人打給我，他聽到的是接話鈴聲，我則聽到忙音訊號。於是我掛上電話給他一分鐘玩這種遊戲，然後又撥自己的號碼。還是忙音。
呃，這也不一定就能證明什麼。也許我的哪個訪客擂門太重，把電話聽筒震了下來，也許西區全部的電話都有故障。也許——
「伯尼？有什麼不對嗎？」
「嗯，」我說，「電話簿在哪兒？」
我查了赫施太太的名字，撥了她的號碼。她接聽時我聽到背景裡有電視雜音，然後是她那副老煙槍的嗓音。我說：「赫施太太，我是伯尼·羅登巴爾。你的鄰居，住在你家對面，記得嗎？」
「那個小偷。」
「呃，對。赫施太太——」
「也是名人。我在電視上看到你了，差不多一個小時之前吧。不是你本人，是他們手頭上一張你的照片。八成是牢裡照的，頭髮很短。」
我知道她指的是哪一張。
「這會兒咱們大樓裡擠滿了警察。他們查問你的事，問我知不知道你是小偷。我說我只知道你是好鄰居。我該告訴他們什麼嗎？你這年輕人挺好的，乾乾淨淨，打扮正派，我只知道這些。你工作很辛苦，對吧？你是在討生活，對吧？」
「對。」
「不是領救濟金的流浪漢。你偷那些住在東區的有錢人，我在乎嗎？他們幫我做過什麼？你是好鄰居。你不搶我們大樓，對不對？」
「對。」
「可現在你的公寓裡有警察，走廊裡也有。在拍照、按門鈴什麼的，忙個不停。」
「赫施太太，警察中有沒有一個——」
「等等，我得點支菸。好了。」
「有沒有一個叫基希曼的警察？」
「櫻桃。」
「櫻桃？」
「基希在德文裡是櫻桃的意思。他跟我說他是基希曼，我馬上想到的是‘櫻桃人’。他還可以再減三十磅，我保證他不會想念那些體重。」
「他在那裡？」
「先前我這兒來過兩個，問了我幾百萬個問題，然後這位基希曼又把同樣的問題重複了一遍，另外又加了一百個。羅登巴爾先生，你不是兇手對吧？」
「當然不是。」
「我就是這麼跟他們說的，跟我自己也是這麼說的。我一直說你沒問題嘛。你沒殺掉格拉梅西公園的那隻雞吧？」
「沒有，當然沒有。」
「很好。而且你也沒有——」
「你剛才叫她什麼？」
「雞。」
「什麼意思？」
「妓女，請原諒我用了這個詞。你也沒殺那男人，對吧？」
什麼男人？「沒有，當然沒有，」我說，「赫施太太，麻煩你幫個忙好嗎？請不要驚動別人，把雷·基希曼先生找來聽電話好嗎？你可以說你剛想起了關於我的一件事，想個辦法把他請進你的公寓，不要讓其他警察知道。」
她說可以，便走開了，而且沒花多長時間。很快我就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謹慎、小心地說：「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