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我開車前往弗吉尼亞州。這是一段漫長的旅程，但我決定慢慢開，畢竟我的車太久沒上路了，需要適應一下。開車的時候，我本想好好整理一下過去兩天發生的事，腦海中卻一直浮現出我女兒那張泡在福爾馬林中的臉。
大約一小時後，我發現有人在跟著我，那是一輛四輪驅動的紅色尼桑汽車，裡面坐著兩個人。它與我相隔四五輛車的距離，但是我加速的時候，它也跟著加速。車牌故意被泥土遮住了。開車的是一個女人，一頭金髮梳到腦後，用太陽鏡擋住了眼睛。她旁邊坐著一個深色頭髮的男人。兩個人都是三十多歲，但我不認識他們。
如果他們是聯邦警探，也未免太差勁了。如果他們是桑尼僱用的殺手，那桑尼一定沒花多少錢。只有傻瓜才會用四輪驅動汽車追蹤別人，或者試圖幹掉另一輛車。四輪驅動汽車重心很高，比走在斜坡上的酒鬼還容易傾翻。或許只是我想多了，但我並不這樣覺得。
我駛向藍嶺山脈，那輛車在沃倫頓和庫爾佩珀之間的鄉村小道上消失了。如果它再次出現，我一定會發覺，因為它就像雪地裡的鮮血一樣明顯。
一路上，陽光穿過樹木，照得毛毛蟲的繭閃閃發光。我知道，白色的幼蟲就像抽動症患者一般，正在繭內扭動身體，它們讓葉子變成了毫無生氣的棕色。天氣很好，謝南多厄河沿岸的地名都帶有幾分詩意：狼鎮、吊鐘花鎮、莉迪亞、玫瑰園、薔薇園、愛城、陽光森林。如果你不打算去海文縣，也可以把它列入其中，但實際去了便會折損印象。
我到達海文縣時雨下得很大。這座小鎮坐落在藍嶺山脈東南部的山谷中，幾乎位於由華盛頓和里士滿組成的三角形頂點。一塊指示牌上寫著「歡迎來到山谷」，但其實海文縣一點兒也不歡迎我。鎮子很小，蒙著一層灰塵，連瓢潑大雨也無法洗去。一些房屋外面停著生鏽的小卡車，除了一家快餐店和一家加油站旁邊的便利店，只有迎賓酒吧那微弱的霓虹燈和對面深夜餐廳的燈光吸引著零星的旅客。或許在這裡，參加過海外戰爭的老兵們每年只能僱一輛巴士，去其他地方悼念死去的同伴。
我住進了小鎮邊緣的海文風光汽車旅館。旅館只有我一個客人，大廳裡瀰漫著油漆的氣味。這裡或許本來是一棟不錯的房子，卻改建成了平平無奇的三層旅館。
「二樓在裝修。」店員說，他告訴我他叫魯迪·弗萊，「你只能住頂樓了。本來我們不應該接收客人，但是……」他笑了笑，彷彿在說是他讓我留下來的。魯迪·弗萊身材矮胖，大約四十歲。他的腋下有陳年的黃色汗漬，身上隱約還能聞到醫用酒精的氣味。
我四下看了看。即使在最好的季節，海文風光汽車旅館似乎也不會吸引什麼遊客。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店員說。他一笑，便露出了閃亮的假牙：「你在想，為什麼要在這種破地方花錢裝修旅館呢？」他朝我眨了眨眼，然後神秘兮兮地靠向桌子。「我告訴你吧，這裡很快就不是破地方了。日本人要來了，他們要把這裡變成金礦。不然他們來這裡幹什麼？」他搖了搖頭，大笑起來，「靠，到時候我們都富得拿錢擦屁股。」他遞給我一把鑰匙，上面綴著一塊沉重的木頭：「樓上的23號房。電梯壞了。」
房間蒙著一層灰塵，但是還算乾淨。有一扇門通往隔壁的房間。我只花了不到五秒，便用小刀弄開了鎖，然後洗澡、換衣服，開車回到鎮裡。
20世紀70年代的大蕭條給海文縣帶來了沉重的打擊，使原本就不多的工業從此消失。如果沒有那段歷史，小鎮原本可能會恢復過來，找到另外的發展方式，但殺戮讓它徹底陷入了衰敗。即使大雨沖刷著商店和街道、居民和他們的房子、樹木、小卡車、汽車和柏油路，卻沒有讓海文縣的空氣變得清新。連雨水似乎都被這裡弄髒了。
我在警長辦公室門前停了車，但警長和阿爾文·馬丁都不在。一位名叫華萊士的警察陰沉著臉，坐在桌子後面，正往嘴裡塞多力多茲薯片。我決定明早再來，希望到時候有人願意搭理我。
鎮裡的餐廳都關門了，只剩下酒吧和漢堡店。酒吧裡燈光昏暗，彷彿外面的粉色霓虹標誌消耗了太多電。「迎賓酒吧」的招牌倒是很顯眼，但裡面絲毫沒有想要迎賓的意思。
音響裡播放著藍草音樂，吧檯上方的電視正在播籃球賽，但是聲音關著，既沒有人在聽，也沒有人在看。幾張桌子和長條的深色木頭吧檯旁大約有二十人，其中包括一對身材高大的夫婦，他們似乎把熊寶寶丟給了保姆。人們談話的聲音不大，我進來時，他們稍微停頓了片刻，但很快就恢復到之前的音量。
吧檯附近，一夥人懶洋洋地圍在破舊的檯球桌旁，看著一個留著濃密黑鬍子的大塊頭男人和一個急性子的老頭打檯球。那些人看了我一眼，目光又回到了檯球桌上，誰都沒有說話。在迎賓酒吧，打檯球顯然是一件嚴肅的事，喝酒則不是。檯球桌旁的硬漢們都拿著百威淡啤，對常喝酒的人來說，這種酒就像蘇打水配酸橙一樣，喝多少都無所謂。
我坐在吧檯的空座上，向酒保要了一杯咖啡。酒保的白襯衫在這裡顯得格外乾淨。他假裝專心看籃球賽，故意忽略了我，於是我又招呼了一聲。他的目光慵懶地轉向我，彷彿我是一隻在吧檯上亂爬的蟲子，而他剛剛打厭了蟲子，不確定要不要把我也打死。
「我們不賣咖啡。」他說。
我順著吧檯看了一眼。一個身穿木工外套、頭戴破舊貓牌兒帽子的老頭和我相隔兩個座位，他好像正在喝濃稠的黑咖啡。
「他自己帶的？」我朝那邊點了點頭，問道。
「是吧。」酒保依然在看電視。
「那來瓶可樂吧。就在你身後的第二個架子上。蹲下的時候彆扭了腰。」
很長一段時間，他都沒動一下。然後他緩慢地轉身，彎下腰，但眼睛依然看著螢幕。他憑藉本能摸索到了櫃門，把可樂瓶放在我面前，又在旁邊放了一個沒加冰的杯子。在吧檯後方的鏡子中，我看見有客人笑了起來，還聽到一個女人低沉而醉醺醺的笑聲，帶有某種色情的意味。在吧檯上方的鏡子中，我看到是角落裡一個長相粗獷的女人在笑，她的頭髮又粗又黑。一個胖男人不知在她耳邊嘰嘰咕咕地說些什麼，聲音就像一隻生病的鴿子。
我給自己倒上可樂，喝了一大口。它很溫暖，還有些黏，我感覺它粘住了我的上頜、舌頭和牙齒。酒保悠閒地用酒吧的毛巾擦了一會兒杯子，那條毛巾很髒，彷彿上一次清洗還是里根舉行就職典禮的時候。他膩煩了，便走到我旁邊，把毛巾放在我面前。
「路過嗎？」他問，不過他的語氣並不好奇，與其說是在提問，不如說是在向我提建議。
「不是。」我回答。
「那你來這裡幹什麼？」他越過我，看向我身後打檯球的人。我聽見檯球撞擊的聲音忽然停止了。他難聽地笑了起來。「說說唄，」他把嘴咧得更大，裝出有些拘謹的樣子，「也許我能幫上忙。」
「你認識狄密特家的人嗎？」
他臉上的笑容消失了，又怔了片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