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待在海濱大道的弗萊森斯小屋，那是一棟修復過的白色房子，呈現出希臘復興式建築風格，裡面裝滿了老舊的傢俱。我選擇了後方一間由馬車房改造的房間，既因為它比較隱蔽，也因為前臺的工作人員說院子裡有兩隻大狗，只要有陌生人靠近，它們就會狂吠。其實，那些狗只會躲在舊噴泉的陰影下睡覺。我的房間很大，裡面有一個陽臺、一臺黃銅吊扇、兩把沉重的皮革扶手椅、一臺小冰箱。我在冰箱裡放了些瓶裝水。
我們一到那裡，伍裡奇就開啟了一個晨間遊戲節目。我們沒有說話，等著布里約過來。大約二十分鐘之後，布里約才敲門，在這段時間裡，節目中那個來自塔爾薩的女人已經贏得了一次前往毛伊島的旅行。布里約是個小個子男人，衣著整潔，有些謝頂。每隔幾分鐘，他便用手撫摩自己的頭，以此來確認上面還有頭髮。在他身後，兩個穿著襯衫的男人用一臺金屬手推車笨拙地推著一套監控裝置，小心翼翼地走上通往四個房間的木製室外樓梯。
「行頭不錯啊，布里約。」伍裡奇說，「你們應該帶本書看。」其中一個穿襯衫的男人從手推車底部翻出一捆雜誌和一些破報紙。
「如果需要，我們要怎麼找你？」布里約問。
「老樣子。」伍裡奇說，「我就在附近。」然後他便離開了。
我曾經跟著伍裡奇去過聯邦調查局紐約辦事處的一個秘密房間。那是技術室，有組織犯罪調查或反外國間諜等長期調查小組需要在那裡監聽相關電話。六位特工坐在一排盤式聲控錄音機前，只要錄音機開始運作，他們便詳細地記錄下日期、時間以及對話內容。那個房間很安靜，只能聽見機器的運轉聲和鋼筆在紙上寫字的聲音。
聯邦調查局很喜歡監聽。1928年它還叫作「調查局」，沒有「聯邦」兩個字，最高法院就已經賦予它幾乎沒有限制的監聽權利。1940年，司法部部長安德魯·傑克遜想要結束監聽，但羅斯福說服了他，還把「危險分子運動」納入了監聽範圍。在胡佛的理解中，「危險分子運動」範圍很廣泛，既包括外國人開一家洗衣房，也包括和別人的妻子上床。胡佛將監聽運用到了極致。
現在，聯邦探員們不需要冒著雨蹲在接線盒旁邊，努力保護自己的筆記本不被淋溼。他們只需要獲得司法批准，然後給電話公司打個電話，要求轉接訊號。如果獲得了監聽物件的同意，事情就更加簡單了。比如這一次，布里約和他的同伴們甚至不需要坐在監聽車裡聞彼此的汗味。
布里約給我的手機和房間座機接線時，我離開了五分鐘，告訴他我只是去主屋的廚房看看。其實，我走出了弗萊森斯小屋，穿過院子，其中一隻狗蜷縮在陰影下，無聊地看了我一眼。我走到一條街區外的雜貨店，給安格爾打了一通電話。他沒有接，但語音信箱開著。我在留言中向他說明了情況，讓他不要打我的手機。
根據規定，聯邦調查局應該將監聽或監視最小化。理論上，除了偶爾的抽查，如果一通私人電話顯然與當前的調查無關，特工們應該按下錄音機上的暫停鍵，不再監聽。但實際上，只有傻瓜才會覺得自己可以在監聽狀態下保持隱私，所以我顯然不該在這種情況下與一個入室搶劫犯和一個暗殺者通話。留過言後，我在雜貨店買了四杯咖啡，回到了弗萊森斯小屋，看見布里約一臉擔心地站在我的房間門口。
「我們可以自己點咖啡，帕克先生。」他有些不高興地說。
「味道不一樣。」我回答。
「你得試著習慣。」他一邊說，一邊關上了我身後的門。
第一通電話是下午4點打來的。當時，我已經看了幾小時糟糕的電視節目，又讀了一會兒往期《大都會》雜誌的問答專欄。布里約快速從床上爬起來，向兩個技術人員打了個響指，其中一位已經去拽耳機。他用手指比畫著數到三，示意我接起手機。
「是查理·帕克嗎？」一個女人的聲音響起。
「請問你是？」
「我是雷切爾·烏爾夫。」
我看向聯邦探員們搖了搖頭。他們顯然鬆了口氣。我用手遮住話筒：「喂，你們要遵守最小化原則，對吧？」有人按了一下錄音機，將它關上了。布里約重新躺在乾淨的床單上，手指扣在腦後，閉上了眼睛。
雷切爾似乎感覺到電話對面發生了什麼。
「你方便說話嗎？」
「有人和我在一起。我能不能一會兒再打回去？」
她把家裡的號碼告訴我，又說自己晚上7點30分才會回家，我可以到時候再打。我謝過她，掛掉了電話。
「女朋友？」布里約問。
「是我的醫生。我有低耐受綜合徵。她希望經過幾年的治療，我就能忍受別人無聊的好奇心了。」
布里約依然閉著眼睛，重重地哼了一聲。
第二通電話是下午6點打來的。外面十分潮溼，遊客的聲音又很嘈雜，我們只能關上陽臺的窗戶，於是空氣中充斥著汗臭味。這一次，我很清楚打來電話的人是誰。
「歡迎來到新奧爾良，鳥哥。」合成的聲音說。他的聲音很陰沉，如同霧氣一般。
我沒有說話，朝聯邦探員們點了點頭。布里約已經在給伍裡奇的號碼撥號。陽臺旁邊有一臺顯示器，我看見上面的地圖不斷變化，也隱約聽到旅人的聲音在聯邦探員們的耳機中響起。
「但我可不歡迎聯邦調查局的朋友。」那個聲音說，它變成了年輕女孩高亢而歡快的音調，「伍裡奇特工和你在一起嗎？」
我沒有回答，等待著時間一秒一秒地過去，看著手機螢幕上「匿名來電」的提示。
「你他媽別騙我，鳥哥！」依然是那個孩子的聲音，但這一次聽起來有些不高興，就像是被父母要求不能出去和朋友玩時的語氣。再加上她開始罵罵咧咧，這個效果便更加明顯。
「他不在。」
「給他三十分鐘。」電話結束通話了。
布里約聳了聳肩：「看來他知道，不想講太久，以免留下痕跡。」他又躺在了床上，等著伍裡奇過來。
伍裡奇似乎很疲憊，由於睡眠不足，他的眼圈發紅，呼吸帶著一股臭味。他不停地挪動著雙腳，彷彿鞋子已經裝不下它們。他來到這裡五分鐘後，電話又響了起來。布里約數到三時，我接起了電話。
「喂。」
「你不要說話，聽著就行。」這似乎是一個女人的聲音，彷彿在向她的情人傾訴隱秘的幻想，但這份幻想是扭曲的、毫無人性的，「我要向伍裡奇特工的愛人說聲抱歉，但這是因為我錯過了她。她也在我的計劃中。我為她準備了特別的死法，不過她好像有自己的主意。」
聽到這裡，伍裡奇使勁眨了一下眼睛，但是並沒有其他的反應。
「希望你們喜歡我的作品。」那個聲音接著說，「也許你們會明白我的想法。就算不明白，也不要擔心，還有很多機會。可憐的鳥哥。可憐的伍裡奇。你們都很痛苦吧。我還會讓你們多一些夥伴。」
那個聲音又變了，變得深沉而兇惡。
「我不會再打電話了。竊聽私人電話是很卑鄙的行為。下一次，你們會收到帶血的訊息。」電話結束通話了。
「靠！」伍裡奇說，「你們有什麼收穫嗎？」
「沒有。」布里約把他的耳機丟在床上，「號碼一直在變。他知道我們在監控。」
聯邦探員們正在把裝置收進白色的福特汽車中，我離開他們，穿過法屬區來到拿破崙之家酒吧，打算給烏爾夫回個電話。我不想用手機，大概是因為它被用來聯絡殺手，染上了晦氣。另外，我被關在房間裡太久，也想走動一下。
電話響了三聲後，她接了起來。
「我是查理·帕克。」
「嗯……」她好像不知道要如何稱呼我。
「你可以叫我鳥哥。」
「好吧。」
我們都沒有說話，氣氛有些尷尬，然後她開了口：「你在哪兒呢？好像很吵的樣子。」
「確實。我在新奧爾良。」然後，我努力向她講述了這裡發生的事。她安靜地聽著，有一兩次，我聽見對面傳來用鋼筆規律地敲擊電話的聲音。
「這些細節對你有用嗎？」我講完所有的事情後問道。
「我也不清楚。我隱約想起了學生時代學過的一些內容，但是已經太久遠，我不確定是否還能找到從前的資料。我似乎已經從你們之前的對話中得到一些資訊，不過也很難確定。」她又沉默了片刻，「你住在什麼地方？」
我把弗萊森斯小屋的號碼告訴了她。她一邊寫，一邊重複著賓館的名字和電話號碼。
「你還會打給我嗎？」
「不會。」她說，「我會訂個房間。那我掛了。」
我掛掉電話後，掃視著拿破崙之家酒吧。這裡都是當地人和波希米亞風格的遊客，其中有些人就住在燈光昏暗的酒吧樓上。酒吧中播放著我沒聽過的古典音樂，煙味很濃。
旅人說的某些話讓我感到不安，雖然我不知道究竟是哪一句。他打電話的時候知道我在新奧爾良，也知道我住在哪裡。既然他知道我和聯邦警探們在一起，就說明他對警方的辦事流程很熟悉，而且正在監視調查，這和雷切爾的說法一致。
我們到達時，他應該還在犯罪現場，也許過了一會兒才離開。我理解他不願意打電話的原因，這樣會為聯邦探員提供監控的機會。但是第二通電話……我回憶著當時的情境，想要弄清楚自己為什麼感到不安，卻一無所獲。
我本該留在拿破崙之家，感受老酒吧裡的生命力和快樂，卻還是選擇回到了弗萊森斯小屋。外面很熱，我卻走向落地窗，開啟它們，來到了陽臺上，看著上城區破舊的建築和鍛鐵陽臺，用力呼吸著附近餐廳烹飪食物的氣味，其中還混合了煙味和尾氣味。我聽見爵士樂從尼科爾斯州長街上的一家酒吧傳來，波旁街那些高價的店鋪中充斥著叫嚷聲和笑聲，當地人和外地人正在一起唱歌，一切都充滿了生命的氣息。
我想起了雷切爾·烏爾夫，想起了她的頭髮落在肩膀上的樣子，還有雪白的脖子上的點點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