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自己的記錄不夠用，就只能使用聯邦調查局的資料庫了。」杜普雷說。
「船到橋頭自然直。」我說，「先秘密調查一段時間，能做到嗎？」
杜普雷挪了挪腳，抽完了煙。他靠在開啟的車窗邊，把菸蒂丟進了菸灰缸。
「最多二十四小時。」他說，「如果再久，我們就會被指控為能力不足或故意妨礙調查。我不知道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能有什麼進展。不過……」他先是看了圖森特一眼，又看著我，「或許根本到不了這一步。」
「你想對我說什麼嗎？」我問，「還是需要我猜？」
回答的是圖森特。
「聯邦調查局認為他們找到了拜倫，上午就打算去找他。」
「如果是這樣，我們這邊的王牌在他們那裡只能算是備用牌。」杜普雷說。
但我沒有聽他們講話。聯邦調查局去找拜倫了，而我不能去。如果我也去，路易斯安那州執法部門的許多人員便會把我送上回紐約的飛機，或者把我關進監獄。
施工隊的人員是最有可能洩露機密的。我們把他們叫到一邊，請他們喝咖啡，然後杜普雷和我儘量向他們表現出誠意。我們告訴那些人，如果他們不能在一天之內保守秘密，那個殺死了女孩的兇手便有可能逃脫，以後還會繼續殺人。我們的說法有一定的準確性。既然無法參與對拜倫的追捕，我們只能儘可能地繼續調查。
施工隊的人員都是當地人，他們工作很努力，大多數都結婚了，也有自己的孩子。在得到我們的允許之前，他們保證什麼都不會說。雖然嘴上這麼講，但我知道有些人一回到家，就會把這件事告訴自己的太太或女友，於是訊息便會傳出去。我的第一位警司曾說過，那些說自己與妻子無話不談的男人不是在說謊，就是腦子有問題。然而不幸的是，他離婚了。
電話打過來時，杜普雷在辦公室裡，他挑選了幾個最信任的副手和警探參與調查。算上圖森特、雷切爾和我，還有驗屍官的團隊和施工隊人員，或許有二十個人知道發現屍體的事情。對保守秘密而言，這個人數已經太多了，但沒有辦法。
經過最初的檢驗和拍照後，他們會將屍體運往拉斐特郊外的一傢俬人診所，驗屍官有時會在那裡工作。他答應立刻開始驗屍。杜普雷準備了一份宣告，聲稱在距離真實地點5英里的地方發現了一具年齡不明、死因不明的女屍。他寫好了日期和時間，將宣告壓在桌子上的一堆檔案下面。
我們到達停屍房時，屍體已經經過了x光照射和測量。運送屍體的拖車被推到了角落裡。解剖臺下方有一個圓形的水缸，既能把水輸送到解剖臺上，又能收集從解剖臺表面的孔中流下的液體。金屬架子上掛著給器官稱重的天平，旁邊還有一個小的區域性解剖臺，它被放置在底座上，準備投入使用。
除了驗屍官和他的助手，參與驗屍的只有三個人，分別是杜普雷、圖森特和我。屍體的氣味很濃烈，並沒有完全被防腐劑沖淡。深色的頭髮從頭骨上垂下來，剩餘的皮膚都已經萎縮、破損。女孩的整個身體幾乎都覆蓋著一層黃白色的物質。
杜普雷提出了這個問題：「醫生，請問屍體表面的物質是什麼？」
驗屍官名叫埃米爾·哈克斯特，大概六十歲出頭，身材高大而健壯，面色紅潤。他戴著手套，在回答之前先用手指摸了摸那種物質。
「屍體形成了屍蠟。」他說，「這種現象很罕見，我只在兩三個案子中見過。或許是河道里的淤泥和水導致了屍蠟的形成。」
他眯起眼睛，湊近屍體：「她體內的脂肪在水中分解、凝固，就形成了屍蠟。她已經在水中待了一段時間。身體周圍形成屍蠟至少需要六個月，臉上不用那麼久。我剛剛戳了一下，感覺她在水中待了不到七個月，一定不會超過七個月。」
哈克斯特拿起固定在綠色手術服上的小麥克風，詳細地介紹了驗屍結果。他說，女孩十八歲，沒有被繩子捆綁的痕跡。她的脖子上有一條明顯的刀口，深深地劃破了頸動脈，或許這就是死因。她的顱骨有痕跡，表明臉曾受到嚴重的傷害，眼窩上有同樣的痕跡。
驗屍快要結束時，杜普雷離開了。過了幾分鐘，他和雷切爾一起回到了這裡。雷切爾在拉斐特的一家汽車旅館辦理了入住，把我們兩個的行李存放在那裡，然後回來了。最初看到屍體時，她有些畏縮，隨後便沉默地站在我身邊，牽著我的手。
驗屍完成後，哈克斯特摘下了手套，開始清洗雙手。杜普雷從案件信封中取出x光照片，一張接一張地舉到燈光下。「這是什麼？」過了一會兒，他問道。
哈克斯特接過x光照片，看了一會兒。「右脛骨有創骨折。」他用手指著說，「或許是兩年前的事情。報告裡應該寫了，如果沒有的話，我會盡快寫上去。」
我感覺自己的胃開始下墜，又感到一陣劇痛。我伸出手，努力保持平衡，手指掠過天平的邊緣，又聽見天平發出叮叮噹噹的撞擊聲。然後，我的手不由自主地伸向驗屍臺，手指觸碰到女孩的屍體，慌忙收回來，卻依然嗅到了她的氣味。
「帕克，你怎麼了？」杜普雷問。他走到我身邊，扶住了我的胳膊。我的手指上還有女孩的觸感。
「天哪！」我嚷道，「我知道她是誰了。」
在熹微的晨光中，一群聯邦探員出現在一個位於庫塔布洛河口北端、克羅茲斯普林斯南端的地方，那裡距離拉斐特大約20英里。那些探員獲得了聖蘭德里教區警長辦公室的支援，正在靠近一座背對著河口的獵槍小屋，房屋的正面被茂密的灌木和樹木遮擋著。有些特工穿著黑色的雨衣，背面寫著黃色的大字「聯邦調查局」，還有些戴著頭盔，穿著防彈衣。他們拉開了手槍的保險裝置，緩慢而安靜地行進，即使要交流，也儘量簡潔而快速地說完。他們很少使用對講機。這些人清楚自己在做什麼。在他們周圍，還有許多配備了手槍和獵槍的警察，他們聆聽著自己急促的呼吸和心跳，隨時準備衝向愛德華·拜倫的房子。警察們相信，這個人殺死了他們的同事約翰·查爾斯·莫菲，還有他年輕的妻子，以及至少五個人。
房屋很破舊，屋簷上的石板已經損壞並裂開，屋樑也已經腐爛。房屋正面的兩扇窗戶都破碎了，主人用膠帶將紙板粘在上面，作為替代。門廊上的木頭也已彎曲，有些地方根本沒有木頭。房屋右側的金屬鉤子上吊著一隻野豬，剛剛被剝去皮。血順著它的鼻子滴下來，流到了下方的地面上。
早上6點剛過，伍裡奇便發出訊號，讓那些身穿凱拉夫防彈衣的聯邦特工從前後兩個方向靠近房屋。他們先是檢視了前門和後門兩側的窗戶，然後撞開門，衝向中央的走廊，發出嘈雜的聲音，手電筒的光線穿透了屋內的黑暗。
兩支隊伍遇到了彼此。這時，獵槍的聲音在屋後響起，昏暗的燈光照亮了鮮血。一個名叫托馬斯·賽爾茨的探員身體前衝，那枚子彈擊中了他的腋窩處，那裡沒有防護，半身盔甲的弱點便在於此。他死去之前，手指收緊，最後一次扣動了全自動手槍的扳機。他倒下時，子彈飛到牆上、天花板、地面，濺起滿屋塵土，還傷到了兩位特工，一個腿上中了彈，另一個嘴部中了彈。
槍聲掩蓋了另一枚子彈被放入獵槍的聲響。第二槍擊中了室內的一道門框，木片四處飛濺，特工們紛紛趴在地上，朝著空蕩的後門射擊。第三槍擊中了一位正在房屋側面快步奔跑的特工。地上散落著許多用來燒柴火的木材和舊傢俱，那個開槍的人撥開它們，從下方的藏身之處溜了出來。有些特工蹲下來照顧受傷的同事，有些衝上去追趕他，然而，他的槍聲已經衝到了河口。
一個穿著破舊的藍色牛仔褲、紅白相間的格子衫的身影消失在河口。特工們小心地跟著他，有時膝蓋甚至陷入了泥濘的沼澤中，枯死的樹幹總是擋住道路，讓他們無法筆直前進。終於，他們來到了一塊堅硬的土地上，用樹木掩藏起自己，緩慢前行。每個人都把槍扛在肩頭，一邊觀察，一邊前進。
獵槍的聲音又在前方響起。鳥兒從林間散開，一棵高大的柏樹被擊碎，木頭在與頭部平行高度四處飛濺。一位特工的臉被碎片刺穿，痛苦地叫喊著，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又是一聲槍響，他被震倒在地，左側的股骨斷了。他倒在泥土和樹葉上面，痛苦地弓著背。
警察們開始用自動手槍掃射樹林，樹枝和樹葉落得到處都是。經過了四五秒的集中射擊，有人下令停火，沼澤又恢復了平靜。特工和警察們繼續向前，在樹木之間快速移動。有人在一棵柳樹下發現了血跡，叫嚷起來。斷裂的樹枝就像白骨一般。
身後傳來了狗的叫聲，原來是追蹤小隊被叫來幫忙了，他們原本在3英里之外的地方待命。那些狗嗅了嗅拜倫的衣服和柴堆。馴狗的人很瘦，留著鬍子，還把牛仔褲塞進了沾滿了泥的靴子中。他追上了大部隊後，又指揮自己的狗嗅了嗅柳樹下的血跡。然後，那些狗被套上了繩子，仔細地搜尋起來。
然而，愛德華·拜倫沒有再開槍，因為沼澤中並不只有警察在找他。
他們繼續尋找拜倫時，我、圖森特還有兩個年輕的警察坐在聖馬丁教區的警長辦公室中，持續搜尋邁阿密的牙醫，並在必要時用答錄機上的緊急號碼給他們打電話。
唯一一次打斷我們的是雷切爾，她端著咖啡和冒著熱氣的丹麥糕點走了進來。她站在我身後，將一隻手輕輕地放在我的脖子後方。我伸出手，抓住了她的手指，拉到嘴邊親吻了指尖。
「我沒想到你會留下來。」我說。我看不到她的臉。
「快要結束了，對吧？」她輕聲問。
「我覺得是。我好像看到了結局。」
「那我也想看到結局。一切結束的時候，我希望自己在場。」
她又站了一會兒，幾乎快要把倦意傳染給了我們。於是，她便回到汽車旅館睡覺。
我們打了39通電話，最終撥通了位於布里克爾大道上的埃爾溫·霍德曼牙科診所的號碼。那裡的牙醫助理找到了麗莎·斯托特的記錄，但她甚至不肯告訴我們麗莎·斯托特在近六個月有沒有去過那裡。助理說，霍德曼醫生正在打高爾夫球，不想被打擾。圖森特對她說，我們根本不在乎霍德曼醫生高不高興，助理只好把醫生的手機號告訴了他。
助理說得對，霍德曼醫生不喜歡在打高爾夫球時被打擾，而且他正要在第15洞打出一個小鳥球。兩人吵嚷了一陣後，圖森特向他索要麗莎·斯托特的牙科記錄。醫生說，這需要獲得她母親和繼父的同意。圖森特把電話遞給了杜普雷，杜普雷告訴醫生不必如此。他還說，我們需要記錄只是為了在搜查中排除這個女孩的可能性，貿然驚動她的父母或許不太好。霍德曼醫生原本還想拒絕，杜普雷卻警告他，如果不配合，他的所有行醫記錄都會被扣押，納稅情況也會受到詳細的調查。
霍德曼醫生終於答應配合。他說記錄都在電腦上，x光照片和牙科就診表也被掃描了進去。一回到辦公室，他就會把這些檔案傳送過來。他的助理是新來的，沒有他的密碼，所以無法傳送郵件。只要打完這一杆……
他們又吵嚷起來，最終，霍德曼決定不再繼續打球。如果不堵車，他一小時就能回到診所。於是我們坐下來等待。
拜倫向沼澤內走了大約1英里。警察們正在逼近，而他的胳膊流了很多血。子彈擊碎了他左側的手肘，疼痛蔓延至整個身體。他在一小塊空地上停下來，將槍托撐在地面上，又上了一枚子彈，用沒受傷的手笨拙地舉起了槍。狗的叫聲越來越近了。只要看見那些狗，他便可以立刻開槍打死它們。這樣，警察就無法在沼澤中找到他。
他站起來，卻注意到面前有一些動靜。那些人不可能繞路過來找他。西邊的水更深一些，如果他們沒有船，便無法從路邊進入沼澤。即使他們有船，他也應該能聽見聲音。他對沼澤中的聲音非常敏感。只有幻覺能夠攪亂他的耳朵，可它們曾經出現過，現在已經消失了。
拜倫笨拙地把槍夾在右臂下方，一邊向前走，一邊四處觀察。他緩慢地朝著樹林走去，但那些動靜似乎停下了。或許他還搖了搖頭，希望幻覺不要出現，而它們確實沒有現身。然而，死亡卻現身了。四周的樹林動了起來，他被許多黑色的身影包圍。他只開了一槍，手中的獵槍便被奪走了。他感覺胸口一陣劇痛，兩肩之間的皮膚被刀子割裂。
那些人包圍著他。他們神情冷酷，其中一個人肩上扛著m16衝鋒槍，其他人拿著刀子和斧頭。為首的是一個高大健壯、長著紅褐色皮膚的男人，深色的頭髮夾雜著灰髮。拜倫跪倒在地，雨點般的拳頭落在他的背部、手臂和肩膀上。他痛苦而疲憊地抬起頭，看見那個高大健壯的男人拎起斧頭，朝他揮來。
接著，一切陷入了黑暗。
我們借用了杜普雷的辦公室，準備用他的新電腦接收霍德曼醫生傳來的牙科記錄。我坐在一把紅色的塑膠椅子上，這把椅子用膠帶修補了許多次，猶如坐在碎裂的冰面。當我扭動它並將腳擱在窗臺上時，它發出了嘎吱的聲響。沙發在我對面，此前我曾在上面彆扭地睡了三個小時。
三十分鐘前，圖森特離開了這裡，去買咖啡，現在還沒有回來。聽到遠處警隊辦公室中的騷動，我有些不安。我經過杜普雷的辦公室那扇開著的門，來到了警隊辦公室，那裡有一排排灰色的金屬桌子、幾把旋轉椅、幾個帽架、一些公告板、一些咖啡杯，還有吃了一半的百吉餅和甜甜圈。
圖森特正在激動地與一個穿著藍色西裝和開領襯衫的黑人警探說話。在他身後，杜普雷正在與一個穿著制服的巡警交談。圖森特看見了我，於是拍了拍黑人警探的肩膀，朝我走來。
「拜倫死了。」他說，「現場很混亂。聯邦調查局損失了兩個人，還有很多人受傷。拜倫逃進了沼澤裡。他們找到他時，已經有人將他的身體割開，又用斧頭砍碎了他的頭骨。他們只找到了斧頭和許多腳印。」他用手指撫摩著下巴，「聯邦調查局認為或許是萊昂內爾·豐特諾乾的，他想用自己的方式終結這一切。」
杜普雷把我們帶到他的辦公室，卻沒有關門。他站在我身邊，輕輕地觸碰我的手臂。
「確實是他，但還有很多謎團沒有解開。不過，他們找到了一些樣品罐，和裝你女兒的那個一樣。」他停頓了一會兒，然後重新組織語言，「就是你收到的那個罐子。他們還找到了一臺筆記型電腦、自制變聲器的碎片、殘留著人體組織的手術刀。這些基本都是在房子後面的小屋裡發現的。我和伍裡奇簡單地聊過。他提到了古老的醫學教材，還說要告訴你，你之前說得對。他們還在尋找受害者的臉皮，但可能需要一段時間。晚些時候，他們應該會挖掘房屋周圍的土地。」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麼感受。我感到輕鬆，感到身上的重壓被移開了，一切都將走向終結。但我也有另一種感覺：我有些失望，因為結束的那一刻我沒有在場。我做了這麼多事情，看著這麼多人死去，有些死在我手中，有些死在別人手中，然而到了最後，我卻沒有見到旅人一面。
杜普雷離開了。我重重地坐在椅子上，看見陽光透過百葉窗照進屋內。圖森特坐在杜普雷的桌子邊緣看著我。我想起了與蘇珊、詹妮弗一起在公園裡度過的時光。我還想起了瑪麗·阿吉拉德婆婆的聲音，願她現在已經安息。
杜普雷的電腦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發出兩聲提示。圖森特從桌子上起身，來到了一個能看到螢幕的位置。他輸入一串密碼，然後閱讀螢幕上的內容。
「霍德曼的檔案發過來了。」他說。
我也來到螢幕前，看到了麗莎·斯托特的牙科記錄，先是詳細的文字說明，然後是一張口腔的二維圖，標記著填充物和摘除物，最後是口腔的x光照片。
圖森特從一份單獨的檔案中取出法醫拍下的x光照片，將兩幅圖片放在一起。
「是一樣的。」他說。
我點了點頭，不敢去想這意味著什麼。
圖森特打電話給哈克斯特，告訴他我們拿到了什麼，並讓他趕快過來。三十分鐘後，埃米爾·哈克斯特醫生檢視了霍德曼發過來的檔案，並與他的筆記和屍體的x光照片進行對比。最後，他把眼鏡推到了額頭上，按了按眼角。
「就是她。」他說。
圖森特深深地呼了一口氣，悲傷地搖了搖頭。這似乎是旅人最後的玩笑。死去的女孩是麗莎·斯托特，她從前的名字是麗莎·伍裡奇。這個女孩是她父母痛苦婚姻的犧牲品。離婚之後，她的母親急於迎接新生活，不想帶著一個充滿憤怒和委屈的青春期女兒，於是拋棄了她。而她的父親也無法給她穩定的生活。
她是伍裡奇的女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