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點半我爬起來，在睡眠邊緣浮沉了六個小時，我居然休息得出奇地好。我沖澡，刮臉，吃了咖啡和麵包卷當早餐，然後去聖保羅教堂。這次不是去地下室，而是去上面的教堂部分。我在條凳上坐了十分鐘左右，然後點了兩根蠟燭，把五十塊錢塞進捐款箱。我走到六十街的郵局，換了兩百塊的匯票，買了個印著郵票的信封。我把匯票寄給住在賽奧西特的前妻。我想寫個字條附在信封裡，但無論怎麼寫都像在道歉。錢太少，寄得太晚，但不用我說她也習慣了。我用一張白紙包好匯款單，就這麼寄了出去。
天色灰濛濛的，天氣有點涼，感覺還要下雨。一陣寒風吹來，像飛毛腿後衛似的刮過路口。競技場大樓門口，一個男人罵罵咧咧地追他的帽子，我不由自主地抬起手，拉了拉自己的帽簷。
我都快走到銀行了，才想起來金的預付款已經所剩無幾，沒必要一本正經地去做金融交易了。於是我拐回旅館，付了下個月的一半租金。百元大鈔只剩下一張還沒動，我乾脆順便把它換成十塊和二十塊的零錢。
你說我為什麼不先全收下那一千塊呢？我想到我說過的激勵動機云云。好吧，這下我有個激勵動機了。
我的郵件還是老一套，幾封廣告信，一封本選區國會議員的公開信。沒什麼非讀不可的。
沒有錢斯的留言，這也在意料之中。
我打給他的應答服務，又留了個口信給他，沒什麼理由，就因為我樂意。
我離開旅館，整個下午都待在外面。我坐了幾次地鐵，但以步行為主。天色總像是要下雨，但雨就是不下，風越吹越囂張，卻始終沒能颳走我的帽子。我去了兩個警察分局、幾家咖啡館和五六家下等酒館。我在咖啡館喝咖啡，在酒吧喝可口可樂，和幾個人聊了聊，做了一些筆記。我打了幾次電話給我住的旅館的前臺。我估計錢斯不會打電話來，但我想保持聯絡，以免金打來電話。然而一直沒人打給我。我打過兩次金的電話號碼，兩次接電話的都是自動答錄機。如今人人都有這種機器，機器遲早會開始自己撥號，互相交談。我沒給她留言。
下午快要結束時，我鑽進時代廣場的一家電影院。有兩部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電影在搭配放映，他在電影裡扮演暴力警察，用開槍打壞人來解決問題。觀眾似乎全都是他開槍打的那種人。每次他把一個人轟上西天，他們就狂呼亂喊叫好。
我在第八大道一家古巴中餐館吃了豬肉蔬菜炒飯，再次回旅館查留言，去阿姆斯特朗酒館喝了杯咖啡。我在吧檯和別人聊天，考慮要不要多待一會兒，但到了八點半，我逼著自己出門過街，走下樓梯，參加戒酒會活動。
發言者是個家庭主婦，丈夫每天去辦公室上班，孩子去學校上學，她就喝得自己精神恍惚。她說她的孩子好幾次發現她躺在廚房地板上不省人事，她說服孩子相信她在練瑜伽，對腰背有好處。所有人哈哈大笑。
輪到我了，我說：「我叫馬特。今晚我只想聽你們說。」
凱文·斯茂酒吧開在萊諾克斯大道的一二七街路口。狹窄的店堂裡，吧檯縱向佔據了一面牆，對面是一排卡座酒桌。最裡面是個小小的樂池，臺上有兩個深色皮膚的黑人，他們剪著貼頭皮的短髮，戴角質框的墨鏡，穿布克兄弟牌的正裝，演奏安靜的爵士樂，一個坐在小型立式鋼琴前，另一個用鼓刷掃鈸。他們從打扮到音樂都像半個世紀以前的現代爵士四重奏樂隊。
我很容易就能聽見他們的演奏，因為我剛跨過門檻，店裡立刻變得非常安靜。酒吧裡只有我一個白種男性，所有人都放下手裡的事情，長時間地凝視我。店裡有兩個白種女性，她們和幾個黑種男性坐在卡座裡，還有兩個黑種女性佔據了一張酒桌，男人有二十幾個，膚色各異，唯獨缺少我這種的。
我走到最裡面，鑽進男洗手間。一個塊頭足以打職業籃球賽的男人在梳他拉直了的頭髮。髮油的香味和大麻的嗆人怪味爭奇鬥豔。我洗好手，然後在熱風烘手機下搓了幾下手。我出去的時候，高大男人還在整理頭髮。
我從男洗手間裡出來，店堂裡的交談再次戛然而止。我走向門口，放慢腳步，讓肩膀左搖右晃。樂手我說不準，但除了他們，我猜房間裡每個男人都因為重罪被捕過至少一次。皮條客、毒販子、賭棍、地下彩票。大自然優勝劣汰下的貴族。
從門口開始數第五張高腳凳上的男人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花了一秒鐘才想起來他是誰，因為幾年前我認識他時，他的頭髮是拉直的，但現在被做成了某種改造過的爆炸頭。他穿著酸橙綠色的套裝，鞋皮來自某種爬行類動物，搞不好是什麼瀕危物種。
我朝店門擺擺頭，從他身旁走過，出去了。我在萊諾克斯大道上向南走了兩個門牌號，站在路燈下等他。兩三分鐘過後，他走出酒吧，吊兒郎當地晃過來。「哎，馬修，」他說，抬手要和我擊掌，「兄弟最近可好？」
我沒和他擊掌。他低頭看看手，抬頭看看我，翻了個白眼，誇張地搖搖頭，雙手拍在一起，就著褲腿蹭了蹭，然後放在他細長的腰桿上。「好久不見，」他說，「下城區你愛喝的牌子賣完了，還是你非要跑到哈萊姆來上男廁所？」
「羅亞爾，你似乎混得不錯嘛。」
他頗為自得。他叫羅亞爾·沃爾德隆，我以前認識一個傻乎乎的黑人警察，他先叫羅亞爾為同花順，後來變成衝馬桶，最後叫他茅坑。他說：「哎，做點小買賣嘛。你知道的。」
「我確實知道。」
「做生意童叟無欺，你永遠不愁吃穿。這是我老媽教我的格言。馬修，你來上城區幹什麼？」
「找一個人。」
「也許你已經找到了。你最近不當警察了？」
「都出來好幾年了。」
「你想買什麼東西嗎？你要什麼，願意花多少錢？」
「看你賣什麼了。」
「差不多什麼都賣。」
「和哥倫比亞人的生意還好做嗎？」
「我操!」他說，一隻手掃過褲子前面。我猜他酸橙綠褲子的腰間別著一把槍。凱文·斯茂酒吧裡有多少人，很可能就有多少把槍。「哥倫比亞人沒什麼不好的，」他說，「但你絕對別動耍他們的念頭。你來這兒不是為了買東西。」
「對。」
「哥們兒，你到底要幹什麼？」
「找一個拉皮條的。」
「媽的，你剛剛就從二十個拉皮條的面前走過，還有六七個婊子。」
「我在找一個叫錢斯的。」
「錢斯。」
「你認識他？」
「我也許知道他是誰。」
我等他說下去。一個穿長外套的男人沿著街區向前走，經過每個店門口都停一下。他也許在看櫥窗，但實際上不可能；每家店都有不鏽鋼捲簾門，在打烊時像車庫門似的拉下來。男人在每家打烊的商店門口停下，仔細踅摸捲簾門，像是它們在他眼中有什麼寓意。
「櫥窗購物。」羅亞爾說。
一輛藍白巡邏警車經過，放慢速度。車裡的兩個穿著制服的警察上下打量我們。羅亞爾祝他們晚上好。我沒說話，他們也沒有。警車開走後，羅亞爾說：「錢斯很少來這兒。」
「我該去哪兒找他？」
「很難說。他有可能在任何一個地方出現，但也許就是你最想不到的地方。他不在外面消磨時間。」
「別人也這麼說。」
「你都去哪兒找過？」
我去過第六大道四十五街路口的一家咖啡館、格林尼治村的一家鋼琴酒吧、西四十街的兩家酒吧。羅亞爾聽我說完，若有所思地點點頭。
「他的姑娘不在街上拉客，」他說，「所以他不會去鬆餅漢堡店。我就知道這麼多。話雖如此，他一樣有可能去那兒，你懂我的意思嗎？就是為了去那兒。怎麼說呢，他有可能在任何地方出現，但不會待在那兒消磨時間。」
「那我該去哪兒找他呢，羅亞爾？」
他說了幾個地方的名字。我已經去過其中之一，但剛才忘了說。我記下另外幾個名字，然後說：「羅亞爾，他長什麼樣子？」
「媽的，」他說，「哥們兒，他是拉皮條的。」
「你不喜歡他。」
「我對他沒什麼喜不喜歡的。我的朋友都是生意夥伴，馬修，錢斯和我沒有生意往來。我和他都不想買對方賣的東西。他不想買我的貨，我不想買他的女人。」他牙齒一閃，露出一個下流的笑容，「當好貨全在你手裡時，你就是大爺，根本用不著花錢買女人。」
羅亞爾提到的幾個地方之一在哈萊姆的聖尼古拉斯大道上。我步行到一二五街，這條街寬闊而繁忙，燈火通明，但我一個白人走在黑人區的街道上，某種並非完全無理的恐慌感漸漸籠罩了我。
我向北拐了個彎，踏上聖尼古拉斯大道，又走了幾個街區，來到喀麥隆俱樂部。這地方很像凱文·斯茂酒吧，算是它的廉租區版本，用點唱機代替了現場演奏的音樂。男洗手間很髒，馬桶隔間裡有人在使勁吸氣。我猜是在用鼻孔吸可卡因。
我沒在吧檯前認出任何人。我站在吧檯前，喝了一杯蘇打水，看著吧檯鏡子裡映照著的後牆，以及牆邊的十五二十張黑色面孔。今天晚上我不止一次地想到，也許錢斯就在我眼前，只是我不知道。在場的三分之一男性都符合我所知道的錢斯的體貌特徵，稍微放寬一點標準的話，其他那些人裡的一半也能包括在內。我到現在都還沒能見到他的照片。我在警方的內線沒聽過這個名字，假如錢斯是他的姓，那警方檔案裡也沒有他的犯罪記錄。
左右兩邊的男人都轉過去背對我。我看見鏡子裡的自己，臉色蒼白，身穿不起眼的正裝和灰色的大衣。我的正裝需要熨燙了，而我的帽子就算被風吹走也不會變得更難看，而我站在這兒，左右兩邊都是時尚標杆，衣服的剪裁倍顯肩寬，還帶誇張的大翻領和蒙布料的紐扣。皮條客以前會去百老匯大街上菲爾·克朗菲爾德的店裡排隊買這樣的正裝，但克朗菲爾德的店已經歇業，我不知道他們如今都去哪兒買衣服。也許我該去查一查，說不定錢斯在店裡有記賬戶頭，我可以順藤摸瓜找到他。
可惜過這種生活的人從不賒賬，因為他們無論做什麼買賣都用現金。他們甚至用現金買汽車，他們會大搖大擺走進波塔姆金汽車經銷店，數出一張張百元大鈔，當場把凱迪拉克開回家。
我右邊的男人朝酒保鉤了鉤手指。「同一個杯子，再給我滿上，」他說，「別讓味道跑掉了。」酒保給他杯子裡倒了一量杯的軒尼詩，然後加上四到五盎司的冰牛奶。這種調法以前叫白色凱迪拉克。現在也許還這麼叫。
也許我該去波塔姆金經銷店問問。
也許我該待在家裡。我的出現製造了緊張氣氛，我能感覺到狹小店堂裡的空氣越來越凝重。遲早會有人過來問我，你他媽以為你在這兒幹什麼，而我絞盡腦汁也想不出像樣的答案。
我主動離開，免得這種事發生。一輛無證計程車在等紅燈。面向我這邊的車門坑坑窪窪，擋泥板斷了一個，我不確定這和司機的駕駛技術有沒有關係，反正還是坐了上去。
羅亞爾提到的另一個地方在西九十四街上，我請計程車司機送我去那兒。已經過了凌晨兩點，我開始感到疲憊。我又走進一家酒吧，又見到一個黑人在彈鋼琴。這架鋼琴聽上去有些跑調，但出問題的也許是我自己。客人裡的黑人和白人大致數量相當。有很多成雙成對的黑白組合，但黑種男人身邊的白種女人更像女友，而不是妓女。有幾個男人打扮得很招搖，但沒有人身穿我在北邊一英里半的酒吧裡見過的全套皮條客行頭。就算這家店裡瀰漫著放浪形骸和金錢交易的氣息，也比哈萊姆和時代廣場附近那些夜總會來得微妙和含蓄。
我塞了一毛錢在投幣電話裡，打給我住的旅館。沒有留言。那晚當班的前臺是個黑白混血兒，喝咳嗽糖漿成癮，不過似乎不妨礙他的正常生活。他甚至依然能拿著水筆做《時報》上的填字遊戲。我說：「雅克布，幫我一個忙。打這個號碼，就說你找錢斯。」
我把號碼報給他。他重複給我聽，問是不是錢斯先生。我說錢斯就好。
「要是他來接電話呢？」
「結束通話就好。」
我走到吧檯前，險些要點啤酒，但最後還是點了可樂。一分鐘後，電話響了，一個年輕人拿起聽筒，他看上去像個大學生。他大聲問有沒有一位姓錢斯的。沒人回答。我從眼角盯著酒保，然而即便他認得這個名字，也沒有表現出來。我甚至不確定他有沒有留神在聽。
我應該在我去過的每一家酒吧玩這個花招，付出的勞力說不定會有收穫。可惜我耗了三個小時才終於想到這個方法。
我算什麼偵探？我喝遍了曼哈頓各個角落的可口可樂，卻找不到一個該死的皮條客。沒等我找到那個狗孃養的，我的牙齒早就爛完了。
店裡有一臺點唱機，一張唱片放完，另一張續上，是弗蘭克·辛納特拉唱的什麼歌，它開啟了某個開關，我腦子裡的電路一下子通了。我把可樂放在吧檯上，跳上計程車去下城區方向的哥倫布大道。我在七十二街路口下車，向西走了半個街區，來到普根夜總會。這兒的顧客群體裡黑人大佬比較少，年輕教父比較多，不過我反正不是來找錢斯的。我要找的是「丹尼男孩」貝爾。
他不在。酒保說：「丹尼男孩？早些時候他還來過。你去鳥冠試試看，過了哥倫布大道就是。他不來這兒就去那兒。」
沒錯，他確實在鳥冠，坐在最裡面的一張高腳凳上。我好幾年沒見過他了，但仍然可以很輕鬆地認出他。他沒長個子，膚色也沒變黑。
丹尼男孩的父母都是深色皮膚的黑人。他繼承了他們的相貌，但沒得到他們的膚色。他是白化病人，和小白鼠一樣缺乏皮膚色素。他相當瘦削，個頭很矮。他聲稱他有五英尺二，但我總覺得他至少給自己加了一英寸半。
他穿著銀行家那種三件套的條紋正裝和我很久沒見過的白襯衫，領帶上有紅黑二色的隱條紋，黑皮鞋擦得鋥亮。我好像沒見過他不穿正裝，不打領帶，或者穿磨損的皮鞋。
他說：「馬特·斯卡德。我的天，你只要等得夠久，什麼人都有可能冒出來。」
「丹尼，你怎麼樣？」
「變老了。好幾年不見。你離我頂多一英里遠，但咱們上次見面是什麼時候？簡直夠——請原諒我說話難聽——黑鬼過一輩子了。」
「你沒什麼變化。」
他打量了我一會兒。「你也沒有。」他說，但語氣欠缺說服力。他這麼一個非同尋常的人發出的聲音卻正常得驚人：男中音，毫無口音。你會以為他說話就像菲利普·莫里斯老廣告裡的約翰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