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離開伊萊恩家時，天色正在變暗，街道上擠滿了下班高峰的車輛。又開始下雨了，惱人的細雨弄得通勤車輛慢如龜爬。我望著膨脹的車流，心想說不定伊萊恩那位稅務律師就在其中。我琢磨他這個人，猜測等他發現伊萊恩留下了一個錯誤的號碼會如何反應。
要是他願意，他就能找到她。他知道她叫什麼。電話公司不會透露她的私密號碼，但他只要稍微有點門路，就能找到有關係的人幫他從電話公司那兒搞到號碼。假如這條路走不通，他還可以通過她住的旅館追查她，費不了多大力氣。旅館可以告訴他她用的是哪個旅行社，一路問下去，他就能知道她的住址。我當過警察，我會不由自主地思考這種事，但任何人都能想到這些辦法，不是嗎？在我看來，它們算不上特別複雜。
他發現她留了個假號碼，也許很受傷害。得知她不想見他，他或許就也不想見她了。但他的第一反應難道不該是她不小心寫錯了嗎？他會打給查號臺，會猜測那個查不到的號碼和她留給他的號碼會不會只有顛倒了兩個數字的差別。所以他為什麼不會追根究底呢？
也許他本來就沒打給過她，因此也就一直不知道那是個假號碼。也許他在飛機衛生間裡扔掉她的號碼，然後回家去和妻兒團聚。
也許他偶爾會感到愧疚，想著有一位藝術品修復師守在電話旁等他打來。也許他會為自己的草率而備感後悔，其實根本沒必要扔掉她的號碼嘛。他本來可以時不時地抽空找她約會，她沒理由非得知道他有妻子和孩子嘛。媽的，有人偶爾能帶她離開顏料和松節油，她該感激涕零才對。
離家還有半程的時候，我拐進一家熟食店，要了濃湯、三明治和咖啡。《郵報》上有一篇離奇的報道。皇后區的兩個鄰居爭吵了幾個月，因為其中一個人養的狗在他出門後就叫個不停。前一天晚上，狗主人出來遛狗，狗在鄰居家門口的樹底下拉屎。鄰居碰巧看見了，從樓上視窗用弓箭射那條狗。狗主人跑回家，拿著一把瓦爾特p38手槍出來，那是他參加二戰的紀念品。鄰居也拿著弓箭跑出來，狗主人開槍打死了他。鄰居八十二歲，狗主人六十二歲，兩個人在小頸區已經當了二十多年的鄰居。文章裡沒說狗幾歲，但報紙上有它的照片，一位制服警官牽著狗繩，它使勁掙扎。
北中城分局離我住的旅館有幾個街區。晚上九點剛過，我來到那裡，雨還在半心半意地下著。我到前臺問路，值班的年輕人留著小鬍子，頭髮用吹風機吹過，他指點我走樓梯。我爬上一段樓梯，找到刑警隊的大開間。辦公桌前坐著四個穿便衣的警察，房間另一頭還有兩個在看電視。拘留室裡有三個黑種年輕男人，他們掃了我一眼，發現我不是他們的律師，頓時失去了興趣。
我走向離我最近的辦公桌。一個禿頂的警察正在打報告，他抬起頭看我。我說我約了德金警探。
另一張辦公桌前的警察抬起頭，和我對視。「你肯定是斯卡德了，」他說，「我是喬·德金。」
他和我握手，用力過頭，像是要比試誰更有男子氣概。他揮手請我坐下，然後坐進他的椅子，在滿溢的菸灰缸裡撳熄菸頭，又點了一支菸，靠在椅背上打量我。他的眼睛是那種不會顯露任何情緒的灰色。
他說：「外面還在下雨？」
「斷斷續續。」
「爛天氣。喝咖啡嗎？」
「不了，謝謝。」
「有什麼事情？」
我說我想看看金·達吉南兇殺案的材料，他能給我看什麼我就看什麼。
「為什麼？」
「我答應別人要查一查。」
「你答應別人要查一查？你是說有人僱你查？」
「可以這麼說。」
「誰？」
「我不能告訴你。」
他的下巴側面有條肌肉繃緊了。他三十五歲左右，超重了幾磅，足以讓他看上去比實際年齡老。他還沒有脫髮，他的頭髮全是近乎黑色的深棕色。他把頭髮梳得緊貼頭皮。他應該找樓下的小夥子借個吹風機用用。
他說：「你不能隱瞞這個情況，你沒執照，而且就算你有，這也不屬於你有權保密的資訊。」
「咱們好像不是在法庭上。」
「當然不是，但你來這兒找我幫忙——」
我聳聳肩：「我不能告訴你我的客戶是誰。他樂於見到殺死她的兇手落網，就這麼簡單。」
「而他認為僱你調查能加快進度。」
「似乎是的。」
「你也這麼認為？」
「我只知道我需要掙錢過日子。」
「我的天，」他說，「誰不是呢？」
我說的話一點不假。我現在還構不成威脅，我只是個小角色，裝腔作勢想掙點零花錢。他嘆了口氣，一巴掌拍在桌面，起身穿過房間，走向一排檔案櫃。他體格粗壯，羅圈腿，挽起袖子，敞著領口，走路像水手似的左右搖擺。他拿著一個牛皮紙摺疊檔案夾回來，一屁股坐下，翻出一張照片扔在桌上。
「來，」他說，「開開眼界吧。」
這是一張五乘七英寸的黑白光面照片，假如我不知道拍的是金，就肯定不可能認出她來。我看著照片，按捺住陣陣反胃的感覺，強迫自己盯著照片看。
「還真是對她下了狠手。」我說。
「法醫認為兇器是墨西哥大砍刀之類的東西，他給她來了三十六刀。你覺得數得怎麼樣？真不知道他們怎麼數得動。這個活兒真他媽比我的工作還可怕。」
「到處都是血。」
「還好你看的是黑白照片，彩色的更慘。」
「我能想象。」
「他砍斷了動脈。這麼一來，血就會噴出來，弄得房間裡到處都是。我從沒見過這麼多血。」
「他肯定弄得自己全身都是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