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領著我拐過路口，沿著第十大道向南走了一個半街區，來到一家小酒館，這地方只該出現在酒鬼見證詞的最後一段裡。我沒記住它叫什麼，也不確定它有沒有名字，叫它「脫毒治療前的最後一站」倒是挺合適。吧檯前有兩個老人肩並肩坐著，他們身穿舊貨店買來的正裝，默不作聲地喝悶酒。一個四十來歲的西班牙裔男人站在吧檯盡頭，邊喝一杯八盎司的紅葡萄酒邊看報紙。酒保骨瘦如柴，身穿t恤和牛仔褲，在看一臺黑白小電視上放的某個節目。他把音量調得很低。
德金和我找了張桌子坐下，我去吧檯買喝的，雙份伏特加給他，薑汁汽水給我。我拿著飲料回到桌前時，他的視線落在我的薑汁汽水上，但沒說什麼。
也可能是中等濃度的蘇格蘭威士忌兌蘇打水。顏色差不多。
他喝了一口伏特加，說：「哎，天哪，真管用。真他媽管用。」
我沒說什麼。
「剛才你問我什麼來著？我們接下來怎麼查。你自己就能回答吧？」
「應該能。」
「我叫我的親姐姐去買新電視和新打字機，在門上多裝幾把鎖，但別浪費時間打電話給警察。達吉南的案子往哪個方向走？我們哪兒都不去了。」
「我猜也是。」
「我們知道是誰殺了她。」
「錢斯？」
他點點頭。
「我以為他的不在場證明相當靠得住。」
「哦，簡直是鑲金邊的，完全滴水不漏。所以呢？但依然有可能是他。他說他和什麼人在一起，但那些人都願意為他撒謊。」
「你認為他們在撒謊？」
「不，但我也不會發誓說他們沒撒謊，再說他也可能僱兇殺人。我們已經談過這個了。」
「對。」
「就算是他乾的，他也幹得非常乾淨。我們在他的不在場證明上連一個瑕疵都找不到。假如他僱兇殺人，我們也不可能找到他僱了誰，除非撞到狗屎運。當然了，這種事偶爾也會發生，你知道的。餡餅就掉在你手裡。一個人在哪個下三濫酒吧說了些什麼，對他懷恨在心的人把話傳出去，忽然之間我們知道了我們以前不知道的某些事情。然而即便如此，我們離能立案也還差得遠呢。另一方面，我們也沒興趣在這個案子上累死累活。」
聽他這麼說，我並不吃驚，但這幾句話裡有些東西讓人心如死灰。我拿起薑汁汽水看。
他說：「警察當得好不好，有一半在於會不會估算成功機率。只查有機會破案的案子，剩下的就隨便在風裡飄吧。你知道這座城市的兇殺案發生率嗎？」
「我知道越來越高了。」
「那還用你說？一年比一年高。各種案件的發生率都一年比一年高，不太嚴重的案件的統計數字卻開始下降，因為人們懶得報案。就像我姐姐家的盜竊案。你回家路上被堵了，但罪犯只搶走你身上的錢？好，媽的，何苦非要立出一個聯邦重案呢？對吧。你還活著就該謝天謝地了。快回家祈禱，感謝上帝的恩典。」
「但金·達吉南——」
「去他媽的金·達吉南，」他說，「一個沒腦子的小婊子從一千五百英里外趕來賣身，把錢交給一個黑鬼皮條客，她被開膛破肚又有誰在乎呢？我是說，她為什麼不能在該死的明尼蘇達好好待著？」
「威斯康星。」
「我想說威斯康星來著，但他們大多數來自明尼蘇達。」
「我知道。」
「兇殺案以前一年一千起左右。全城五大區，一天三起。這數字看上去很高對吧？」
「夠高了。」
「現在差不多翻了個倍。」他湊近我，「但是，馬特，這都算不上什麼。大部分兇殺案是夫妻不和，或者兩個朋友一起喝酒，其中一個打死另一個，第二天自己都不記得有這回事。這種案子的發生率從不改變，現在和以前一樣多。改變了的是陌生人兇殺案，兇手和受害者彼此互不相識。這種案子的發生率能告訴你住在一個地方安不安全。要是隻看陌生人兇殺案，把其他案件都扔掉，用陌生人兇殺案的數字畫圖，你會發現那條線像火箭似的往上躥。」
「皇后區昨天有個傢伙拿出弓箭，」我說，「然後他隔壁的鄰居用點三八打死了他。」
「我看見報道了，這件事和一條狗找錯了草坪拉屎有關係？」
「差不多吧。」
「嗯，這個案子沒法上統計圖。那兩個人互相認識。」
「對。」
「但道理是一樣的。人們互相殘殺，他們甚至不會停下來思考一下，而是衝出去抬手就幹。你離開警隊多久了？幾年吧？我可以向你保證，如今的情況比你那會兒糟糕多了。」
「我相信。」
「我說真的。門外就是原始叢林，動物都帶著武器。是個人就有槍。你知道街上有多少人隨身帶槍走來走去嗎？普普通通的好市民，忽然覺得他有必要搞把槍保護自己，於是他去搞了一把，然後天曉得哪天他就會打死自己，或者他老婆，或者隔壁鄰居。」
「拿弓箭的鄰居。」
「隨便什麼人。但誰會叫他別去買槍呢？」他拍拍肚子，警用左輪別在他的褲腰上，「我必須隨身帶槍，這是規定。但我告訴你，不帶槍我就根本不會上街，我會覺得自己沒穿衣服。」
「我以前也這麼想，你這是習慣成自然了。」
「你不帶傢伙？」
「不帶。」
「不覺得少點什麼？」
我去吧檯又要了兩杯飲料，他還是伏特加，我還是薑汁汽水。我拿著飲料回到桌邊坐下，德金一口氣喝完他那杯，輪胎跑氣似的喟然長嘆。他攏起雙手點菸，深吸一口，使勁吐出來，像是急於擺脫那口毒氣。
「這個狗孃養的城市。」他說。
沒希望了，他說，他繼續講述它到底有多麼沒希望。他列舉整個刑事犯罪司法體系的變化，從警察到法院到監獄，解釋為什麼沒一個正常運轉，而每一個都每況愈下。首先你沒法逮捕罪犯，然後你沒法給他定罪，最後你沒法把這個渾球關進牢裡。
「監獄裡塞滿了人，」他說，「因此法官不肯判處長期監禁，假釋委員會每天都放人出去。地檢署用減刑讓犯人認罪，好好的案子被輕判得不痛不癢，因為開庭的日程表排得滿滿當當，而法院小心翼翼地保護被告的人身權利，你必須拿出那傢伙犯罪時的照片才能判他有罪，然後判決又被撤銷，因為你未經許可拍攝他的照片，侵犯了他的公民權利。另一方面，警察越來越少。警隊現在比十二年前少了一萬人。街上少了一萬個警察!」
「我知道。」
「人渣多了一倍，警察少了三分之一，走在街上越來越不安全有什麼好奇怪的。你知道為什麼嗎？市政府破產了，沒錢僱警察，沒錢保障地鐵暢通，幹什麼都沒錢。整個國家像漏水似的漏錢，錢都流向了他媽的沙烏地阿拉伯。那些狗孃養的把駱駝換成了凱迪拉克，我們整個國家掉進他媽的屎坑。」他站起身，「輪到我了。」
「不，我請你。有人報銷費用。」
「對，你有僱主。」他重新坐下，我拿著第三輪飲料回來，「你喝的是什麼？」
「薑汁汽水。」
「哈，我就覺得看著像。為什麼不喝點帶勁的？」
「我最近算是在戒酒。」
「真的？」他的灰眼睛盯著我，大腦忙著處理這條情報。他拿起酒杯，喝掉一半，將杯子砰的一聲放在磨損的木板桌面上。「你的想法不錯，」他說，我以為他指的是薑汁汽水，但他已經換了個話題，「辭職，走人。知道我想要什麼嗎？我只想再熬六年。」
「然後你就滿二十年了？」
「然後我就滿二十年了，」他說，「然後我就有養老金了，然後我他媽就走人了。辭職，離開這個見鬼的城市。佛羅里達、得克薩斯、新墨西哥，找個溫暖、乾燥、乾淨的好地方。佛羅里達就算了，佛羅里達的各種故事我聽得多了，滿街該死的古巴佬，他們的犯罪率和這兒差不多。另外，毒品都是從他們那兒運進來的。瘋狂的哥倫比亞人。你知道哥倫比亞人的情況嗎？」
我想到羅亞爾·沃爾德隆。「我認識的一個人說他們還不錯，」我說，「他說你反正別動蒙他們的念頭就行。」
「太他媽對了，你絕對不會想蒙他們的。你看到長島市那兩個姑娘的報道了吧？六個月還是八個月前，姐妹倆，一個十二，一個十四，人們在一個歇業的加油站的裡屋找到她們，手被捆在背後，腦袋上各捱了兩槍，小口徑武器，好像是點二二，但誰他媽在乎呢？」他喝完剩下的酒，「完全解釋不通。沒有性侵跡象，什麼都沒有。看著像黑幫處決，但誰會處決兩個少女呢？」
「唉，後來事情自己水落石出了，因為一個星期過後，有人闖進她們家，打死了她們的母親。我們在廚房裡找到她的屍體，爐子上還在燒晚飯。你看，這家人是哥倫比亞人，父親販賣可卡因，在當地除了走私祖母綠，這是最主要的產業——」
「他們好像種了很多咖啡豆。」
「多半是幌子。我說到哪兒了？重點在於，一個月後，父親被發現死在哥倫比亞的首都。他觸怒了什麼人，企圖逃跑，他們最後在哥倫比亞抓住他，但先殺了他的孩子和妻子。你看，哥倫比亞人，他們做事的規矩完全不同。你招惹他們，他們不只殺你一個，他們會滅你滿門。孩子必須死，年齡無所謂。你養的貓狗，甚至熱帶魚，也是死路一條。」
「我的天。」
「黑手黨對家庭向來網開一面。他們甚至會精心策劃，確保刺殺時你家裡人不會親眼看見你受死。現在你猜怎麼著，犯罪分子要殺得你全家雞犬不留了，厲害吧？」
「我的天。」
他用手掌撐住桌子站起身。「這一輪我請，」他大聲說，「我才不要喝用皮條客的錢買的酒呢。」
回到桌邊，他說：「你的僱主就是他，對吧？錢斯？」我沒法回答他，他又說：「唉，媽的，你昨晚見過他。他約你見面，現在你有了僱主，但不肯告訴我他是誰。二加二必然等於四，你說呢？」
「我沒法告訴你怎麼加。」
「就當我說得對，他是你的僱主吧，省得說話太麻煩，這樣你也就不算洩露秘密了。」
「行。」
他湊近我。「他殺了她，」他說，「為什麼要僱你調查呢？」
「也許不是他殺的。」
「哈，當然是他。」他揮揮手，消除了錢斯沒有殺人的可能性，「她說她要離開他，他說沒問題，第二天她就死了。省省吧，馬特。要是這都不算確鑿無疑，什麼算呢？」
「那就回到你的問題了，他為什麼要僱我？」
「也許是為了轉移視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