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轉移？」
「也許他認為，當我們知道他僱了你，就會以為他肯定沒殺人。」
「但你並不這麼認為。」
「對。」
「你認為他真會這麼想？」
「我怎麼可能知道一個嗑藥的黑鬼皮條客怎麼想？」
「你認為他嗑藥了？」
「他的錢總得有個去處吧，你說呢？不太可能是用來買鄉村俱樂部的會員或者慈善舞會的包廂。來，我有個問題想問你。」
「你說。」
「你認為存在他沒有殺她的可能性嗎？僱兇殺人也算在內。」
「我認為有一定的可能性。」
「為什麼？」
「很簡單，因為他僱了我。僱我不是為了轉移視線，因為他身上本來就沒視線。你自己說過你們不會繼續盯著他，你打算撂下這個案子，去查別的事情。」
「但他未必知道。」
我沒接這個話茬。「換個角度看，」我循循善誘，「假設我從沒打過電話給你。」
「哪個電話？」
「剛開始的第一個電話。假設你不知道她打算脫離她的皮條客。」
「就算不從你這兒聽說，我們也會從其他渠道知道。」
「哪兒？金已經死了，而錢斯不會主動來報告。我不確定世上還有沒有其他人知道。」除了伊萊恩，但我不打算把她牽扯進來，「我不認為你有可能知道，至少不會立刻知道。」
「所以？」
「所以，現在你會如何看待這個案件？」
他沒有立刻回答。他低頭看著幾乎喝空的酒杯，額頭中央皺出了兩道縱紋。他說：「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會覺得這是起什麼案件？」
「就是你打電話前我們的看法。變態狂。說起來，你知道我們現在不能這麼叫他們了嗎？一年前局裡出來一個強制規定，從今往後我們不能叫他們變態狂了，而是要叫edp。」
「edp是什麼？」
「情緒失常人員。中央街某個渾球吃飽了沒事幹想出來的。城裡的精神病多得連瘋人院都關不下了，我們最關心的卻是該怎麼稱呼他們。我們不想傷害他們的感情。不，我認為就是個變態狂，現代版本的開膛手傑克。他打電話召妓，請她進門，大卸八塊。」
「假如真是個變態狂呢？」
「那你就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了。你指望採集的某件物證能撞上大運。在這個案子裡，指紋毫無用處，那是間人來人往的酒店客房，能採到一百萬個潛指紋，根本無從查起。要是有個血手印就好了，你知道它肯定屬於兇手，但我們的運氣沒那麼好。」
「就算有——」
「就算有，單獨一個指紋也無法說明任何問題，除非我們本來就有嫌犯。光靠一個指紋，你沒法從華盛頓判定兇手的身份。他們總說遲早能做到，但——」
「這話已經說了好些年。」
「但美夢還沒成真。以後也許會，但我再過六年就熬到頭了，我要去亞利桑那。沒有可供追查的物證，我猜我們只能等瘋子再次犯案了。你會再碰到幾起手法相同的案件，他遲早會搞出紕漏，被你抓住，然後你發現他和銀河酒店的某幾個潛指紋對得上，你就總算能立案了。」他喝光杯裡的酒，「然後他認過失殺人罪，求輕判，頂多三年就能出來，到時候繼續殺人，但我沒興趣再從頭做一遍了。我向上帝發誓，我沒興趣再從頭做一遍了。」
下一輪我請。先前是酒精激起他的義憤，讓他覺得用皮條客的錢買酒喝很丟人，這會兒依然是酒精消解了他的情緒。他顯然已經醉了，但你必須有經驗才能發現。他眼神發直，整個神態都帶著與之相配的呆滯。這是一場典型的酒鬼交談，兩個醉漢彬彬有禮地大聲自言自語，而他盡責地扮演著他在其中的角色。
假如他喝一杯我也喝一杯，我就不可能注意到這些。然而我是清醒的，隨著酒精逐漸控制住他，我感覺我和他之間的鴻溝越拉越遠。
我竭力把交談留在金·達吉南的話題上，但我做不到。他想談紐約所有出了毛病的東西。
「你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他湊近我說，壓低聲音，就好像這會兒酒吧裡除了我們和酒保還有其他人，「我告訴你到底為什麼。是黑鬼。」
我沒說話。
「還有西崽。黑人和西班牙裔。」
我說警察也有黑人和波多黎各人，他理也不理。「你聽著，別說話。」他說，「我認識一個人，我和他經常搭檔辦案，拉里·海恩斯是他的名字，也許你認識——」不，我不認識，「——他能有多好就有多好。我肯定把我的命託付給他。媽的，我已經把我的命託付給他了。他黑得像煤球，但無論局裡還是局外，我都沒見過比他更好的人。然而這和我說的事情沒關係。」他用手背擦擦嘴。「你看，」他說，「你坐過地鐵嗎？」
「非坐不可的時候就坐。」
「唉，媽的，有的選的時候誰會去坐？那東西就是這座城市的縮影，裝置成天出故障，車廂被噴漆塗得一塌糊塗，尿騷味直衝鼻子，車務警拿底下的罪犯一點辦法都沒有，但你知道我想說什麼嗎？媽的，我坐上地鐵，左右看看，知道我在哪兒嗎？我他媽在外國。」
「什麼意思？」
「我是說周圍不是黑人就是西班牙裔，或是東方人，中國移民如今那叫一個蜂擁而至，還有韓國人。韓國人現在都算完美市民了，他們把像樣的蔬果超市開遍全城，他們一天工作二十個小時，送孩子上大學，但他們全都是陰謀的一部分。」
「什麼陰謀？」
「唉，媽的，這話聽上去既無知又偏執，但我就是忍不住。這兒曾經是座白人的城市，現在有時候我覺得我是全城僅剩下的唯一一個白人。」
寂靜越拖越長，然後他說：「如今他們在地鐵裡抽菸，你發現了嗎？」
「我發現了。」
「以前可沒有。一個人也許會用消防斧砍死他爹媽，但絕對不敢在地鐵車廂裡點菸。如今你會看見中產階級的人點起香菸，噴雲吐霧。就在最近這幾個月。你知道是怎麼開始的嗎？」
「怎麼開始的？」
「記得一年前嗎？一個人在path地鐵上抽菸，一名path乘警請他滅掉，那傢伙掏出手槍，當場打死警察。記得嗎？」
「記得。」
「然後就開始了。你讀到這篇報道，無論你是誰，是警察還是普通市民，都不會急著叫過道對面的那傢伙別他媽抽菸了。於是幾個人點菸抽，沒人阻止，跟著學的人越來越多，入室盜竊這種大案報警都是浪費時間了，誰他媽還在乎在地鐵車廂裡抽菸的人呢？你不執行法律，人們就不會再尊重它。」他皺眉道，「但你想想那位path乘警。你喜歡他那種死法嗎？你叫一個人別抽菸，結果砰的一聲，你死了。」
我不由自主地說起魯丹科的母親，她死於炸彈爆炸，就因為她的朋友搬了一臺不該碰的電視機回家。我們就這樣交換恐怖故事。他講述一位社工被騙上公寓樓屋頂，遭到輪姦，最後被扔下去摔死。我回憶一篇我讀到過的報道，一個十四歲少年被一名同齡少年開槍打死，兩人互相不認識，兇手堅稱受害者嘲笑他。德金講了幾個最終以命案告終的虐待兒童案例，還有一個男人悶死了女朋友的未成年女兒，因為每次兩個人去看電影，他都要花錢請保姆看孩子。我提到格雷夫森德的那個女人，正在壁櫥裡掛衣服的時候被霰彈槍打死。我們的交談裡瀰漫著「看看誰厲害」的味道。
他說：「市長覺得他找到了答案。死刑。把黑椅子給我拉回來。」
「你覺得能成功嗎？」
「公眾無疑希望這樣。死刑有一個你沒法否認的好處，那就是在你電死一個渾球后，至少你知道他不會再犯法了。去他媽的，我會投贊成票。把椅子拉回來，電視直播該死的處決，插廣告掙錢，多僱幾個警察。想知道一個秘密嗎？」
「什麼？」
「我們其實有死刑，但處決的不是殺人犯，而是普通市民。你走在馬路上，死於非命的可能性高於兇手上電椅的可能性。咱們每天都有五次六次七八次死刑呢。」
他的嗓門越來越大，酒保這會兒在聽我們的交談。我們把他的注意力從電視節目上吸引了過來。
德金說：「我喜歡電視機爆炸的那個案子，真不知道我怎麼會錯過它。你以為你一個個全都聽說了，但總有你不知道的新鮮事，對吧？」
「我看是的。」
「這座赤裸都市有八百萬個故事，」他吟誦道，「記得這個節目嗎？幾年前電視上播的。」
「記得。」
「每一集結尾都是這句臺詞。‘這座赤裸都市有八百萬個故事。剛才這個就是其中之一。’」
「記得。」
「八百萬個故事，」他說，「知道這座城市能給你什麼嗎？這座操蛋的赤裸都市，狗孃養的臭屎坑？知道它能給你什麼嗎？八百萬種死法。」
我拉著他走出酒吧。來到外面，冷颼颼的夜風一吹，他沉默下去。我們繞著幾個街區轉了一圈，最後回到警察局門前的那條路。他的車是輛水星，已經開了幾年。邊邊角角有些磕碰的痕跡。車牌最前面幾個字母告訴其他警察，這是一輛警務車，不能開罰單。比較有經驗的江湖人也能認出這輛車屬於警察。
我問他能不能開車，他沒把這個問題當回事。他說：「你是什麼人，警察嗎？」他忽然想到這句話有多麼荒謬，於是放聲大笑。他抓住開啟的車門支撐身體，笑得直不起腰，趴在車門上前後搖晃。「你是什麼人，警察嗎？」他說，吃吃笑，「你是什麼人，警察嗎？」
這種情緒轉瞬即逝，就像電影裡的快速剪輯。他立刻變得嚴肅，看似清醒，他眯著眼睛看我，下巴向前伸，活像一隻牛頭梗。「聽著，」他說，聲音低沉而兇狠，「別他媽那麼高人一等，明白了嗎？」
我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你這個自命清高的渾球。狗孃養的，你比我好不到哪兒去。」
他啟動車子，然後開走。就我所能看到的，他似乎開得挺正常。希望他要開的路不算太遠。
情緒失常人員：英文為emotionallydisturbedperson，縮寫即是edp。——編注
中央街：曼哈頓的一條街道，匯聚了紐約的多個法院和政府部門。
「這座赤裸都市有八百萬個故事」是劇集《赤裸都市》(nakedcity,1958—1963)的著名臺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