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總能毫不費力地找到理由。這只是一個習慣，一個小小的怪癖。我不申請退稅，於是我轉而去付什一稅。
我從沒允許過自己問其中的原因。
因為我不確定自己會不會喜歡答案。我也記得在聖尼古拉斯大道旁的小巷裡閃過腦海的念頭：我會被這個小子殺死，因為我沒付什一稅。倒不是說我真的相信，或者我認為這個世界真的這麼運轉，稀奇的是我居然會產生這種念頭。
過了一會兒，我取出錢包，數出兩百八十五塊。我拿著錢坐在那兒，然後我把錢全部放回錢包裡，只留下一塊錢。
至少我要為蠟燭付錢。
下午，我一直走到金住的公寓樓。天氣不壞，我也沒有更好的事情可做。我從門房身旁走過，自己開門進房間。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瓶野火雞倒進水槽。
我不知道這麼做符不符合邏輯。這兒還有很多瓶烈酒，我也不怎麼想徹底模仿卡麗·納申，但這瓶野火雞已經擁有了象徵意義。每次想到要來這套公寓，酒瓶就會浮現在我眼前，伴之而來的往往是對它的滋味和氣味的鮮明記憶。隨著最後一滴酒落進水槽，我終於能夠放鬆了。
然後我回到門口的壁櫃前，檢視掛在裡面的毛皮大衣。縫在內襯上的洗標說這件衣服由染色兔皮製成。我開啟黃頁，隨便找了一家毛皮商打過去，得知兔皮(lapin)是法語裡的「兔子」。「你查詞典就會知道，」對方說，「隨便一本美國詞典。現在這是個英語詞了，通過毛皮行業進入我們的語言。就是普通的兔子。」
誠如錢斯所說。
回家路上，某種東西觸發了喝杯啤酒的念頭。我甚至不記得刺激因素是什麼，但結果是我想象自己一邊肩膀靠在吧檯上，一隻腳踩著黃銅踏腳欄杆，手裡拿著鐘形酒杯，地上鋪著鋸末，我鼻孔裡充滿了老酒館的黴味。
這個飲酒的衝動並不強烈，我甚至沒考慮要不要採取行動，但它讓我想到了我答應簡的事情。我不打算喝酒，因此不是非得打電話給她不可，但我還是打了過去。我走進圖書總館路口拐彎的電話亭，塞了個一角硬幣進去，撥打她的號碼。
我們的交談聲不得不和車聲競爭，於是我們聊得既簡短又輕鬆。我沒想到要告訴她自殺的桑妮，我也沒提到那瓶野火雞。
吃晚飯時我讀了《郵報》。桑妮的自殺案在早晨的《新聞報》上有幾段文字，這種案子能得到的也無非如此，但《郵報》願意大肆宣揚一切有助於銷量的內容，他們的賣點是桑妮和金有同一個皮條客，僅僅兩週前，金在一家旅館裡被大卸八塊。沒人能找到桑妮的照片，於是金的照片再次見報。
然而報道配不上頭條標題的吹噓。他們只有一起自殺案和一些捕風捉影的推測，聲稱桑妮自殺是因為她對金的謀殺案知道些什麼。
沒有任何文章提到雙腿折斷的那小子，但犯罪和死亡這些老掉牙的填充物塞滿了報紙的邊邊角角。我想到吉姆·法布林說他已經戒了報紙。然而我似乎怎麼都戒不掉。
吃過飯，我去前臺領取郵件。除了老一套的垃圾玩意兒，還有一通來電留言，請我打給錢斯。我打給他的應答服務，他打過來問情況如何。我說沒什麼進展。他問我會不會繼續查下去。
「還會查一陣，」我說，「沒別的，就是想看看能摸到哪兒去。」
他說警察沒來找他麻煩，他一整天都在為桑妮安排葬禮。金的屍體被送回威斯康星州，但桑妮不一樣，桑妮沒有父母或近親來認領她。法醫什麼時候允許發還桑妮的屍體是個問題，因此他安排在西七十二街的沃爾特·b.庫克殯儀館開追悼會。他說儀式將於星期四下午兩點開始。
「我應該也給金安排一下的，」他說，「但當時完全沒想到。主要是為姑娘們開的。她們的狀態很不好，你明白的。」
「我能想象。」
「她們都在想同樣的事情。死亡總是成三。她們都在擔心，害怕自己會是下一個。」
晚上我去參加我的戒酒會活動。見證環節中我忽然想到，恰好一週前我喝斷片兒了，跑來跑去，天曉得幹了什麼。
「我叫馬特，」輪到我時我說，「今晚我聽聽就好。謝謝。」
散會時一個男人跟著我上樓梯來到街面上，然後走到我旁邊。他三十左右，穿格子呢的伐木工夾克，戴鴨舌帽。我不記得我見過他。
他說：「你叫馬特，對吧？」我承認他說得對。「喜歡今晚的故事嗎？」
「挺有意思。」我說。
「想聽一個更有意思的故事嗎？聽說上城區有位老兄破了相還斷了兩條腿。哥們兒，這故事真不賴。」
我感到一陣寒意。槍在我衣櫃的抽屜裡，用一雙襪子裹著，兩把刀也在同一個抽屜裡。
他說：「你膽子很大嘛，哥們兒。你他媽有卵蛋，明白我什麼意思？」他用一隻手捂住腹股溝，就像棒球手在調整護具角度。「總而言之，」他說，「你不想找麻煩吧？」
「你在說什麼？」
他攤開雙手：「我知道個啥？哥們兒，我是郵遞員。我給人送信，我只做這個。一個姑娘在酒店裡害死自個兒是一碼事，哥們兒，但她的朋友有誰就是另一碼事了。不重要，聽懂了嗎？」
「誰讓你送信的？」
他只是看著我。
「你怎麼知道來這個戒酒會找我？」
「跟著你進去，跟著你出來。」他吃吃笑，「打斷那個maricón的腿，哥們兒，這就有點過了。真的有點過了。」
卡麗·納申：carrienation(1846—1911)，美國鼓吹禁酒的先鋒人物。
maricón：西班牙語，俚語，同性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