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星期二主要奉獻給一場狩獵，主題是追蹤毛皮。
事情始於做夢與清醒之間的那種朦朧狀態。我從夢中醒來，又打起瞌睡，發現自己在大腦裡回放我和金在阿姆斯特朗酒館見面的錄影。剛開始是一段虛假記憶，我見到她從芝加哥搭長途車來紐約時的樣子，一隻手拎著廉價手提箱，牛仔上衣緊緊地包著肩膀。然後她坐在我的桌前，一隻手放在喉嚨上，她把玩著毛皮夾克頸部的搭扣，指環閃閃發亮。她說這是養殖貂皮，但她情願用它換她來紐約時穿的那件牛仔上衣。
這個鏡頭播放結束，我的意識轉向其他東西。我回到了哈萊姆的那條小巷裡，但此刻襲擊我的劫匪需要幫助。羅亞爾·沃爾德隆和昨晚的信使左右夾擊他。我腦海裡有意識的那部分想把他們趕出去，也許是為了平衡一下勝負的機率，這時一點明悟對我尖叫，我猛地把兩條腿放下地，人在床上坐了起來，夢中景象連滾帶爬縮回它們在我腦海裡躲藏的角落。
那是另一件外套。
我沖澡，刮臉，離開旅館。我先坐上計程車去金的公寓樓，再次檢視她的衣櫃。那件兔皮大衣，錢斯買給她的染色兔皮大衣，並不是我在阿姆斯特朗酒館見過的那一件。這件比較長，比較蓬鬆，頸部不用搭扣固定。這不是她那天穿的衣服，不是她聲稱的養殖貂皮，不是她想用來換舊上衣的那件毛皮外套。
我翻遍公寓，也沒找到我記憶中的那件衣服。
我又坐上計程車去北中城分局。德金不當班。我請另一位警察打電話到他家裡，終於再次非正式地看到案卷，對，從銀河酒店客房查獲的物品清單裡有一件毛皮外套。我翻看案卷裡的照片，卻沒有找到那件衣服。
我搭地鐵去下城區的警察廣場一號，又找了幾個人溝通，等待我的請求經過某些渠道的批准，繞過另一些有可能的障礙。我被領進一間辦公室，但我要見的人出去吃午飯了。我身邊帶著戒酒會指南，發現不到一個街區之外的聖安德烈教堂就有一場活動，於是我去那兒消磨了一個小時。散會後我在路邊攤買了個三明治，站著吃完。
我回到警察廣場一號，總算撈到機會檢視金遇害時帶在身邊的那件毛皮外套。我沒法發誓說它就是我在阿姆斯特朗酒館見過的那件，但看上去確實符合我的記憶。我輕輕撫摸奢華的毛皮，努力重播今早我腦海裡播放的錄影帶，似乎完全對得上。這件毛皮夾克的長度和色澤都符合記憶，而且喉嚨口有個搭扣，她曾經用塗過指甲油的手指擺弄它。
縫在內襯上的標籤說這是真正的養殖貂皮，製造商名叫阿爾文·塔南鮑姆。
塔南鮑姆公司在西二十九街一幢通層辦公樓的三樓，此處位於毛皮貿易區域的正中心。假如我能帶著金的毛皮夾克過去，事情會簡單得多，然而無論通過官方還是非官方的渠道，紐約警局的配合畢竟也有限度。我向他們描述那件衣服，卻沒什麼用處，於是我描述金的外貌。他們檢視銷售記錄，發現金·達吉南六週前購買了一件貂皮外套，單據幫我們找出了當時的銷售員，他記得那次交易。
銷售員是個圓臉禿頭的男人，厚厚的鏡片背後是一雙水汪汪的藍眼睛。他說：「姑娘個子很高，非常漂亮。說起來，我在報紙上見到那個名字，覺得有點印象，但沒多想為什麼。真可怕，多漂亮的姑娘啊。」
他記得有一位先生陪著她，付賬的是那位先生。他記得很清楚，付的是現金。不，沒什麼不尋常的，尤其是在毛皮行業裡。他們的櫃檯零售交易本來就比例很小，大部分主顧不是服裝業人士就是認識業內人士，當然了，任何人都可以從街上拐進店裡，買走任何一件衣服。但絕大多數交易是用現金完成的，因為主顧通常不願等待支票兌付。另一方面，毛皮往往是送給所謂高檔朋友的高檔禮物，不存在交易記錄會讓主顧更加高興。因此他用現金付款，因此單據上寫的不是買家的名字，而是金·達吉南。
含稅總額將近兩千五。隨身攜帶這麼多錢比較罕見，但不算聞所未聞。沒多久以前，我本人身上就有差不多這個數目。
他能形容一下那位先生嗎？銷售員嘆了口氣。形容那位女士要容易得多，他解釋道。她的樣子現在就浮現在眼前，金色髮辮盤在頭上，雙眼的藍色驚心動魄。她試了幾件衣服，她穿毛皮顯得很優雅，但那位先生——
他估計那位先生三十八或四十歲。根據他的記憶，高矮之間他接近高，但沒那姑娘高。
「非常抱歉，」他說，「我對他有個印象，但描述不出來。要是他身穿毛皮衣服，我能告訴你的肯定比你想知道的還要多，只可惜他——」
「他穿什麼？」
「應該是正裝，但我記不清了。他屬於習慣穿正裝的那種男人，但我不記得他具體穿什麼。」
「如果再次見到他，你還能認出來嗎？」
「要是在街上和他擦身而過，我連想都不會多想一下。」
「要是有人把他指給你看呢？」
「倒是有可能認出來。你說的是指認嫌犯嗎？嗯，我覺得可以。」
我說他也許比他認為的記得更清楚。我問他那男人的職業。
「我連他叫什麼都不知道，怎麼可能知道他做哪一行？」
「你的印象，」我說，「機修師？股票經紀人？騎術演員？」
「哦，」他說，沉思片刻，「也許是會計。」
「會計？」
「諸如此類的。稅務律師，會計。我只是在玩猜謎遊戲，你明白——」
「我明白。國籍呢？」
「美國。你指什麼？」
「英國人、愛爾蘭人、義大利人——」
「哦，」他說，「我明白了，接著猜。要我說，有可能是猶太人，有可能是義大利人，有可能是黑皮膚的地中海國家人。因為她的皮膚太白了，你明白嗎？對比鮮明。我不確定他的皮膚黑不黑，但肯定有對比。有可能是希臘人，有可能是西班牙人。」
「上過大學嗎？」
「他又不會給我看畢業證書。」
「不是這個，他肯定說過話，對你或者對她。他聽著像上過大學的還是像混街頭的？」
「他聽著不像混街頭的。他是一位紳士，很有教養。」
「結婚了？」
「不是和她。」
「和其他人？」
「他們不都是這樣嗎？沒結婚就用不著買貂皮送女朋友了。他說不定還買了一件送老婆，哄她高興。」
「他戴結婚戒指嗎？」
「我不記得有沒有戒指，」他摸了摸他的金戒指，「也許戴了，也許沒戴，實在想不起來了。」
他記得的並不多，我從他嘴裡撬出來的印象也很可疑。它們有可能靠得住，但同樣有可能來自潛意識的驅動，向我提供他認為我想要的答案。我可以繼續問下去：「很好，你不記得他穿什麼鞋，但他這樣的男人有可能穿什麼鞋呢？高幫皮靴？一腳蹬便鞋？科爾多瓦皮鞋？阿迪達斯？還是什麼？」然而再問下去，我會到達和越過效用遞減點。我對他說謝謝，轉身離開。
這幢樓底層有家咖啡館，其實只是一張長臺、一排高腳凳和一個外賣視窗。我坐在那兒喝咖啡，盤點我得到的情報。
毫無疑問，她有個男朋友。有人為她買下那件毛皮外套，用百元大鈔付賬，沒在交易中留下姓名。
這個男朋友有大砍刀嗎？有個問題我沒問那位毛皮銷售員——「好吧，運用你的想象力。想象這個男人和那位金髮女郎在旅館房間裡。假設他想砍死她，他會用什麼？斧子？軍刀？大砍刀？說說你的印象。」
好吧。他是個會計，對吧？他多半會用筆。超細針管筆，在他手裡和武士手裡的利刃一樣致命。唰唰，受死吧婊子。
咖啡不怎麼好，但我還是點了第二杯。我交叉手指，低頭看著雙手。問題擺在面前，我的手指相互吻合得挺好，但除此之外就沒什麼能對得上了。什麼樣的會計會忽然發狂，操起大砍刀殺人？沒錯，任何一個人都有可能這麼爆發，但這場爆發奇異地經過精心策劃，兇手用假名在旅館訂房間，血案現場沒留下任何線索可供查證兇手的身份。
聽上去像不像買毛皮外套的那個男人呢？
我喝了一小口咖啡，覺得並不像。這位男朋友給我的印象並不符合昨晚散會後我收到的口信。穿伐木工夾克的男人肯定是打手，百分之百，毋庸置疑，儘管他被派來僅僅是展示了一下力量。一位溫文爾雅的會計能使喚那種打手嗎？
恐怕不行。
那位男朋友和查爾斯·歐文·瓊斯會不會是同一個人？為什麼要用這麼複雜的假名，連中名都沒忘記加上？起假名時用史密斯或瓊斯當姓氏的人往往會用喬或約翰當名字。查爾斯·歐文·瓊斯？
也許他就叫查爾斯·歐文斯。也許他開始寫這個名字，寫到一半忽然改了主意，扔掉歐文斯最後的「斯」，把「歐文」當作中名。說得通嗎？
我的結論是說不通。
那個該死的前臺職員。我忽然想到，警察顯然沒有認真盤問他。德金說他迷迷糊糊的，似乎是南美人，很可能聽不太懂英語。但他被一家高檔酒店僱用，所在的職位要和大眾打交道，他的英語必須相當流暢才行。不，問題在於沒人逼問他。假如有人像我盤問毛皮銷售員那樣盤問他，我覺得他肯定能說出點什麼情況來。證人記住的事情往往比他們想象中更多。
為查爾斯·歐文·瓊斯辦理入住手續的前臺職員叫奧克塔維奧·卡爾德倫，星期六他值晚班，從四點到午夜。星期天下午他打電話請了病假，昨天他又打了個電話，我去酒店逼問經理助理之前一小時左右他打了第三個電話。卡爾德倫還在生病，他要再休息一天，甚至更久。
我問他怎麼了。經理助理嘆了口氣，搖搖頭。「不知道，」他說，「你很難從這些人嘴裡問出個直截了當的答案來。每次他們想逃避了，英語會話能力就會忽然變得很差。你問什麼他們都說nocomprendo，方便得很。」
「你是說你們僱用聽不懂英語的前臺職員？」
「不，當然不。卡爾德倫的英語很流利，電話是別人替他打的。」他又搖搖頭，「塔維奧這個年輕人非常缺乏自信，我估計他以為請朋友打電話，我就沒法在電話上嚇唬他了。另一層意思當然是他太萎靡，沒精神，無法從床上起來打電話。我估計他住的是寄宿公寓，電話裝在走廊裡。打電話的人的拉美口音比塔維奧重得多。」
「他昨天打過電話嗎？」
「別人替他打的。」
「和今天是同一個人嗎？」
「這個我就沒法打包票了。西班牙裔的聲音在電話裡都一個樣。兩次都是男人打的。我覺得是同一個人，但我沒法宣誓作證，再說是不是又有什麼關係呢？」
我一時間想不到。星期天呢？卡爾德倫當時是自己打電話的嗎？
「星期天我不在。」
「你有他的號碼嗎？」
「電話在走廊裡響，我覺得他未必會出來接。」
「但我還是想要號碼。」
他給了我號碼，還有皇后區巴奈特大道的一個地址。我沒聽說過巴奈特大道，我問助理經理知不知道卡爾德倫住在皇后區的哪個區域。
「我對皇后區一無所知，」他說，「你不會要去那兒吧？」他說得像是去那兒需要護照和食物，飲水補給當然也不能忘，「因為我確定過上一兩天塔維奧肯定會回來上班。」
「你為什麼能確定？」
「這是一份好工作，」他說，「他不盡快回來就會丟掉工作。他自己肯定知道。」
「他的出勤記錄怎麼樣？」
「不可能更好了。我確定他肯定是真的生病了，有可能是一染上就會倒下三天的什麼病毒。現如今有很多病毒傳來傳去。」
我在銀河酒店大堂找了個投幣電話撥打奧克塔維奧·卡爾德倫的號碼。鈴響了很久，九聲或者十聲，然後一個女人接了起來。我說我找奧克塔維奧·卡爾德倫。
「noestaquí。」她說。
我努力用西班牙語組織問題。esenfermo？他生病了嗎？我不確定她有沒有聽懂我的話。她雖然用西班牙語回答，但和我在紐約聽慣了的波多黎各方言迥然不同，然後她嘗試用英語遷就我，但她口音太重，詞彙量又不足。noestaquí，她一遍又一遍說，這句我倒是毫不費力地聽懂了。noestaquí。他不在這兒。
我回到我住的旅館。房間裡有一本紐約五大區的便攜地圖，我在皇后區索引裡查詢巴奈特大道，我翻到相應的地圖頁，上下左右搜尋，終於找到了。這條路在伍德賽德。我研究地圖，琢磨愛爾蘭社群為什麼會有一家西班牙裔聚居的寄宿公寓。
巴奈特大道只有十一二個街區那麼長，從四十三街向東延伸，到伍德賽德大道結束。搭地鐵去有幾個選擇，我可以坐市營獨立的e或f線，也可以坐irt的法拉盛線。
前提是我真的想跑這一趟。
我從我的房間裡又打了一通電話過去。電話鈴又響了很久，這次接電話的是個男人。我說：「奧克塔維奧·卡爾德倫，porfavor(請)。」
「momento(稍等)。」他說。我聽見砰的一聲，就好像他隨手扔下聽筒，聽筒落下去撞在牆上。對面什麼聲音都沒有，只能聽見背景裡調到某個拉美新聞臺的收音機聲。我正在考慮要不要結束通話電話，他卻回來了。
「noestaquí(他不在這兒)。」他說完就掛了電話，我沒來得及用任何語言說任何話。
我再次翻開便攜地圖，琢磨有沒有辦法偷懶不用跑一趟伍德賽德。這會兒已經是高峰時間，要是現在出發，我必須一路站到目的地。再說我能有什麼收穫呢？擠在沙丁魚罐頭似的地鐵車廂裡，長途跋涉趕到伍德賽德，結果還是聽他們當面對我說noestaquí(他不在這兒)。有什麼意義呢？他有可能正在藥物的幫助下度假，有可能真的生病了，無論如何我都不太可能從他嘴裡問出任何東西來。就算我想方設法確實找到他，得到的獎勵多半是nolose(我不知道)代替了noestaquí。我不知道，他不在這兒，我不知道，他不在這兒——
媽的。
星期六晚上，喬·德金對卡爾德倫做了後續問話，差不多同一個時間，我在向我能找到的所有內線和酒館常客散播訊息。也是那天夜裡，我搶走一名劫匪的武器，而桑妮·亨德萊克斯就著伏特加和橙汁吞下一大把藥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