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鈴吵醒了我。我奮力爬出夢鄉，就像潛泳者浮上水面換氣。我坐起來，使勁眨眼，努力控制住呼吸。電話鈴還在響，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在製造該死的噪聲。然後我反應了過來，接起電話。
是錢斯。「剛看見報紙，」他說，「你怎麼看？還是殺死金的那個男人？」
「給我一分鐘。」我說。
「你在睡覺？」
「已經醒了。」
「所以你不知道我在說什麼。又發生了一起兇案，這次在皇后區，一個變性站街女被切成肉塊。」
「我知道。」
「你不是在睡覺嗎，怎麼會知道？」
「昨晚我去過那兒。」
「去過皇后區？」
他聽上去吃了一驚。「我去了皇后大道，」我對他說，「和兩個警察在一起。就是同一個兇手。」
「你確定？」
「我去的時候法醫學證據還沒整理出來，不過我很確定，就是他。」
他思考片刻。「所以金只是不走運，」他說，「在錯誤的時間出現在了錯誤的地點。」
「也許。」
「只是也許？」
我從床頭櫃上拿起手錶，都快中午了。
「有些地方對不上，」我說，「至少在我看來對不上。昨晚有個警察說我的問題是太固執，我只有一個案子，所以不願意放手。」
「所以？」
「他或許說得對，但有些地方還是對不上。金的戒指去哪兒了？」
「什麼戒指？」
「她有一枚鑲祖母綠的戒指。」
「戒指，」他說，想了一會兒，「金有這麼一枚戒指嗎？好像確實有。」
「去哪兒了？」
「不在她的珠寶盒裡？」
「珠寶盒裡只有她的畢業戒指，來自她家鄉的高中。」
「嗯，對。我記得你說的那枚戒指，很大的祖母綠，是生日寶石戒指，諸如此類的。」
「從哪兒來的？」
「我猜是糖果盒子裡的贈品。她好像說過是她自己買的。哥們兒，那東西不值錢。一塊綠玻璃而已。」
摔碎酒瓶在她腳下。
「不是祖母綠？」
「開什麼玩笑，哥們兒？你知道祖母綠有多值錢嗎？」
「不知道。」
「比鑽石還貴。那枚戒指有什麼重要的？」
「也許並不重要。」
「你接下來做什麼？」
「不知道，」我說，「假如殺死金的是個隨機挑選受害者的變態狂，那我也不知道有什麼事情是我能比警察做得更好的。但另一方面，有人不想讓我查這個案子，一個酒店前臺被恐嚇得離開了紐約，再加上一枚失蹤的戒指。」
「也許沒有任何意義。」
「也許。」
「桑妮的遺書裡好像說到戒指把什麼人的手指染成了綠色？也許那是個便宜貨，染綠了金的手指，她隨手就扔掉了。」
「我不認為桑妮是這個意思。」
「那她是什麼意思？」
「我也不知道，」我深吸一口氣，「我想把小餅乾布魯和金·達吉南聯絡在一起，」我說，「我希望能做到這個。假如我能成功，應該就能找到殺死她們兩個人的兇手了。」
「也許吧。你明天去參加桑妮的追悼會嗎？」
「我會去的。」
「那就到時候見吧，結束後咱們可以談一談。」
「好。」
「是啊，」他說，「金和小餅乾，她們能有什麼共同之處呢？」
「金不是也站過一段時間的街嗎？她在長島市當街拉客被抓過一次，對吧？」
「幾年前了。」
「她有過一個叫達菲的皮條客，對吧？小餅乾有皮條客嗎？」
「可能有，有些站街女有。但據我所知，大多數沒有。也許我可以打聽一下。」
「最好打聽一下。」
「我幾個月沒見過達菲了，好像聽說他死了。我也可以打聽一下，但我很難想象，金這樣的姑娘和一個長島來的猶太皇后能有什麼共同之處。」
一個猶太皇后和一個奶品皇后，我心想，隨即想到唐娜。
「也許她們是姐妹。」我說。
「姐妹？」
「骨子裡。」
我想吃早飯，但等我走到街上，首先買的卻是一份報紙，我立刻發現這東西不太適合配培根和煎蛋吃。《酒店開膛手出現第二名受害者》，頭版頭條歡快地宣佈道。底下用黑體大字印著，變性妓女在皇后區被大卸八塊。
我疊起報紙，夾在胳膊底下。我不知道我該先幹什麼，讀報還是吃東西，但我的腳替我做出決定——兩條路都不是首要選擇。我走了兩個街區，才意識到我在去西六十三街的青年會的路上，等我走到那兒，剛好能趕上十二點半的那場聚會。
去他媽的，我心想。他們的咖啡和其他地方的一樣好。
一小時後我離開青年會，在百老匯大街路口的一家希臘小館子吃早飯。我邊吃東西邊讀報。這會兒用報紙配早飯對我來說好像沒什麼大不了了。
報道里沒多少我不知道的事情。文章稱受害者住在東村，而我不知為何覺得她住在河對岸的皇后區。加菲因提到過花卉公園，那兒就在城界外的拿騷縣，是她的故鄉。《郵報》稱她父母幾年前死於空難。馬克/薩拉/小餅乾唯一在世的親屬是兄長艾德里安·布勞施泰因，他是一名珠寶批發商，家住皇后區的森林山，辦公室開在西四十七街上。他目前不在國內，尚未得知他弟弟的死訊。
他弟弟的死訊？還是他妹妹的？一名親屬會如何描述變性的親人？一位備受尊重的商人會如何看待變成妹妹的弟弟，而這個妹妹又在陌生人的車裡滿足嫖客的性慾？小餅乾布魯的死亡對艾德里安·布勞施泰因來說意味著什麼？
對我來說又意味著什麼？
每個人的死亡都在減損我，因為我和全人類息息相關。每個男人的死亡，每個女人的死亡，兩者之間的任何死亡。但死亡減損了我嗎？我真的和他們息息相關嗎？
我還能感覺到點三二的扳機在我手指底下顫抖。
我又要了一杯咖啡，開始看另一篇報道，說一名年輕士兵休假回家，在布朗克斯的一片空地上和一夥人打棒球。一把槍不小心滑出一名觀眾的口袋，掉在地上走火，流彈打中年輕士兵，他當場身亡。這篇報道我讀了兩遍，坐在那兒邊看邊搖頭。
又是一種死法。我的天，死法還真有八百萬種，你說對不對？
晚上八點四十，蘇活區王子街，我走進一所教堂的地下室。我給自己倒了一杯咖啡，找座位的時候，我掃視房間，看簡在不在。她在右手邊靠近前排的地方。我坐在後排，靠近咖啡壺。
說話的是個三十來歲的女人，她酗酒十年，最後三年在包釐街度過，靠乞討和擦車窗搞點小錢買酒喝。「哪怕在包釐街，」她說，「也有人知道怎麼照顧自己。有些男人總是隨身攜帶剃刀和肥皂，我卻直接落向了另一頭，成了不刮臉不洗澡不換衣服的那種人。我的腦袋裡有個微弱的聲音在說：‘麗塔，你就應該待在這種地方。’」
休息時間，簡走向咖啡壺，我和她打招呼。她似乎很高興見到我。「我剛好在附近，」我解釋道，「也剛好到了聚會時間，我就覺得說不定會在這兒見到你。」
「對，這是我最常來的地方，」她說，「散會後咱們去喝杯咖啡？」
「好的。」
西百老匯大街的一家咖啡館裡，我們十幾個人圍坐在兩張桌子四周。我沒有認真地參與交談，也沒怎麼認真聽。最後侍者算出每個人該付多少。簡付她那份，我付我那份，我和她走向下城區她的住處。
我說：「我不是剛好來這附近的。」
「我真是大吃一驚。」
「我想找你談談。不知道你有沒有讀今天的報紙——」
「皇后區的殺人案？我讀了。」
「我就在現場。我非常難受，我覺得需要找個人談一談。」
我們上樓來到她的公寓裡，她煮了一壺咖啡。我坐下，面前擺著一杯咖啡，等我說完停下，拿起來喝了一口，發現咖啡已經涼了。我把到目前的所有情況都告訴了她，包括金的毛皮夾克，包括喝醉酒的年輕人和摔碎的酒瓶，包括我去皇后區的那一趟和我們發現了什麼。我還告訴她今天下午我做了什麼，我搭地鐵過河，在長島市兜了一圈，回來後我去了東村，在小餅乾布魯住的公寓樓裡敲門問話，然後去曼哈頓島，在克里斯托弗街和西街前前後後的同性戀酒吧問話。
後來我看著時間差不多了，就給喬·德金打了個電話，打聽實驗室查出的結果。
「就是同一個兇手，」我對簡說，「使用了相同的兇器。他個子比較高，右利手，很有力氣，大砍刀——或者是他使用的天曉得什麼兇器——磨得非常鋒利。」
電話打到阿肯色州卻一無所獲。不出所料，史密斯堡的地址是假的，車牌號碼屬於一輛橙色大眾轎車，車主是費耶特維爾市的一名衛校教師。
「而且她只在星期天開車。」簡說。
「諸如此類的。阿肯色州的這些東西全是他捏造的，和印第安納州韋恩堡一樣。但車牌號碼是真的，或者說離真的只差一點。有人想到去查失竊車輛目錄，小餅乾被殺前僅僅幾個小時，傑克遜高地有一輛海軍藍的雪佛蘭黑斑羚被盜。車牌號碼和他用來登記的幾乎相同，只顛倒了兩位數字，當然了，那是個紐約車牌，而不是阿肯色州的。
「這輛車符合汽車旅館人員的描述。小餅乾被勾搭走的時候，附近還有幾個站街的妓女，車也符合她們的描述。她們說有這麼一輛轎車慢悠悠地兜了好一陣，最後車裡的男人終於下定決心，搭上了小餅乾。」
「車還沒找到，但不等於車依然在他手上。失竊車輛被扔下後有可能會過了很久才出現。有時候偷車賊把車留在禁止停車的區域，結果被交警拖到扣車場去了。這種事不該發生，經辦人員應該根據失竊車輛目錄對比要拖的車，但應該做和實際上是兩碼事。反正也不重要。最後警察會發現兇手殺完小餅乾後二十分鐘就扔掉了那輛車，順便擦乾淨了所有指紋。」
「馬特，你就不能放手嗎？」
「放手什麼？這整件事？」
她點點頭：「接下來完全是警務程式了，對吧？篩查證據，核實所有細節。」
「應該是吧。」
「他們不太可能把這起案子塞進箱子裡再也不管，現在的情況和只有金一個死者的時候不一樣了。就算他們想把案子塞進箱子裡，報紙也不會答應的。」
「這倒是真的。」
「所以你還有什麼理由非要往裡擠嗎？你已經很對得起委託人付你的錢了。」
「是嗎？」
「不是嗎？我覺得那點錢讓你費的力氣比他多得多。」
「你說得有道理。」
「所以你為什麼不放手？有什麼事情是你能做而整個警隊做不到的？」
我努力思考這個問題。過了好一會兒，我說：「肯定有什麼聯絡。」
「什麼聯絡？」
「金和小餅乾之間。真該死，否則就說不通了。變態殺人狂作案永遠有規律，哪怕這個規律只存在於他的腦袋裡。金和小餅乾長得不像，過著不同的生活。老天在上，兩個人連性別都不一樣。金靠公寓裡的電話聯絡工作，有皮條客罩著。小餅乾是個變性站街女，在嫖客的車裡滿足他們，她不受任何保護。錢斯正在仔細核查，看她有沒有一個無人知曉的皮條客，但看起來不像有。」
我喝了一口冷咖啡。「兇手選擇小餅乾的時候，」我繼續說，「他不慌不忙，他在街上來回兜圈，他要確定他找到的是小餅乾，而不是其他什麼人。聯絡在哪兒？不是形象的問題。小餅乾和金的外在形象完全不同。」
「是她私人生活中的某種因素？」
「有可能。她的私人生活很難查證。她住在東村，去長島市賣身，我在西區的同性戀酒吧裡找不到認識她的人。她沒有皮條客，也沒有情人。她在東第五街的鄰居根本不知道她是妓女，懷疑她不是女人的人寥寥無幾。她唯一的家人是哥哥，而他甚至不知道她死了。」
我繼續說下去。里科內不是一個義大利單詞，就算是名字，也相當不尋常。我查過曼哈頓和皇后區的電話號碼簿，只找到一個姓里科內的。
我的咖啡喝完了，她又為我們煮了一壺，我們靜悄悄地坐了幾分鐘，誰也不說話。然後我說：「謝謝。」
「謝什麼，咖啡？」
「謝謝你肯聽我說，現在我覺得好些了。我必須說出來，否則就會鑽牛角尖。」
「交談總是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