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一早上，當我出現在戴安娜·考珀家門外時，看見門口站著一個穿制服的警察。大門前圍著藍白條紋的膠帶，上面寫著：禁止越過警戒線。但肯定已經有人告訴過他我會來，因為他甚至都沒問我的名字就讓我進去了。今天是謀殺案發生後的第五天。霍桑事先把案件卷宗的影印件寄了一份給我，我週末已經瀏覽過一遍了。他還附了一個簡短的便箋，告訴我早上九點在這裡見面。我繞過腳下的一處水坑，沿著一段小徑向大門口走去，進入了案發現場。
通常，我參觀的某處犯罪現場都是出自我的想象。我不需描述：導演、外聯製片、設計師和道具部門將為我完成大部分工作，從挑選傢俱到敲定牆壁的顏色，事無鉅細。我通常只需要確認最重要的細節——有裂縫的玻璃、窗臺上的血指紋，任何對故事至關重要的細節——然而，它們可能還是無法呈現。這取決於攝像機對準的方向。我時常會擔心房間對於居住在裡面的受害者來說似乎太過寬敞——但在拍攝過程中它需要能夠容納十到二十人，觀眾從來注意不到這點。事實上，房間裡會擠滿演員、技術人員、燈光、電纜、軌道、移動式攝影車，林林總總，不一而足；以至於要搞清楚這些細節在電視熒幕上會呈現出什麼樣的效果是非常困難的。
擔任片場編劇是一種奇特的經歷。我很難描述那種興奮的感覺，你走進一處片場，而它完全取決於你的想象。誠然，在這裡我完全幫不上忙，無論站在哪裡，我十有八九是礙事的那一個，但劇組的人見到我總是彬彬有禮、親切友好，即便實際上我們可能無話可說。我的工作幾周前就結束了，而他們的工作卻剛剛開始。所以我會坐在一張摺疊椅上，椅背上從來不會貼我的名字。我會在一旁觀看拍攝，偶爾和演員們閒聊幾句。有時劇組的工作人員會用一次性塑膠杯遞給我一杯茶。坐在片場的時候，我知道這一切都是我的故事，這讓我感到欣慰。我是片場的一部分，而它又是我的一部分。
考珀太太的起居室和我想象中幾乎一樣。我踏上厚厚的地毯（上面編織著粉色、灰色的花紋），打量著眼前的起居室：水晶枝形吊燈、舒適的仿古傢俱、茶几上隨意地擺放著幾本《鄉村生活與名利場》雜誌，內嵌的書架上是各種書籍（現代小說，精裝本，沒有我的作品），我感覺像個入侵者。我獨自一人，恍若漫步於一家正在展覽的博物館中，而不久前這裡還有人居住。
犯罪現場被警方偵查員貼上了各種塑膠標籤，上面用黃色的數字加以區分，但數量不多，說明沒有發現太多證據。滿滿一杯看起來像是盛著水的杯子（12）放在一張古董餐具櫃上，而在水杯旁邊，我注意到，放著一張信用卡（14），上面寫著戴安娜·考珀的名字。它們是線索嗎？只是看見它們在那裡，很難下定論。這個房間有三扇窗戶，每扇窗戶都掛著天鵝絨窗簾，窗簾一直垂到地面。五幅窗簾都用紅繩和流蘇收攏起來。離大門最近的那幅窗簾（6）鬆鬆垮垮地垂下，提醒我不久前，一箇中老年婦人就在我站立的地方被人勒死了。我不費吹灰之力就能想象她站在我面前，眼睛瞪著某處，拳頭在空中揮舞。我低頭看去，發現地毯上有一處血跡，還標著兩個號碼。在她死前，腸道會失去控制，這類細節我通常會考慮到獨立電視臺的觀眾，在播放的劇集中省略。
霍桑穿著往常那身衣服（這句話我絕對不要再寫一遍）走進起居室。他正在吃一個三明治，我反應了半天才意識到，他一定是剛才在考珀太太的廚房裡用她的炊具自己做的。我盯著他。
「怎麼了？」他問我。
「沒事。」我說。
「你吃早餐了嗎？」
「不用了，謝謝。」
他一定是聽出了我的語氣不善。「浪費可恥，」他說，「而且她再也用不上了。」他在房間裡邊走，邊拿著三明治吃。「所以，你怎麼看？」
我不確定該怎麼回答。房間很整潔。除了平板電視——放在電視櫃上，而不是裝在牆上——房間裡其餘的物品都屬於上個時代。戴安娜·考珀過著井井有條的生活，雜誌擺放得整整齊齊，裝飾品——玻璃花瓶和陶瓷雕像——定期除塵。她甚至死的時候都衣衫整潔，沒有掙扎過後的狼狽跡象。沒有打翻的傢俱。襲擊者只留下了一個痕跡：在門附近的地毯上留下了半個泥腳印。我可以想象，她看見了定會皺起眉頭。她死前沒有被人毆打或強姦過。從多個方面來看，這都是一場安靜的謀殺。
「她認識兇手。」霍桑說，「但他不是熟人。是一名男子，身高至少有六英尺，體格強健，視力不好。他來這裡的意圖明確，就是為了殺她，而且他在屋裡沒有逗留過久。她留下他獨處了一會兒，然後走進廚房。她希望他自行離開——但就在這時，他動手殺了她。殺死她之後，他搜查過整棟房子，拿走了幾樣東西，但這不是他來這裡的理由。殺人是出於私怨。」
「這些你是怎麼知道的？」雖然話已脫口而出，但我還是生自己的氣。我知道這正中他的下懷，他就是想讓我開口問他。
「他到這裡時天已經黑了。」霍桑說，「這片區域發生過好幾起入室盜竊案。一箇中老年婦人，獨自居住在市內昂貴的地段，不會輕易向陌生人敞開大門。幾乎可以肯定，作案人是一名男子。我聽說過有女人勒死女人的案例，但就我的經驗，這種情況並不常見。戴安娜·考珀身高有五英尺三英寸，如果兇手的個頭比她高，會更方便作案。他殺害她時，致使她舌骨骨折。從這一點判斷，他很強壯，儘管我承認她上了年紀，老人家舌骨更容易骨折。
「我怎麼知道他是專門來殺她的？原因有三。他沒有留下指紋。那天晚上天氣溫暖，但他特意戴了手套。他沒在這裡逗留很久。他只待在這個房間裡，如你所見，房間裡沒有咖啡杯，也沒有裝過杜松子酒的空杯子。如果他是熟人，晚上六點鐘，他們也許會一起喝一杯。」
「他可能有急事。」我說。
「看看墊子，託尼。他甚至都沒有坐下。」
我走過去看了一眼之前留意到的那個玻璃杯，剋制住拿起它的衝動。警察和法醫一定來過這裡，他們把它留下了，這讓我頗為驚訝。他們難道不用取走杯子，立刻做檢測嗎？我如實向霍桑表達了疑惑。
「他們把它帶回來了。」他說。
「為什麼？」
「為了我。」他露出標誌性的冷淡笑容，然後吃完了剩下的三明治。
「這麼說，確實有人喝過東西。」我說。
「只是水。」他咀嚼著嚥下嘴裡的三明治，「我猜測，他離開之前向她要了一杯水。於是她離開房間，留給他充足的時間解開窗簾，解下了綁窗簾的繩子。如果她在一旁看著，他不可能有機會這麼做。」
「但是他沒有喝那杯水。」
「他不想留下dna。」
「那信用卡呢？」我讀出卡上印著的名字：戴安娜·j.考珀太太。是巴克萊銀行的信用卡。截止日期是十一月。比她的「人生截止日期」晚六個月。
「這個證據很有趣。它為什麼沒有和其他銀行卡一起放在她的錢包裡呢？她當時取出這張信用卡是為了付錢嗎？這也就解釋了她為什麼會開門。上面除了她自己的指紋沒有留下其他人的指紋。因此，你可以還原出一個可能的作案情形：有人要求她付款。她拿出信用卡，就在這時，他溜到她身後勒死了她。可是，為什麼卡沒掉在地板上？」他搖了搖頭，「另一方面，它也可能與案件沒有什麼關係。我們拭目以待。」
「你說兇手視力不好。」我說。
「是的——」
「因為他沒看見她手上戴的那枚鑽石戒指。」我趕在霍桑把一切解釋得明明白白之前打斷了他，「那枚戒指一定值一大筆錢。」
「不，不，老兄。你全都搞錯了。兇手顯然對戒指不感興趣。無論他是誰，他順走了幾件珠寶和一臺筆記型電腦，讓整個案件看起來像是入室盜竊，他要麼是忘記了那枚戒指，要麼是摘不下來，所以決定不再費力氣找一把修枝剪來。他不可能沒看見。他勒死她的時候，與她近在咫尺。」
「那你怎麼知道他視力不好？」
「因為他踏進了門外的水坑，這才在地毯上留下了泥腳印。那腳印看起來像是男士鞋留下的，而且，他在其他各個方面都很謹慎。那是他唯一的疏忽。你要把這些全都記下來嗎？」
「大部分我都記得住。」我拿出蘋果手機，「但如果可以的話，我想拍幾張照片。」
「你去吧。」他指著餐具櫃上的一張黑白照片，上面是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記得把他拍進去。」
「他是誰？」
「她的丈夫，我猜測。勞倫斯·考珀。」
「離婚了？」
他用同情的眼神看著我。「他們要是離婚了，她就不會留著他的照片，對吧！他十二年前過世了。癌症。」
我拍了張照片。
在那之後，我跟隨霍桑在屋子裡檢視，逐一進入每個房間，拍下他指給我看的東西。我們從廚房開始，那間廚房外表上就像一間樣板房：配置昂貴但鮮少使用。裡面的廚具一應俱全，足以讓她盡情施展廚藝，準備一頓供十人享用的米其林大餐，但也許她只是煮個雞蛋，烤兩片吐司，將就一頓晚餐後便上床睡覺。冰箱表面貼滿了印著古典藝術品和莎士比亞名言的冰箱貼，上方擺著一個金屬罐，是納尼亞系列影片《裡海王子》裡的同款。為了防止手與金屬表面接觸，霍桑墊著布，開啟金屬罐看了看裡面。除了幾枚硬幣外，別無他物。
房間裡的一切都井井有條。窗臺上放著傑米·奧利弗和奧托倫吉的食譜，烤麵包機旁邊的架子上放著筆記本和最近收到的信件，還有一塊黑板，寫著本週的購物清單。霍桑瀏覽了一遍信件，又將它們放回原處。料理臺上方的牆上掛著一條木質的魚，上面有五個掛鉤，黛安娜平時用來掛鑰匙，他似乎對這幾把鑰匙格外感興趣。鑰匙一共有四把，每一把都貼著標籤，我適時地拍了一張照片，發現按照上面的標籤，它們分別是正門、後門、地窖和另一處名為斯托納之家的房產的鑰匙。
「這是什麼？」我疑惑道。
「在搬到倫敦之前，她曾經住在那兒。那處房產位於肯特郡的沃爾默。」
「她竟然還保留著鑰匙，奇怪……」
我們還找到了一個裝滿舊信件和賬單的家用抽屜，霍桑全部瀏覽了一遍。裡面還有一個音樂劇《摩洛哥之夜》的小冊子。封面上是一把卡拉什尼科夫機槍的圖片，肩帶擺成心形。首頁署著製片人的名字，作為其中一員，雷蒙德·克魯尼斯的名字赫然在列。
我們離開廚房，向樓上的臥室走去，樓梯一側的牆壁上貼著淺色條紋圖案的桌布，清一色的畫框裡是經典戲劇《哈姆雷特》《暴風雨》《不可兒戲》《亨利五世》《生日聚會》的海報。全是達米安·考珀出演過的戲劇。霍桑大步流星地往前走，可當我走進臥室的時候，內心卻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忐忑，這讓我感到意外。那種熟悉的感覺再次襲來，我就像是一位未經主人同意就貿然闖入的不速之客。就在一週前，一位中老年婦人還生活在這裡，也許就站在那面全身鏡前換衣服，躺在那張氣派奢華的床上，翻著斯蒂格·拉森的《玩火的女孩》入睡，如今那本書就安靜地躺在床頭櫃上。好吧，至少考珀太太不必面對那個乏味的、不免讓人有些掃興的結局。床上有兩隻枕頭。其中一隻上有明顯的壓痕，應該是頭枕在上面留下的。我可以想象她在溫暖的被窩中醒來，渾身散發著薰衣草的芳香。可她再也不會醒來了。來這裡之前，死亡在我看來只是一個必經的階段，是推進劇情發展的一環。但是站在這個剛去世不久的女人的臥室裡，我能感覺到死神就蟄伏在周圍。
霍桑翻箱倒櫃，把抽屜、衣櫃和床頭櫃都檢查了一遍。他的目光掠過梳妝檯上擺著的一個相框，裡面是達米安·考珀的照片。看起來像他。雖然說實話，我有些臉盲，而大部分年輕、英俊的英國演員在我眼裡都長得很像……尤其是當他們全都進軍好萊塢後。霍桑在考珀太太的鞋架後發現了一個保險箱，發現它仍然鎖著時，不由得皺起眉頭，但轉眼就將它拋諸腦後。我被他尋找線索的樣子吸引了。他不跟我說話，幾乎沒有注意到我的存在，那副模樣讓我不知怎麼想起了機場的警犬。雖然不知道箱子裡是否存在毒品或爆炸物，但警犬不會放過任何一隻箱子，若有異常也一定能發現。霍桑面臨同樣的不確定因素，也有著同樣的篤定。
他離開臥室，進入浴室。浴缸周圍擺放著大約二十個小瓶子：戴安娜有把酒店提供的洗髮水和沐浴露帶回家的習慣。他開啟洗手池上方的櫃子，取出三包羥基安定，也就是安眠藥，拿給我看。
「有意思。」他說。這是他這麼長時間以來說的第一句話。
「她有心事。」我說，「睡不著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