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和妻子一起去了國家劇院。我設法弄來了幾張丹尼·博伊爾製作的《科學怪人》的票，可我擔心無法好好欣賞。我不知道霍桑會怎樣評價喬尼·李·米勒這位演員，開頭二十分鐘，他一直在舞臺上裸奔。我們晚上十一點三十左右才回到家，我妻子徑直上床睡覺，但我一直到深夜都沒有睡，忍不住為這本書擔心。我還沒有和她聊過今天發生的事，我知道她會說什麼。
如果我坐下來創作一本原創的偵探小說，我不會選擇像霍桑這樣的人當主角。這個世界充斥著脾氣暴躁的中年白人偵探，我想要構思出與眾不同的人物。盲人偵探、醉漢偵探、強迫症偵探、通靈偵探……單獨拎出來，不管哪個都能被讀者接受，可這四種型別兼具的偵探會怎樣呢？其實，我更傾向於創作一名女性偵探，像《謀殺拼圖》中的莎拉·隆德。我很樂於將她刻畫得更年輕，更有活力，更加獨立，穿不穿厚實的針織衫都無關緊要。我還會賦予她幽默感。
霍桑無疑是聰明的。我們一起在不列顛尼亞路的那棟房子裡時，他靈光的頭腦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快事實就證明，他對清潔工偷錢的判斷是正確的。說起這個，還有那隻消失的貓。梅多斯警督見到他可能不高興，但我有種感覺，他雖然嘴上不承認，但內心還是尊重霍桑的。倫敦警部的某位高層顯然對他也有很高的評價。「你又收養了一隻小狗！」我還記得他是如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看穿了我——去過哪裡，做過什麼。他確實很聰明，甚至可以說是機智。
問題是，我不太喜歡他，這使得這本書難以為繼。作者和他筆下主人公的關係是非常奇特的。以少年間諜亞歷克斯·萊德為例。我寫他有十多年了，儘管我有時會嫉妒他（他不會變老，人人都喜歡他，他拯救了世界十幾次），我卻一直很喜愛這個角色，總是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到我的辦公桌前跟隨他冒險。當然，他是我創造的。我控制著他，並確保迎合了年輕讀者的全部喜好。他不抽菸，不說髒話，也沒有槍。當然，他不恐同。
這就是我腦海裡揮之不去的想法：霍桑對雷蒙德·克魯尼斯的反應。在那棟房子外面他說的話讓我錯愕萬分。我甚至不明白，他為什麼對其他事情遮遮掩掩，卻唯獨在這件事上對我袒露心聲？
有人說，這年頭，人們太敏感了，因為我們是如此害怕冒犯別人，我們根本不再進行任何嚴肅的討論。但事實就是如此。這就是為什麼電視上的政治對談節目讓人感到如此乏味。所有公開場合的對話，措辭稍有不慎就會越界，惹上大大小小的麻煩。
我記得有次我參加一個廣播節目，有人問我關於同性戀婚姻的問題。當時有件事引起了軒然大波：一對在康沃爾郡開旅館的基督徒夫妻拒絕給一對同性戀情侶提供房間。我謹慎作答。首先，我明確表示，我百分之百贊成同性婚姻，我不同意旅館老闆的做法。然而，在確定了這一前提後，我才繼續說，我們應該嘗試瞭解他們的觀點，至少那是基於某種宗教信仰（即使我不認同），也許他們不該經受郵件辱罵和死亡威脅。我們需要包容的心態，允許偏狹的存在。我以為那次我表述得還算妥當。
可這並沒有阻止源源不斷的惡評攻擊我的推特賬號。有幾名老師寫信對我說，我的書永遠不會再出現在他們的學校裡。還有人認為應該把我的書焚燒殆盡。現如今，世上的事非黑即白，一個二十一世紀的小說家創作恐同人物沒有問題，更加理智的處理方式是，把那個角色塑造成邪惡的大反派。
我坐在辦公室裡，凝視著窗外法靈頓的大地上起重機的紅光漸次亮起，星星點點，那是橫貫城鐵在施工。我問自己，還能不能繼續與霍桑合作。最開始是什麼吸引我投身其中，如果繼續下去，我又能得到什麼好處？趁我還沒有全力以赴之前，最好現在就分道揚鑣，著手別的專案。夜深了，睏倦感漸漸襲來。我本來打算讀的那本書——麗貝卡·韋斯特的《背叛的意義》，面朝下放在我的電腦旁。我伸出手，將它拽到跟前。這才是我應該花時間的地方。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於我而言更加安全。
就在這時，電話鈴聲響起。我低頭看著螢幕，是霍桑發來的一條簡訊。
尤尼寇咖啡廳
哈羅山丘
上午九點半。早餐。
哈羅山丘是戈德溫一家住的地方。他是在用這種方式告訴我，那是他接下來要去的地方。
我真的很想知道是誰殺了戴安娜·考珀。這是事實。不管我喜歡與否，都已經牽扯進來了。我不久前還站在她的客廳裡，想象她如何生活……和死去。我見過地毯上的血跡。我想知道是誰給她寄了一封匿名信，那個人是否就是帶走貓咪的人。霍桑和我說過，她知道自己命不久矣。那怎麼可能呢？若真如此，她為什麼不去警察局？最重要的是，我想見戈德溫一家，尤其是傑里米·戈德溫——「那個大腦受損的男孩」。也許，有一天，我會在報紙上偶然看到一篇文章，得知了破案的經過。霍桑甚至可能會找別人為他寫書。可這些都不夠理想。
我想親自去那裡。
我靈機一動，我可以制定自己的規則。誰說我必須一五一十地記錄發生的一切？我完全沒有必要提及霍桑對雷蒙德·克魯尼斯的評價。我可以刪除他評論那張黑白裸照的隻言片語，隻字不提其他催生整件事的藝術品。實際上，我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描寫他。沒有什麼能阻止我把他塑造得更年輕、更睿智、更柔和、更迷人。這是我的書！直到它出版他才能看到，那時木已成舟。只要書能賣，他也不會在意這些。
而與此同時，我知道我不能這麼做。霍桑走進了我的生活，他就是他。如果我擅自改變了他，那將會激起池塘中的第一道漣漪，邁出顛覆程式的第一步，一切將再次回到虛構的世界。我可以看見自己在重塑他與之交談過的所有人，他去過的所有不同地方。那個該死的羅伯特·梅普爾索普將是第一個離開的人。這麼做有什麼意義呢？還不如回到以前的老路，編造整個案件。
上午九點半，哈羅山丘。
我仍然拿著手機，意識到前進的道路只有一條——儘管那意味著我將顛覆我的創作方式，也就是說，我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我不必為霍桑撒謊，也不需要保護他。他自己可以照顧自己。但是我會質疑他的一些態度……實際上，我有義務這樣做。否則，我將不得不迎接狂風暴雨的洗禮，面對我心有餘悸的那種批評聲。
我剛知道他對同性戀有意見。好吧，我不會以任何方式容忍這一態度，可我會弄清楚他為什麼這麼想，倘若最終連我也能理解他一點，那麼肯定不會有人再抱怨。這本書才會有價值。
也許他本人就是同性戀。畢竟，當位高權重的政治家或神職人員公開發表講話反對同性戀時，他們往往會被發現是隱藏得很深的同志。我不想拆穿他。儘管之前有種種糾葛，我卻根本不想傷害他。但是突然之間，我發現自己也有了一個目標。
我要調查這位偵探。
我拿起手機，輸入了三個字：
那裡見。
然後上床睡覺。
尤尼寇咖啡廳就在哈羅山丘站所在的那條路，在地鐵線附近、破敗購物步行街的盡頭。霍桑已經點好了早餐：雞蛋、培根、吐司和茶。令我驚訝的是，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他坐下來吃頓像樣的早餐。他小心翼翼地吃著，彷彿對面前的東西抱有疑慮，他快速地切開食物，然後用叉子儘可能快地送進嘴裡，迫不及待地想要擺脫它們。從他吃飯的架勢，我看不出他是在享受吃進嘴裡的食物。我以為他會為我們上次的不歡而散致歉，但他只是對我笑了笑。他一點也不驚訝我露面了。我想他應該從來沒想過我會不來。
我在他對面的座位坐下，點了一個培根三明治。
「你怎麼樣？」他問我。
「我很好。」
如果我的語氣聽上去有些疏遠，他也完全沒注意到。「我對戈德溫一家做了點調查。」他邊吃邊說，但不知怎的，食物並沒有妨礙他的表述。他旁邊的桌子上放著一個記事本。「父親艾倫·戈德溫，」他繼續說道，「他自己做生意，是一名活動策劃人。他的妻子朱迪思·戈德溫在一家兒童慈善機構兼職。他們只有一個兒子。傑里米·戈德溫現在十八歲了。大腦損傷。根據醫生的說法，他需要全天候的照料——但這可以有很多種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