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為他們表現出哪怕一點點難過嗎？」我不滿道。
他從盤子上方抬起頭，一臉困惑：「是什麼讓你覺得我不難過呢？」
「你喋喋不休地陳述事實的樣子。‘他們只有一個兒子。’當然是一個啊！另一個被撞死了。至於那個還活著的孩子，你還暗示他可能是假裝殘疾之類的。」
「看得出你今天一大早就心情不好。」他喝了一口茶，「我對傑里米·戈德溫一無所知，除了我被告知的內容。除非戴安娜·考珀認錯了，不然在她死亡的那晚，很可能是他溜下床或是從輪椅上下來，長途跋涉來到不列顛尼亞路。而且不要忘記，就在昨天，還是你急著要到這裡一探究竟。你可以把他們當場抓個現行：艾倫·戈德溫、朱迪思·戈德溫，還有傑里米·戈德溫。如果他具備作案能力的話。要是我哪句話說錯了，你可以糾正我。」
我的培根三明治上桌了，可我實在沒有胃口。「我只是說，你可以對人更加溫和一些。」
「這就是你來這裡的原因嗎？因為你想和嫌疑犯勾肩搭背，稱兄道弟？」
「不是。但是……」
「你來這裡的理由和我一樣。你想知道是誰殺死了戴安娜·考珀。如果是他們中的某人乾的，那個人就會被逮捕。如果不是，我們就離開，永遠不會再見到他們。無論哪種情況，我們對他們的看法和感覺都無所謂。」
他翻過一頁記事本。他在上面做了筆記，字跡乾淨整齊，一絲不苟。他的字很小，不戴眼鏡我都看不清。「我把這起事故的經過做了一個總結，如果不會惹你太心煩的話……一個八歲的孩子被撞死了。」
「繼續。」我說。
「與雷蒙德·克魯尼斯和我們說的出入不大。他們住在迪爾的皇家酒店……就兩兄弟，還有他們的保姆瑪麗·奧布萊恩。他們整天都在沙灘上消磨時光，在回家的路上，孩子們橫穿馬路去對面買冰激凌。在法庭上，保姆的表述有些磕絆，但她發誓說當時路上沒有車輛經過。她錯了。他們跑到半路，拐角處駛來一輛汽車，撞向他們。保姆僥倖脫險，兩個孩子一死一傷，然後肇事車輛駛離現場。當時周圍有不少人，有很多目擊者。如果戴安娜·考珀沒在幾小時後自首，她會惹上大麻煩。」
「你認為她應該被無罪釋放嗎？」
霍桑聳了聳肩：「你該去問辯護律師。」
「她認識法官。」
「她有位熟人認識法官，這是兩回事。」他似乎忘記了昨天是他一直在暗示其中存在不當行為。「法官認識很多人，」他補充道，「不一定意味著有非法的勾當。」
我們在陰鬱的沉默中吃完了早餐。女服務員遞來賬單。霍桑看都沒看一眼。他在等我付錢。
「這是另外一回事。」我說，「到目前為止，我注意到，我們每次喝咖啡、打車，都是我付錢。如果這次合作我們倆是五五開，也許我們應該以相同的方式分擔費用。」
「好吧！」他聽起來的確很驚訝。
話剛說出口，我就已經後悔了。這次的不滿更多是出於我對前一天那件事的牴觸，而不是真的希望和他分擔費用。我看著他拿出錢包，取出一張十英鎊的紙幣，那紙幣軟塌塌、皺巴巴的，要不是通過顏色，我都沒法確定它的面額。他把錢放在桌上，就像放下從陰溝裡打撈起的一片秋天的落葉。他的錢包裡再沒有紙幣的影子。即使我的觀點是合理的，我的所作所為也讓自己顯得小氣又卑鄙。順便提一句，這大概是霍桑最後一次付錢，我之後再也沒有抱怨過。
我們一起走出咖啡館。我其實對哈羅山丘很熟悉。《正義與否》的很多場景都是在這裡拍攝的，這裡復古的大街就像置身於黑斯廷斯的街道。令人驚訝的是，再在音軌上加一些海鷗的叫聲，幾乎能以假亂真。我上的第一所寄宿學校就在這附近，五十年過去了，這裡幾乎沒什麼變化，讓我備感意外。它仍然是那處遺世獨立的存在，綠樹成蔭，不染凡俗，俯瞰著倫敦北部延伸開來的那片郊區。
「所以，你昨晚幹了什麼？」我們繼續趕路的時候，我問霍桑。
「什麼？」
「我只是想知道你做了什麼。出去吃晚飯了嗎？在研究案情嗎？」他沒有回答，所以我補充了一句，「為了這本書。」
「我吃過晚飯，做了一些筆記，就上床睡覺了。」
但是吃的什麼？和誰上床睡覺？有沒有看電視？甚至他家裡有沒有電視呢？
他沒有告訴我，我也沒有時間追問。
我們來到羅克斯伯勒街上一棟維多利亞式的房屋前，那幢房子有三層樓高，由深紅色的磚砌成，總讓我不由得聯想到狄更斯的小說。它與主路隔著一條碎石子路，雙車庫，第一眼看上去，我就心頭一震，我從未見過哪棟建築像它這樣散發著揮之不去的悲傷氣質——幾近廢棄的貧瘠的花園，剝落的油漆，窗欄花壇裡枯萎的花，沒有透著一絲光亮的空洞視窗。
這就是戈德溫一家的住處……或者說，是倖存的三口之家。
註釋：
丹尼·博伊爾，英國導演，一九五六年生於曼徹斯特，其作品極具後現代視聽風格，被視為希區柯克、庫布里克和昆汀·塔倫蒂諾的混合體。
也叫《謀殺》（thekilling），改編自丹麥劇集《謀殺拼圖》（forbrydels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