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買了一雙新鞋。」第二天我出門的時候妻子說。
「沒有。」我說，低頭一看，原來我穿著霍桑給我的那雙鞋，也就是達米安·考珀的鞋。它們上腳很舒服，是義大利產的。我不假思索地就穿在了腳上。
「哦，這雙啊！」我喃喃道。
我的妻子是電視製片人。任何細節都逃不過她的雙眼，她輕而易舉就能當偵探，或是間諜。我笨拙地站在原地。霍桑的事，我對她隻字未提。
「買了有一陣了。」我說，「只是不經常穿。」我們不會對彼此撒謊。這兩個陳述大致都屬實。
「你要去哪裡？」她問我。
「和希爾達吃午餐。」我說。
希爾達·斯塔克是我的文學經紀人。我也沒跟她說起過霍桑。我用最快的速度出了門。
作家與經紀人之間的關係很奇特，我甚至不確定自己能完全理解這種關係。從基本的開始說起，作家需要經紀人。大部分作家在處理合同、買賣和發票這些事情時，是毫無頭緒的。事實上，處理任何生意上的事都是如此。經紀人會辦好這些，作為回報，你賺的錢的百分之十要進入他們的腰包。這個價格其實很公道，除非你出了本暢銷書。但如果你的書真賣得這麼好，你也不會在乎這點錢。其他的事他們不太插手。他們不會真的幫你帶來工作機會。如果他們設法提高了你的預付款，那這部分金額遠沒有他們自己賺取的佣金高。
經紀人不完全是你的朋友。就算是，也是長袖善舞的那一類。他們還有幾十個其他客戶，同樣也很樂於和他們見面。他們可能會試探地問候你妻子和孩子的近況，但實際上他們最感興趣的還是你新書的進展。可以說，他們的腦回路只關注一件事，與尼爾森公司（英國一家追蹤圖書銷售資料的公司）完美同步。我的書出版一週後，希爾達會打電話告訴我圖書的排名情況，即使她知道我討厭聽這些。我會告訴她：「圖書銷量不是全部。」簡而言之，這就是我們之間的差異。
我記得在她和我簽約之後不久，我們約好在機場碰面。我要去愛丁堡做一場演講，她同意一起前往，我很驚訝。她難道不用回家嗎？沒有家人在等她嗎？我永遠也不會知道答案了。她沒有邀請我去過她家，我也從未見過她的家人。我看到她的時候，她在安檢通道的那頭，正扯著嗓門衝手機那頭的人叫嚷，她示意我不要打擾她。我花了大約十幾秒，意識到電話那頭是出版社的人，又用了十秒鐘才意識到那是我的出版商。安檢後她穿上鞋子，繫好皮帶，套上夾克，走進了史密斯的機場書店，卻發現裡面沒有我新書的存貨。她想知道為什麼。
這就是希爾達。在我和她簽約之前，我在迪拜、香港、開普敦、愛丁堡和悉尼的書展上都見過她。她對我瞭如指掌：我的新書表現如何，我的編輯為何離職，接替她的人是誰。如果我是阿拉丁，那她就是我的燈神，雖然據我所知，我從未擦過那盞傳說中的神燈。和她簽約是必然的結果，最後我也確實和她簽了。順便說一句，我遠算不上她籤的最大牌的作家。但她的才能就是總能讓我相信，我其實就是大牌作家。
我總是不得不提醒自己，從理論上講，她為我工作，而不是反過來。即使這樣，我見她時也總是很緊張。她是個身材嬌小，穿著幹練的女人，留著細密的鬈髮，一雙探究的眼睛總是目光灼灼地看著你。她的一切都很強硬：她衝你指指點點的樣子，字正腔圓的語氣，不動聲色的表情，甚至是她的著裝品位。她說髒話和霍桑有得一拼。我喜歡她，也同樣懼怕她。
我知道我必須要把正在創作的這本小說告訴她。她會賣掉它。她會做這筆生意。我同樣知道，她會為我沒有事先徵求她的意見就自作主張而生氣，這也是為什麼我儘可能地拖延時間。我和她聊完了其他重要的事：《絲之屋》的推廣，少年間諜系列最新一本的構思（我有個想法，這本書我想寫亞森·格雷格羅維奇，這名殺手在之前幾次冒險裡登場過），還有英國獨立電視臺、《正義與否》的進度、下一季的《戰地神探》（如果真有下一季的話）。希爾達一反常態地有些焦躁，即使是按照她的標準來衡量。服務員收拾餐盤的時候，我問她出什麼事了。
「我不想提，」她說，「不管怎樣，你可能也會在報紙上看到。我的一個客戶被逮捕了。」
「是誰？」
「雷蒙德·克魯尼斯。」
「那個戲劇製片人？」
她點了點頭。「他去年為一部音樂劇拉了一筆投資。《摩洛哥之夜》。它的表現不如預期。」希爾達任何時候都不會用「失敗」這個詞，即使它賠得一分錢都不剩。如果一本書被評論家們罵得體無完膚，她也總是能找到一個詞，可以讓她宣稱「譭譽參半」。「如今有些投資者聲稱他誤導了他們，他因商業欺詐正在接受調查。」
葬禮開始前布魯諾·王告訴我的事是真的。我很驚訝。我甚至都不知道希爾達還代理了戲劇製片人，不禁疑惑她是否也虧損了。我不敢問，但這是我一直在尋找的開口時機。我先說我最近見過克魯尼斯，因為他去參加了戴安娜·考珀的葬禮。這讓我順帶引出了霍桑，最後我描述了一下我答應寫的這本書。
她沒有生氣。希爾達從來不對她的客戶大喊大叫。此時，用「難以置信」形容她更加準確。「我真的不明白你的意思。」她說，「我們談論過讓你擺脫兒童作家的形象，重新塑造成一個成人作家……」
「這是一本成人書。」
「這是真實案件！您不是寫非虛構小說的作家。而且，不管怎麼說，真實案件類的書不好賣。」她伸手去拿酒杯，「我認為這不是一個好主意。幾個月後《絲之屋》就要出版了，你知道我有多喜歡那本書。我以為我們已經達成共識，會再寫一部續集。」
「我會寫的！」
「您現在就應該構思。那才是人們想要讀的東西。人們為什麼會對這個人感興趣……他叫什麼來著？」
「霍桑。全名是丹尼爾·霍桑，但他只用霍桑這個姓。」
「這種人向來如此，他是個警探。」
「他曾經是個警探。」
「所以他是個失業的偵探！‘失業偵探’。你是打算叫這個名字嗎？你想好書名了嗎？」
「沒有。」
她把酒杯重新丟回桌上。「我真的不明白，他哪一點吸引了您。您喜歡他嗎？」
「很不喜歡。」我坦白說。
「那其他人為什麼會喜歡呢？」
「他很聰明。」我知道這個理由聽起來有多無力。
「他還沒有破案。」
「嗯，他還在調查。」
服務員上了主菜，我給她講了我參與的幾次走訪。麻煩的是，除了我記下來的筆記之外，我還沒有動筆，在講述的過程中，一切聽上去都是那麼虛無縹緲，像是在講趣聞逸事，甚至有點無聊。想象一下，詳細描述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說的情節會是什麼樣，現在的我就是如此。
最後她打斷了我。「霍桑，這人是誰？」她問我，「他的有趣之處是什麼？他喝單一麥芽威士忌嗎？他開老爺車嗎？他喜歡爵士樂還是歌劇？他養狗嗎？」
「我對他一無所知，」我可憐兮兮地說，「他之前結過婚，有個十一歲的兒子。他在蘇格蘭場的時候可能把某個人推下了樓梯。他不喜歡同性戀……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是同性戀嗎？」
「不，他不喜歡談論自己的事。他拒絕讓我靠近。」
「那你怎麼寫他呢？」
「如果他破案了……」
「某些案件可能要花數年的時間才能偵破。您後半輩子都要跟著他滿倫敦跑嗎？」她給自己點了一盤薄牛肉片，用刀切肉的架勢就好像那盤肉惹她生氣了。「您必須改名字，」她補充說，「您不能就那樣闖進別人家，把他們寫進您的書裡。」
她瞪著我說：「您最好把我的名字也改了，我不想被寫進去。」
「聽我說，等案子破了，這會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案子。」我一口咬定，「而且，我認為霍桑是一個有趣的人。我會嘗試挖掘出更多關於他的資訊。」
「怎麼挖掘？」
「我和一位警探見過面，我會從他入手。」我想的這個人是梅多斯警督。也許我請他喝一杯酒，他會和我聊聊。
「你和霍桑先生談過錢的事嗎？」希爾達嘴裡嚼著牛肉，問我。
這其實是我一直擔心的問題。「我建議五五分。」
「什麼？」她差點把刀叉扔掉，「這太可笑了。」她說，「您寫過四十本小說，是一位知名作家，而他只是一個沒工作的偵探。如果要合作的話，他應該付錢給您寫他，當然，他的分成不應該超過百分之二十。」
「可這是他的故事！」
「但是您是寫故事的人。」她嘆了口氣，「您真的打算繼續下去嗎？」
「現在退出為時已晚了，」我說，「反正我確定我不想退出。我去過案發現場的那個房間，希爾達。我親眼看見了屍體，面目全非，倒在血泊裡。」我瞥了一眼盤子裡還有幾分生的牛排，然後放下了手中的刀叉。「我想知道誰是兇手。」
「好吧。」她看我的表情似乎在說，這事沒什麼好下場，但這不是她的錯。「把他的電話號碼給我，我和他聊聊。可是我現在要提醒您，您手裡還簽了兩份出版合同，而且至少其中一部作品的故事背景應該設定在十九世紀。我不確定您的出版商是否會對它感興趣。」
「五五分。」我說。
「除非我死。」她說。
午餐後，我去了維多利亞車站，感覺自己就像個逃學的小學生。為什麼忽然之間我會瞞著大家做這件事？霍桑的事我從沒和妻子提過，現在我又偷偷溜過來和他碰面，也沒告訴希爾達。霍桑就這樣一點點混進了我的生活中。從某種程度上說無疑是危險的。可最糟糕的是，我竟然很期待見到他，期待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我剛才和希爾達說的是實話，我被迷住了。
我不喜歡維多利亞車站，鮮少涉足那裡。那是倫敦一處格格不入的地方，在白金漢宮的另一頭，也是錯誤的那頭。據我所知，那裡沒有像樣的餐廳，商店裡賣的東西沒人想要，沒有電影院，僅有的幾個劇院也孤零零的，與它們天然的故鄉沙夫茨伯裡大街隔絕開來。維多利亞車站是那麼的復古，彷彿下一秒就會開出一輛蒸汽火車。當你前腳剛邁出車站，就會發現自己迷失在了隨意交錯的路口，每條街看上去都是一樣的破舊寒酸。
近年來，他們還找來一幫活潑開朗的導遊，戴著圓頂禮帽，站在車站前的空地給遊客提供建議。我給他們唯一的建議是：一邊去。
這就是艾倫·戈德溫工作的地方，他經營著一家公司，為企業組織會議，策劃社會活動。他的辦公室在大樓的三層，那是一棟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落成的建築，飽經風吹雨打，坐落在一條狹窄的街道盡頭，和幾家門庭冷落的咖啡廳擠在一處，附近就是長途汽車站。我到的時候外面正在下雨。一整天都陰沉沉的，人行道上的水坑裡泛著漣漪，長途汽車隆隆駛過時濺起了水花。我幾乎無法想象還有什麼地方是我更不想去的。門牌上寫著「親愛的孩子事件」，我思考了片刻它的出處。這是取自哈羅德·麥克米倫的一句話，曾經有人問他政客應該害怕什麼，他回答說：「事件，親愛的孩子，是事件。」
我被領進一間狹小、形狀不規則的會客室，我不需要當偵探就可以判斷這裡的生意好壞。傢俱很貴，但有些磨損，散落在桌子上的行業雜誌已經過時。盆栽裡的植物漸漸枯萎。接待員無所事事，也沒有試圖掩飾。她的電話沒有響。架子上陳列著幾個獎項，是我從沒聽說過的組織頒發的。
霍桑已經到了，就坐在沙發上，帶著我日漸熟悉的那種不耐煩的感覺，彷彿沉迷於案件之中，迫不及待想要開始下一輪審訊。「你遲到了。」他說。
我看了一眼手錶，下午三點零五分。「你還好嗎？」我問他，「週末過得怎麼樣？」
「還行。」
「你幹什麼了？看電影了嗎？」
他用好奇的目光注視著我：「你怎麼了？」
「沒怎麼。」我想到了和希爾達共進午餐時的情景，我坐在他對面。「你知道雷蒙德·克魯尼斯被逮捕的事嗎？」
他點了點頭。「我在報紙上看到了。他從戴安娜·考珀手中拿走五萬美元，無異於狠狠宰了她一筆。」
「也許她抓住了他的把柄，給了他殺害她的理由。」
霍桑思考了一下我的提議，我看得出來他早就推翻了這個假設。「你是這麼想的？」
「存在這種可能性。」
一個年輕女孩走進接待區，用絕望的語氣告訴我們，戈德溫先生可以見我們了。她帶著我們穿過一條短短的走廊，路過兩間辦公室——我注意到，裡面都空蕩蕩的。走廊盡頭有一扇門，她開啟門：「您的訪客到了，戈德溫先生。」
我們走進去。
我立刻認出了艾倫·戈德溫。我在葬禮上見過他。他就是那個高個子，頭髮亂糟糟的，拿著白手帕的男人。此刻，他正坐在一張桌子後面，身後是一扇窗戶，視線越過他的肩膀，可以望見外面的長途汽車站。他穿著運動外套和圓領毛線衫。我們進門的時候，他也認出了我們。他知道我們在墓地見過他，拉下了臉。
桌子對面有兩個座位，我們坐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