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警察嗎？」他緊張地打量著霍桑。
「沒錯，我和警察一起工作。」
「我想，你是否可以出示一下某種身份證明？」
「我想，你能否告訴我們，你去布朗普頓公墓做什麼？說到這個，你離開的時候做了什麼？」戈德溫沒有吭聲，於是霍桑繼續說，「警察不知道你去過那兒，可我知道，如果我告訴他們，他們應該會很感興趣和你聊聊。坦白說，相對而言，和我說話要輕鬆得多。」
戈德溫似乎陷入了椅子中。湊近看，他是個不堪重負的男人。這也難怪。一場事故帶走了他的一個兒子，讓另一個致殘，而這只是揭開了不幸的序幕，之後他又接連面對失去家庭，婚姻破裂，生意失敗的打擊。我知道，他會回答霍桑的問題，他幾乎沒有招架之力。
「參加葬禮又不犯罪。」他說。
「事實並非如此，你聽到那首兒歌了。‘公交車上的輪子……’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殯葬法修正案》裡有一條：在葬禮上引起騷亂、實施暴力或是做出其他不當舉動。但這個插曲也可以被歸到非法入侵罪那一條。有人開啟棺材，在裡面放了一個音樂播放器，你瞭解什麼情況嗎？」
「不瞭解。」
「但是你目睹了事情的經過。」
「是的，當然了。」
「那首歌對你有什麼意義嗎？」
戈德溫停頓了，有那麼一刻，我看到絕望在他深邃的眼睛裡瀰漫開來。「我們給蒂莫西下葬時放過，」他粗聲粗氣地說，「那是他最喜歡的歌。」
這一次連霍桑都猶豫了，但只是一瞬間。很快，他又發起了進攻。「你為什麼去那兒？」他詰問道，「為什麼要去參加一個你完全有理由憎恨的女人的葬禮？」
「因為我恨她！」戈德溫的臉因為憤怒而充血。他濃密的黑眉毛加劇了他的憤怒。「那個愚蠢又粗心的女人殺了我兒子，一個八歲的男孩，把大家的開心果，他生龍活虎的哥哥幾乎變成了植物人。因為她沒戴眼鏡，就毀了我的生活。我去參加葬禮，因為我知道她死了很高興，我想親眼看她入土，覺得這樣可以讓我放下過去。」
「你放下了嗎？」
「沒有。」
「那達米安·考珀的死呢？」霍桑應該去打網球，他用力揮球過網，有著和網球運動員一樣百折不撓的毅力和專注力。
戈德溫冷笑道：「霍桑先生，你認為是我殺了他嗎？所以你才問我葬禮過後做了什麼？我散了很久的步，沿著國王路，後來去了泰晤士河畔。沒錯，我知道。很合適的藉口，不是嗎？沒有目擊者。沒有人可以告訴你我去過哪裡。但是，我為什麼會想要傷害他呢？開車的又不是他。他在家裡。」
「他的母親駕車逃逸了，也許是為了保護他。」
「那是她的決定。她的行為既膽小又自私，但他和這件事無關。」
這與我一直以來的想法不謀而合，艾倫·戈德溫也許有充分的理由殺害戴安娜·考珀，但我不知道怎麼會殃及她的兒子。兩個男人都沒再說話，就像兩名拳擊手，要在最後一局決出勝負。霍桑首先出擊：「你去見過考珀太太。」
戈德溫猶豫道：「沒有。」
「別騙我，戈德溫先生。我知道你去見過她。」
「你怎麼知道的？」
「考珀太太和她兒子說過她很怕你。據他所說，你威脅過她。」
「我沒有做過這種事。」他停下來，調整了一下呼吸，「好吧，我去見過她。我也不明白我為什麼會否認，大約三四個星期前。」
「她去世前兩個星期。」
「我來告訴你是什麼時候。那是朱迪思要我離開家後的兩個星期時，我們終於意識到我們的婚姻無法挽救。我就是那個時候去見她的，因為我突然想到，也許，只是也許，她能幫上忙。我以為她甚至可能願意幫忙。」
「幫忙？怎麼幫？」
「用錢幫！不然你以為呢？」他長吸了一口氣，「我不妨告訴你，因為，你知道嗎？我真的什麼也不在乎了。我一無所有。我的公司破產了。企業不願意再掏錢……舉辦公司活動。戈登·布朗讓這個該死的國家陷入泥潭，新上任的又毫無頭緒。人人都勒緊褲腰帶，像我這樣的人是最先無家可歸的。
「我和朱迪思——我們的婚姻也走到了盡頭。二十四年的婚姻，有一天你突然醒來，意識到你們無法忍受繼續共處一室。總之，這是她的原話。」他指著天花板，「樓上有一個單間公寓，我就住在那裡。我今年五十五歲，在單個煤氣灶上煮雞蛋，要不就買一個裝在棕色紙袋裡的巨無霸湊合一頓，我的生活淪落到了這個地步。
「我可以忍受這一切。我不在乎。但是你知道真正痛苦的是什麼嗎？為什麼我要去見那個可惡的女人？我們房子的貸款要斷供了。甚至這對我來說也沒關係，但那是傑里米的住處。是他的家呀，是唯一讓他感到安全的地方。」他眼睛裡迸發出憤怒的火焰。「如果我能想到任何辦法，讓他可以不用經受這一切，我都會去做。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吞下自己的尊嚴，去見了考珀太太。我以為她會幫忙。她在切爾西有個像樣的住處，我在報紙上看到過，兒子在好萊塢賺得盆滿缽滿。我想，也許，但凡她還顧及一點體面，可能會想要彌補之前的所作所為，做點實際的舉動，幫助我們一家。」
「她怎麼做的？」
「你覺得呢？」他的臉上又浮現出一抹冷笑，「她當著我的面摔上了門，當我想要強行進去的時候，她威脅說要報警。」
「強行進去？這是什麼意思？」霍桑問。
「我的意思是，我努力說服她讓我和她聊聊。我沒有威脅她，沒有使用暴力。我差點要跪下來求她給我十分鐘的時間了。」他稍作停頓，「我只想要借一筆款，這算過分的要求嗎？我有幾個宣傳要上，可能會迎來事業的轉機。我只需要一點喘息的時間，但她什麼都不聽。我不知道怎麼會有人如此冷酷，這麼不近人情。她讓我離開，我也正是這麼做的。我真的後悔一開始決定去找她，我對自己感到噁心。你可以看出來，我當時多麼絕望。」
「戈德溫先生，你們的對話是在哪個房間裡發生的？」
「前室，起居室。怎麼了？」
「幾點？」
「午餐時分，大概中午時。」
「所以窗簾是繫上的。」
「是的。」這個問題讓他感到困惑。
「你怎麼知道她在家呢？」
「我不知道，只是去碰碰運氣。」
「後來，你給她寫了一封信。」
戈德溫稍作猶豫：「是的。」
霍桑把手伸進夾克口袋，掏出安德莉亞·卡盧瓦涅克給他的那封信。過去的幾天裡發生了很多事，我幾乎忘記了信的事。他展開信紙。「‘我一直在盯著你，我知道你最寶貴的東西是什麼。’」他讀道，「你說你沒有威脅她，但在我看來這已經構成了威脅。」
「我當時很憤怒，我不是故意的。」
「你是什麼時候寄出這封信的？」
「我不是寄的，是親手投遞的。」
「什麼時候？」
「在和她見面大約一個星期之後。是個星期五，我想可能是六號或者七號。」
「她死前的那個週末！」
「我沒有進屋，只是把它塞進門縫裡。」
「她回覆了嗎？」
「沒有，我一句話都沒收到。」
霍桑再次看了一眼那封信。「‘你最寶貴的東西’是什麼意思？」
「沒什麼意思！」戈德溫把拳頭砸在桌上，「只是一句話。你換位思考一下！去見她是愚蠢的舉動，寫這封信也很愚蠢。但是當人們陷入困境時，就會做愚蠢的事情。」
「考珀太太養了只貓。」霍桑說，「波斯貓。我想你應該沒見到吧。」
「沒有。我沒見過什麼該死的貓——實際上，我言盡於此了。你沒有向我出示任何證件，我不知道你的身份，我希望你離開。」
隔壁辦公室的電話響了，那是我們進入大樓以來聽到的唯一聲響。「你打算過多久從這裡搬走？」霍桑問道。
「還有三個月租約才到期。」
「那我們就知道去哪裡可以找到你了。」
我們穿過幾乎空蕩蕩的辦公室，來到門外，外面還在下雨。霍桑立刻點了一支香菸。「我明天要去坎特伯雷。」他突然宣佈，「你要去嗎？」
「為什麼要去坎特伯雷？」我好奇道。
「我找到了奈傑爾·威斯頓。」我已經想不起這人是誰了。「奈傑爾·威斯頓法官，」霍桑提醒我，「那個讓戴安娜·考珀獲得自由的人。之後，我會去一趟迪爾。你可能會喜歡，託尼。呼吸一下海邊新鮮的空氣。」
「好吧。」我說，儘管我真的不想離開倫敦。我正在被拖進一個全然陌生的區域，讓我感到不舒服的是，霍桑是我的嚮導。
「那一會兒見。」
我們各自上路，可當我走到街道盡頭的時候，想起了那個我一直想問的問題。艾倫·戈德溫說過很高興她死了，他說「我很高興」。但是當我在葬禮上見到他時，他一直在哭，不斷地用手帕擦眼睛。為什麼？
他還有所隱瞞。
「因為她沒戴眼鏡，就毀了我的生活。」
這是他剛才說的，他的聲音因為憤怒而哽住了。可另一個知情人，雷蒙德·克魯尼斯，說起戴安娜·考珀，卻是完全不同的說法。
我一進門，就迫不及待地跑去翻筆記，找到了我想找的東西。那是霍桑錯過的線索——可它一直在那裡，就在我們眼前——母子兩人都必須死去的理由。這準確地向我們傳達了兇手是誰。事實上，這是顯而易見的。
突然間，我開始期待我們這趟前往坎特伯雷的火車之行。這一次，我佔了上風。
註釋：
沙夫茨伯裡大街是倫敦西區的一條重要街道，也是西區的劇院集中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