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頭一次這麼期待見到霍桑。第二天，當我趕到國王十字聖潘克拉斯火車站和他碰面時，我發現他心情很好。他已經買好兩張車票，還說讓我只付我的那張票錢就行。
火車駛離車站時，我們已經隔著桌子面對面坐下。我還沒開口說話，他突然拿出一張紙、一支筆，還有一本平裝書。書頭朝下對著我，我看見封皮上的書名是《局外人》，作者是阿爾貝·加繆，是根據原文法語翻譯過來的英譯本。那是一本二手書，企鵝經典版，內頁鬆散，有幾頁已經脫離了書脊。我非常驚訝，我從未想過霍桑竟然會閱讀通俗小報之外的東西。他給我的印象真的不像是一個會對小說感興趣的人，更別說閱讀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阿爾及爾鑽研存在主義的故事。要是有人問我，我想象中，他應該是那種愜意地躺著，手裡拿著一本丹·布朗的小說，看得津津有味的人。或是情節更加跌宕起伏的讀物，比如哈蘭·科本或是詹姆斯·帕特森的書。甚至這些書我覺得他都不一定會看。霍桑很聰明，受過良好的教育，但在我印象中，他不像是那種有豐富內心世界的人。
我不想打擾他，但同時我心癢難耐，想要告訴他我的推論，有關戴安娜·考珀和她兒子被謀殺的前因後果。倫敦在我身後飛速掠過，安靜地坐了十五分鐘後，我再也忍不住了。霍桑已經讀完三頁書，順便提一句，他每翻過一頁都很果斷，可以想象每讀完一頁他都費了不少力氣，而且慶幸自己不用再從頭看一遍。
「好看嗎？」我問他。
「什麼？」
「《局外人》。」我說的是法語書名，他一臉茫然，於是我又把書名翻譯成英語。
「還不錯。」
「這麼說，你喜歡現代文學。」
他知道我在挖掘他的隱私，有些生氣。但唯一一次，他主動提供了一些資訊：「不是我選的。」
「不是嗎？」
「是讀書會佈置的。」
霍桑竟然參加了讀書會！這就像他告訴我他參加了編織小組一樣。
「我十八歲的時候，讀過這本書。」我說，「它對我影響頗深，默爾索那個角色讓我很有共鳴。」
默爾索就是書名裡提到的「局外人」。他第一視角的講述貫穿了全書——「今天我的母親去世了。也許是昨天……」——他因為殺了一個阿拉伯人鋃鐺入獄，最後死去。他陰鬱的人生態度、缺乏連貫性的表述，吸引了當時還是青少年的我，內心深處，我隱隱希望自己可以像他那樣。
「相信我，老兄。你和默爾索一點都不像，」霍桑回應道。他合上書，「我見過很多像他一樣的人。他們心如死水。他們在外頭做了傻事，覺得世界欠了他們一條活路。我不會寫這類人。如果由我選擇的話，我也不會讀關於他們的故事。」
「讀書會里都有誰？」我問他。
「就是那些人。」
我等著他說下去。
「他們來自一家圖書館。」
「你們什麼時候見面？」
他什麼也沒說。我看著窗外背鐵軌旁的排屋，一片片小花園將它們與沒完沒了的火車轟鳴聲分隔開。到處都是垃圾，灰濛濛的塵土籠罩著一切。
「你還讀過什麼書？」我追問道。
「你問這個做什麼？」
「我想知道。」
他回想了一下，我看得出他心頭的火躥起來了。「蘭諾·絲薇佛的書。講一個男孩殺死了他的同學，最近讀的一本書。」
「《凱文怎麼了》。你喜歡這本書嗎？」
「她很聰明，能引發你的思考。」像是生怕這會變成一場沒完沒了的對話，他生生截住了話茬兒。「你應該想想這個案子。」他說。
「我確實在想這個案子。」霍桑說了我一直期盼的開場白。我迫不及待地說：「我知道是誰幹的了。」
他用饒有興致的目光看著我，等著看我失敗。「是誰幹的？」他問我。
「艾倫·戈德溫。」我說。
他緩緩地點點頭，但並不是贊同我的說法。「他有充分的殺人動機，」他說，「但我們參加葬禮的時候他也在場。你認為他有時間穿過倫敦，趕到達米安的公寓嗎？」
「音樂聲剛響起，他就離開了公墓——如果不是他，還有誰會把音樂播放器放進棺材裡呢？你聽見他是怎麼和我們說的了吧。那是他夭折的兒子最喜歡的一首兒歌。」趁他還沒打斷我，我繼續說道，「這整件事一定和蒂莫西·戈德溫的案子有關。我們之所以坐上這趟列車，也是這個原因。事情很簡單，沒有其他人有動機殺死戴安娜·考珀。是那個清潔工，因為她從僱主那裡偷錢？還是雷蒙德·克魯尼斯，因為那部愚蠢的音樂劇？醒醒吧！我很驚訝，我們甚至還在為此爭論。」
「我沒有爭論。」霍桑鎮定自若地說。他權衡了一下我剛才說的話，卻遺憾地搖了搖頭。「事故發生時，達米安·考珀在家裡。他與那件事無關。那麼殺害他的動機是什麼？」
「這個我也想明白了。」我說，「假設開車的人不是戴安娜·考珀。瑪麗·奧布萊恩其實沒有看清她的臉，據我們所知，她的身份是通過註冊的車牌號確認的。」
「考珀太太去了警察局，她自首了。」
「她這麼做可能是為了保護達米安，他才是坐在方向盤後面的人！」我越是思考，就越覺得是這麼回事。「他是她兒子，名氣越來越大。也許他當時喝醉了，或是服用了可卡因之類的東西。她知道如果他被捕，事業就會毀於一旦，所以由她來背黑鍋。她為了逃脫制裁，編造出了忘戴眼鏡那一套說辭。」
「這個推論你沒有證據。」
「事實上，我有。」我打出了王牌，「你在跟雷蒙德·克魯尼斯聊天時，他提到和她共進午餐那天，也就是她被害當天，他看到她從車站出來。‘她在馬路那頭衝我招手。’這是他的原話。所以，如果她能在馬路對面看見他，就意味著她的視力非常好。沒戴眼鏡是她編造的謊言。」
霍桑向我露出一個罕見的微笑，笑容在他臉上一閃而過。「看得出，你一直在留心案情。」
「我一直在仔細聽。」我謹慎地說。
「問題是，她可能出站的時候一直戴著眼鏡。」霍桑繼續說道。他似乎發自內心地感到難過，就像推翻我的論斷讓他感到痛苦一般，「克魯尼斯沒再提供其他資訊。還有，如果開車的人不是她，為什麼她再也不開車了？她為什麼搬家？她似乎為一件沒做過的事表現得太難過了。」
「她可能是為達米安犯下的錯感到難過。而且，她是幫兇。不知怎的，艾倫·戈德溫發現了真相，所以殺死了他們兩個人。他們是同謀。」
火車加速前行。倫敦東部高樓林立的景象漸漸有了一抹綠意，時不時也能看到一片空地。
「你的理論我不能信服。」霍桑說，「事故發生後，警察也會檢查她的視力，總之，你忽略了很多細節。」
「比如？」
霍桑聳了聳肩，彷彿不想繼續這段對話。但緊接著，也許是出於對我的同情，他說道：「戴安娜·考珀去殯儀館的時候心情如何？還有，她到那裡之後最先看到的是什麼？」
「你說說看。」
「沒必要，老兄。你寫得亂七八糟的第一章裡提到過，你還給我看過。但我還想著，你會發現那才是最重要的線索。一切都取決於那條線索。」
我試圖讓自己站在她的角度，從公交車上下來，穿過人行道。顯而易見，最先映入眼簾的應該是那家殯儀館的名字：康沃利斯父子殯儀館，出現過不止一次，而是兩次。或者她最先看到的是停在午夜前一分鐘的那個鐘錶。可這和整件事有什麼關係呢？櫥窗裡有一本大理石書——任何一家殯儀館都能看到這種東西。還有她的心情如何？霍桑告訴我，考珀太太知道自己會死。有人威脅過她，可她沒有報警。為什麼不呢？
我油然而生一股怒火。
「天哪，霍桑，」我說，「你拽著我，穿越大半個英格蘭，來到海邊。你至少可以告訴我，我們來做什麼吧。」
「我告訴過你了，我們要去見那位法官。然後我們去事故現場看看。」
「所以你確實認為和那場事故有關。」
他微微一笑，玻璃窗裡映出他的臉。窗外，鄉村飛快地向後退去。「你要是按天計酬，一切都是相關的。」他說。
他將注意力重新放回到書本上，不再說話。
主持皇家檢控署起訴戴安娜·考珀的案件，最終傾向於後者的法官——奈傑爾·威斯頓住在坎特伯雷市中心。一側是大教堂，另一側是聖奧古斯丁大學。彷彿畢生投身於法律事業的他故意選擇生活在這片歷史和宗教氛圍濃厚的區域。古老的城牆，教堂的尖頂，騎腳踏車的傳教士。他的房子是一棟堅固的方形建築，比例勻稱，可以望見一片綠地。城市宜居，房屋舒適，一個男人愜意地生活在其中。
霍桑已經事先安排好上午十一點與他見面，我給計程車司機付錢時，威斯頓已經在門口等候我們。他看起來不像是一位退休的大法官，更像是一名音樂家，也許是指揮家：身材頎長單薄，手指修長，一頭銀髮，用好奇的目光打量著我們。他已經七十多歲了，隨著年齡的增長，身形日漸萎縮。他穿著厚實的羊毛衫和燈芯絨長褲，腳上穿了一雙拖鞋，沒換鞋。他眼窩凹陷，顴骨線條硬朗，目不轉睛地望著我們，就像在看櫃檯後的兩名店員。
「請進，希望你們旅途愉快。坐火車很累吧？」
我不禁疑惑，他為什麼表現得這麼和藹可親。我猜，霍桑應該沒有告訴他我們此行的目的。
我們跟著他走進門廳，地上鋪著厚地毯，家裡陳列著古董傢俱和昂貴的藝術品。我認出了埃裡克·吉爾的版畫。還有艾裡克·拉斐留斯的水彩畫——都是正品。他帶我們來到一間小巧的客廳，可以眺望窗外那片綠地。壁爐裡的火焰熊熊燃燒——是真的火。桌上已經擺好了咖啡和餅乾。
「很高興見到你，霍桑先生。」我們落座後，他開口說道，「你的名氣很大。俄羅斯大使館的那個案子，別茲魯科夫。案子破得真漂亮。」
霍桑提醒他：「他被無罪釋放了。」
「他的辯護很出色，在我看來，陪審團受到了誤導。毫無疑問，他有罪。你們要喝咖啡嗎？」
我沒想到法官聽過霍桑的名字，不禁好奇別茲魯科夫案是在他離職之前還是之後破的案子。這個名字聽起來不太可能是之前的案子。倫敦警察廳還和俄羅斯大使館打過交道嗎？
法官為我們三個倒了咖啡。我環顧四周，房間裡的一臺小型三角鋼琴吸引了我的目光，是博蘭斯勒牌的，鋼琴蓋上擺放著六個昂貴的相框。其中四個相框裡都是威斯頓和一個男人的合照。在一張照片中，他們穿著夏威夷風的襯衫和短褲，挽著胳膊。我毫不懷疑霍桑早就注意到了這些照片。
威斯頓問：「所以說，是什麼風把你吹到了坎特伯雷？」
霍桑解釋說：「我正在調查兩起謀殺案。戴安娜·考珀和她兒子的案子。」
「是的，我看到新聞了，真是可怕。你是倫敦警方的顧問。」
「是的，先生。」
「他們沒有放你走，非常明智！你認為迪爾的那場交通事故，還有那名不幸喪命的小孩，與這兩起謀殺案有某種關聯？」